走狗宣傳家
Running-Dog Propagandists
嘉央諾布 Jamyang Norbu
譯者：臺灣懸鈎子
回應我最近所寫的《赤腳專家》，有些讀者留言說，藏人不應該浪費精力在挑剔西方的專家與記者，而應該專注精神反擊中國的宣傳。表面上聽起來，是合理的要求，但也許並不瞭解中共宣傳如何影響外在世界的過程。想想中國最近對達賴喇嘛的咒駡：“披著袈裟的豺狼”、“人面獸心的惡魔”。西方沒有一個人會認真看待這種文革語言的罵法。北京的文宣産品裏，極大部份太過極端，如果沒有經過相當的加工與調整，刪除那些謾駡叫囂的文句，對於西方的公共輿論是不會有任何影響的。事實上，其效果可能會剛好相反。
從一開始，中共就已經瞭解到這個問題，並且努力拉攏西方左傾的記者與作家，如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洛依•艾黎(Rewi Alley)，以及其他人，好向世界呈現自己的版本與看法。而這種作法，就如同斯諾的《紅星照中國》所證明的，往往是很有效的。
我在本文中不會討論過去以西藏爲主題寫作的西方文宣作家。一本最近出版的書，華倫•史密斯的《中國的西藏？自治或同化》（他也是傑出的《西藏國家》（Tibetan Nation）的作者），對於中國文宣作家的作品，如安娜•路易絲•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伊斯雷爾•愛潑斯坦(Israel Epstein)，進行了廣泛的分析。在本書的網站上，他也對史都華與蘿瑪•葛德( Stuart and Roma Gelder)的書《及時雨》、韓素音的《拉薩：開放的城市》，以及中國政府官方版的西藏史——《中國的西藏的歷史地位》，等書作出詳細的評論。我打算在未來幾周內貼出我對這本新書的書評。
史密斯也處理了中國在西藏境內所進行的文宣工作，以及這些錯誤的資訊對於年輕一代藏人的影響如何。他還對文宣機構如西藏革命博物館，及其最惡名昭彰、竭盡捏造之能事的舊西藏社會之“惡”的展覽－－《農奴憤》提供了詳細的資料。華倫斯密斯的書裏，有一章專門討論中國的宣傳電影，特別是代表作《農奴》，這部片子在1963年由人民解放軍電影公司所拍攝。這一部毫不害臊、充滿種族歧視、貶低詆毀、惡毒捏造舊西藏的社會與文化的電影，對於中國觀衆如何形成他們對西藏與中國的角色，有重大的影響力。而這部電影也在中國各地與西藏放映。
中國培養出來的西藏文宣家，並不僅限於西方而已。亞洲次大陸也有其代表。來自斯里蘭卡，我們有雷特內•德斯普里亞•色那那亞克（Ratne Deshpriya Senanayake），一位左派的律師，曾經在60年代中葉在中國的導覽下旅遊西藏，寫作了《西藏的內幕》（Inside Story of Tibet）。書中專門描寫藏傳佛教的那一章，是典型中國文宣那種令人驚訝、卻總是成功蠱惑人心的學術作品。例如他完全捏造了一個故事，說明觀世音菩薩（藏語稱爲Chenrezig）的起源:“岡底斯山神秘的先知之一，也是贏得前佛教社會的西藏遊牧人尊敬的人，叫做Chen Rishi。藏語裏，Chen"代表著‘偉大’（嘉央諾布：絕對沒有這回事），‘Rishi’是梵文裏的聖人之意。因此Chen Rishi意謂著偉大的聖人。”色那那亞克還參觀了拉薩攻擊班禪喇嘛的展覽，然後他充滿熱忱地重述展覽中的各種詆毀，說班禪喇嘛是一個男扮女裝的戀童癖者，完全沒有丁點疑慮到這些罪名可能是假的。
接著，我們有了右翼的印度政治家與中國之友，斯瓦密(Subramniam Swamy)，《圍城中的印度人》的作者，這位也在過去造訪西藏，並且將遊說印度政府遣返達賴喇嘛與西藏難民回西藏，視爲自己非達成不可的任務。在八零與九零年代發表的文章裏，斯瓦密試圖說服印度領導階層與印度大衆，說西藏在政治與文化上（縱貫其整個歷史）都是中國不可分割之一部份，即使佛教本身，都不是從印度傳過去的，而是從中國傳到西藏的。
另外一個更加近代的印度籍文宣專家，是N. Ram，他非常有影響力的《印度報》的編輯，也在兩年前由中國向導的代理之下，遊歷西藏，並且在2007年出版了兩篇詳細的文章，其中他將達賴喇嘛比喻成伊朗的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認爲中共在西藏的統治是良善的，進步的，還預言在二十五年內（可能更短）中國就會將西藏改造成一個已開發的社會。藏人的電影導演，丹增索朗寫了一篇尖銳的反駁文《中國的印度公關家》(China's Indian Guy)，有效地分析，Ram不過是共産中國的宣傳家，也是一位“有用的白癡”，一個列寧加諸於“一廂情願的西方同情者，總是迫不及待地來到莫斯科，好報導‘蘇維埃天堂’的光榮者”的形容詞。
今年，中國的留美學生，由PRC的大使館領事館出錢雇巴士載著到舊金山進行反抗議、到紐約與其他地方示威，這些中國的反示威者散發傳單，“證明”西藏一直屬於中國，以及在中共入侵之前，西藏是一個殘酷與不人道的“奴隸社會”。而這些文件之中，被不斷引用來證明他們的說法的專家，就是美國的政治學學者，麥可•帕蘭提。
帕蘭提是美國極左派的殘餘物，類似六零年代舊左派的人物。他形容他自己是“進步的”，就好像藏傳佛徒追求“慈悲的”一樣。帕蘭提的網站這樣描寫自己：“本國最頂尖的進步政治分析家之一……進步運動人士與思想家中無人能出其右……等等。”他信奉列寧的銘言，認爲西方的民主制度不過是“布爾喬亞民主制”，是一種誤導人民相信他們自己自由、自治的騙局。自從八零年代末期以來，據說他明顯地修正了他的看法。他也強烈地認爲，西方對史達林種種清算異己的記載，都是誇大，他也像前託派，克裏斯多弗•希金斯（Christopher Hitchens）一樣，曾經攻擊特裏薩修女，說她是騙子、斂財的聖人。在一個更加奇怪的層次上，他攻擊美國對南斯拉夫內戰的介入，現在則是“國際保護米洛塞維奇委員會”的美國分部會長。
他主要反西藏的作品是《友善的封建主義：西藏迷思》，這篇文章他在2007年又再加長並且更新。文章一開頭就是他充滿戲劇性的說法：“在血染的宗教衝突的風景之中……”帕蘭提緊跟著抹黑歷史上的所有佛教社會，然後再特別針對西藏，尤其在後者之上，他反芻了中國的宣傳說法，從安娜•劉易斯•斯特朗、史都華與蘿瑪葛德那裏接受而來的，再引述湯姆•格朗菲與梅•戈爾斯坦的作品，裝出充滿學術的樣子。
他對於西藏令人不敢相信地一無所知，假如不是一整代的中國留美學生似乎都把他當成西藏專家的話，我們大可以對他一笑了之。他寫說忽必烈（1215-1294）創造出第一個“大喇嘛”或達賴喇嘛（1391-1474），然後一百年後，第三世的達賴喇嘛封自己爲“達賴”，並且決定“反溯”加封自己的兩位前任者爲達賴喇嘛。這種胡扯就好比說拿破侖聘任喬治華盛頓爲美國總統，然後一直到約翰亞當斯當選之時，其官銜才變成正式名稱－－或任何類似的垃圾。一篇比較深入對帕蘭提的批評，幾年前由喬舒亞•史雷所寫的《一個重復的謊言：極左派的謬誤西藏史》是很值得推薦的文章。
另外一個爲中國宣傳、又假裝自己瞭解西藏歷史的是紐約帝國學院的湯姆•格朗非(Tom Grunfeld)，《現代西藏的誕生》的作者。我曾經寫過一篇相當長的文章，詳細討論了他作爲毛思想信徒的背景，以及他缺乏背景知識的問題（比方說，他根本不會講、寫藏文或中文）。如果今日也出現一本類似的書，以黑人或猶太人爲物件，無疑會引起全球的公憤。湯姆•格朗非寫說西藏的婦女在嬰兒一出生後，就會舔他們的身體－－好像動物一樣。他繼續說明，藏人都很殘忍、肮髒、無知、染患梅毒（根據他的說法，90%的人口都罹患此病）、性行爲放蕩－－曾經有人觀察藏人在衆目睽睽下在屋頂上做愛。很明顯，這是打算將藏人描寫爲野蠻、次人、甚至像禽獸一樣，因此可以合理化中共在西藏的統治爲有必要又開化的一種作爲。
我曾經試著想要找到一個合適的形容詞或名詞，來描述這種反西藏的文宣專家，但藏語對描寫政治現象並不是一個特別豐富的語言。英文，就像奧韋爾所注意到的，比起歐洲左派（特別是蘇聯）的政治語言來說，也同樣地不足。美國人對此類事情也不擅長。在冷戰期間，他們想出來的名詞是這個沒什麽力道的"commie"，以及可悲的"chicom"來描寫中囯共產黨。就目前而言，對中國的擁護者與支持者，美國右翼可以想出來最大的侮辱之詞，不過是"panda hugger"（抱熊貓者）；這個只讓我想到我女兒睡覺時抱著玩偶的樣子。
而中文在特別用來羞辱與侮辱別人時，擁有豐富的詞彚與片語，其中有些在中共統治中國之前就已經在用了。例如，running-dog(走狗or 狗腿子)這個詞，意謂著一個沒有原則，以逢迎諂媚有權有勢、有時候甚至是邪惡的大人物的那一類人，在清朝以來就已經在使用了。任何人只要看看中共的中文報紙（我只有透過翻譯這樣作），就會發現它在官方文宣裏受到廣泛的使用，所以用一種“以牙還牙”的精神，也許給帕蘭提、格朗非與其他人賦予這個封號，是恰當的。簡稱就是"dog-prop"，仿蘇聯的"agit-prop"的形式（意謂專事散發官方文宣的人或組織），但這個簡稱聽起來不太夠力。
我也許應該區分走狗宣傳家與稍早討論過的赤腳專家。雖然我們也許不同意後者的寫法與觀點，但後者並非中共的文宣打手。事實上，赤腳專家們一開始都是西藏的支持者，但稍後因爲多種原因而遠離了，多種原因之中一個最重要的，也許是達賴喇嘛與西藏流亡政府的自殺式綏靖政策，讓人所産生的智識混亂與犬儒主義。
今年評論西藏三月事件主要的走狗宣傳家，是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的副教授，沙伯力（Barry Sautman）。似乎沙伯力專職的工作就是輕描淡寫中國在西藏與東土耳其斯坦（新疆）的壓迫。在西藏的情形裏，他最主要的論點就是，藏人所說的漢人文化壓迫現象，根本上是印度的流亡藏人誇張想象、還有西方媒體袍制出來的。即使是“文化滅絕”這個名詞，也是流亡藏人用來誹謗中國的“稻草人”。
他比帕蘭提更能有效地論證他的看法，而且還隨手抛出一堆統計數位與資料，讓他的對手沒辦法立刻回答。仔細檢查他的資料與資料，就會發現其來源相當可疑，他常常適他的論證需要，選擇性地呈現這些資料。例如，沙伯力告訴我們“西藏的學校，比起印度的藏語區更加推廣藏語－－在印度的拉達克，老師講課用的是烏爾都語，結果造成藏人高比例地退學，但印度沒有被國際指控，是一個對藏人進行文化滅絕的國家。”
沙伯力高明地省略不提的資料是拉達克（不像西藏）傳統上是佛教徒與穆斯林混居的地區，而使用烏爾都語教課，是蒙兀兒帝國的遺産，由英國人繼續，而且自從印度獨立以來，拉達克就屬於克什米爾，而這個地區，穆斯林占大多數。而且近年來，藏語教育在拉達克有復興現象，特別是自1995年以來，拉達克自治區發展議會形成以來，因爲此區的行政，如語言與教育，已經由民選的地方領袖開始處理。
沙伯力還挑戰將西藏描述爲中國的殖民地的說法。他說：“藏人的問題是典型少數民族在現代國家都會遭遇的現象。”他對東土耳其斯坦（新疆）亦持一樣的看法，反駁某些專家認爲此區是中國的“內部殖民地”的看法。他使用讓人莫測高深的學術語言，遮掩自己論點的暇疵，相當高明。例如他的這個句子：“（東土耳其斯坦）與PRC的關係，乃在於漢／少數民族的政治經濟互動，顯示了，這些內地殖民者的概念，不足以論定新疆就是中國的內部殖民地。”究竟什麽是“漢／少數民族的政治經濟互動”？以及“內地殖民者的概念”？
關於最近西藏所發生的事件，沙伯力已經發出嚴厲的譴責。他在一篇文章《西藏抗議與分裂主義：奧運與其他》(Protests in Tibet and Separatism: The Olympics and Beyond)裏，宣佈西藏抗議活動，“與過去數十年來，世界好幾個地方所發生的有許多人民參與的‘人民力量’運動，有所不同。這些抗議並不顯示國際媒體所指涉的藏人反漢情緒。而媒體估計參最高的藏人參與人數是兩萬人－－加拿大電視新聞網的北京分局主管史迪夫趙（Steve Chao）的估計，亦即每三百個藏人中，有一個人參與抗議。把這個數位跟1986年馬可士獨裁時代的抗議數位比一比：當時有三百萬人在抗議－－約是每十九位菲律賓人裏就有一位。”
注意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統計數位，媒體的估計值。唯一的陷阱在於，我們知道西藏發生事情時，根本沒有什麽媒體在藏區進行採訪，而最佳的估計值也只能是含糊的揣測。史迪夫趙當時到了安多（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縣）的博拉（鄉），他看到一群超過一千人的村民與牧人，有人騎在馬背上，有人徒步地來到鄉鎮中心。
“他們騎著馬或走路，翻過山嶺而來。有超過一千名藏人，從西藏邊界進入這個偏僻的小鎮。他們破壞了政府辦公室，而且雖然被摧淚瓦斯驅散，但還是想辦法拉下中國國旗，升起西藏旗幟……這種形式的抗議遍及藏地。人們，大部份都是藏人，要求自由。以及自己的國家。”
史迪夫趙有沒有寫過只有兩萬藏人加入遍及藏地的抗議活動？我不知道。我用Google查了“兩萬”這個估計值，我得到的只有沙伯力的文章，或者他引用史迪夫趙的說法，出現於許多左翼與反西藏的網站上。沒有一個是明確指出，史迪夫趙說了這樣的話的。無論如何，這種估計值是無意義的，在那種情形底下，猜兩萬跟猜十萬或百萬是一樣的。我們從趙先生在偏遠的博拉鄉的各種訪談裏，只得到一種印象：他目睹了一個戲劇化而且大型反對中囯共產黨的起義活動，他也瞭解到類似的情形“正在藏區各地重復著”。
沙伯力在這裏還使用了相當蘋果與橘子的比較法。西藏是一個被佔領的國家，完全由外來軍隊與警力所控制，而且還對國際媒體與外在世界封鎖。每個藏人都清楚瞭解，中國對抗議活動採取的報復手段將是殘酷而且嚴重的。而且沒有人事先料到，拉薩的最初的示威活動會造成藏地的起義與抗議，包括四川、甘肅與青海在內。考慮中國這幾十年來，對西藏地區在國家安全、情報收集以及控制系統的投資，此次事件的自發性、規模與廣泛性，完全出乎中國當局的意料之外。我不認爲北京政治局的人會滿足于沙伯力的說法，認爲這些事件只是小兒科，無足挂齒。
菲律賓人，雖然處於獨裁又腐敗的馬可士統治之下，比起共産中國而言，還是一個開放的社會，國內不僅有世界媒體、西方非政府組織，還有美國與其他國家政府的外交人員，他們可以相對自由地進行各種活動。沙伯力所提起的抗議活動，是因爲菲律賓當時已經舉行了總統大選，但媒體報導選舉之中出現舞弊的行爲，而這個消息散播開來，很快就促成抗議的活動。這個活動隨著日期的過去，而漸漸有愈來愈多人參加，甚至連樞機主教辛海棉，或者國防部長、副參謀總長都加入了抗議人群之中，這當然激發更多人的參與，因此人數非常可觀。西藏的起義完全是沒有領袖、自發又沒有經過計劃的，然而其發生地區的廣泛性，其統一的民族訊息（雪山獅子旗與獨立口號），還有經久不挫的持續力－－現在東藏地區仍然有抗議活動發生－－顯示藏人民族情感與革命精神強力的蘇醒。
沙伯力亦沒有一絲絲證據、引用文獻地宣稱，西藏青年大會與其他流亡團體，要對此次的示威活動負責，而他們是由美國國務院與美國國會的民主基金會所資助的。幾乎可以肯定的是，沙伯力的說法來自于威廉•恩達爾（William Engdahl），這位以911攻擊與全球暖化都是陰謀造成的看法聞名。恩達爾所寫的西藏文章，出現在四月十四日，他認爲西藏的事件是由美國政府所支援的組織，如美國國務院出資的，民主基金會、自由之家，還有喬治索羅斯所資助的立衆基金會。
沙伯力的結論是，“西藏的抗議活動沒有進步的面向……世界上有各種運動，其中被邊緣化的人民採取了反動、甚至種族歧視的路線，例如蓋達（al-Qaeda）組織，或者納綷的許多基層黨員皆是如此。”
藏人們，也許正在從事世界上最和平的“民族解放”運動，他們反抗的是巨無霸的極權政府，這個政府對於在幾個晚上之內屠殺千名自己的學生一點都不認爲有什麽；當這些藏人被指控爲反動人士、種族歧視份子，就像蓋達與納綷一樣時，所有的藏人們都必須瞭解到，他們不僅僅只是被不公平地批評，或者他們的議題被別人拿來談論，雖然是相當沒有同情心地，在一個自由與中立的討論區裏進行。不，他們必須瞭解到，他們被陷害了。在這個年代裏，被指控爲與蓋達有關，是非常不受歡迎的事情。只要問問關在關達那摩監獄裏的維吾爾自由鬥士就知道了。
重要的是，藏人的活動組織，如“西藏青年議會”，或“自由西藏學生運動”，不僅應該挑戰這種指控與抹黑，還應該把說這種話的人告上法庭。我不是個法律專家，但我想沙伯力說藏青會與其他團體從國務院與民主基金會拿錢，是清楚可以成立官司的。
在這個時代裏，某些比較極端的社會與組織，認爲發出死亡威脅、對批評者宣佈宗教裁判令(fatwa)是沒什麽的一件事，還常常不顧麻煩地將這些威脅與命令貫徹到底，藏人對這些不公平的批評者、評論家，甚至已證實爲中共的打手者，其回應必須平和理性、有節度、合法。然而，藏人必得回應。沒有人會反對藏人對那些對他的國家與主張散播惡毒謊言的人作出小心考慮而且合法的回應。如果這樣的批評是來自于某個學者或記者，我認爲藏人必須負起連絡該人所工作的組織的責任，向該組織說明他們的憂慮，並且針對該人的偏見、自以爲是的看法，或其資格的匱乏，提供正確的資訊。
藏人必須牢記在心的是，不僅是他們爲自由的奮鬥，甚至他們的歷史與文化－－每件對他們有意義的事－－都正在受到攻擊，攻擊者只能描述爲中共的宣傳者、支持者，這些學者與記者裝出一副中立、甚至關心的樣子；而且，在一兩個案例中（將來討論），這些人還自稱是慈善家，甚至是國家的領袖。
否定猶太人大屠殺（Holocaust denial）在十三個，大部份是歐洲的國家裏，是一種可以起訴的罪。無論我們是否認爲這樣的法律對言論自由有礙，或西藏所發生的事情是否像Holocaust，每個人都一定同意的是，假如沒有世界各地的猶太人組織與個人，在法庭上、在媒體中、論壇裏、學術圈，奮發又堅定的努力，那麽近代歐洲猶太人的悲劇史，很有可能會在多數國家被掃進地毯之下，包括美國與歐洲在內。
藏人必須以更有組織、更堅決的態度來反擊這種對於他們的主張與歷史的攻擊。我們也許可以從成立一個網站開始，而藏人大衆、支持者與友人們，可以經常性地瞭解到走狗宣傳家的活動，甚至有時候必要的話，赤腳專家的評語。我們自己的政治人物、喇嘛、學者與其他人，想安撫北京，好贏得簽證、在西藏內部作生意或者經營特定的計劃，有時候很不幸地也被說服，說出北京式的文宣說法。
今年西藏所發生的驚人革命事件之國際影響力，被外國的文宣打手、專家有效地中和，還被達蘭薩拉發出的各種令人混淆、瘋狂的自我毀滅的聲明與行動所消耗掉，還由國際聲援西藏運動給零售到西方去。那些相信讓贊（Rangzen，獨立）的人，一定要奪回西藏辯論的發言權，所以西藏內部人民的真正願望，可以清楚地呈現在世界之前。重要的是這些討論也必須有活力－－並且開放、誠實、參考了各方的資訊－－而且積極地招來藏人、與其他以西藏最佳利益爲念的人一起。
在我下結論之前，我認爲有必要讓讀者知悉這些七零年代以來的宣傳家與西藏“專家”的“根本上師”是誰。我稍早提過，大部份自稱爲“史學家”、“學者”的西藏專家，幾乎都是不會說也不會寫藏文的人，對西藏的歷史與文化瞭解也很粗淺。如果你讀他們的著作，就會注意到他們通常是互相引用，好像一種邪惡的小圈子一樣；另外他們還引用楊哈斯本事件之前的英國探險家的紀錄，這些人的作品，妖魔化西藏社會的程度，就好像現在共党文宣産品一樣，而且也是爲了同樣的理由－－讓他們暴力軍事入侵一個獨立的國家、和平的鄰國有一個合理的藉口。這些人沒有一位引述比較晚期、更加有成就的英國學者如休•理查德森（Hugh Richardson）或者阿勒斯泰•蘭伯（Alistair Lamb）。
但有一位學者，一位西藏專家，是所有的走狗宣傳家與赤腳專家從不失敗地引用，而他提供的資訊與觀察也給他們的作品貌似學術性與合法性外觀的，他就是西儲大學的人類學家，梅·戈爾斯坦（Melvyn Goldstein，又譯馬文·高斯坦）。戈爾斯坦的藏文說寫流利，而且還出版過好幾本語言書與字典，雖然很有用，不過卻隱藏了一種政治訊息，那就是西藏語言的現代化與復興，其功勞大體上乃由共産中國獨享。我在我的四篇系列文章《政治謊言與新西藏：中國的西藏現代化與西藏語言之迷思》裏，已經討論過他的這種看法。
北京似乎認爲戈爾斯坦是站在他們那邊的重要藏學專家。如果你去看中國政府的西藏白皮書，看看《西藏現代化之歷史必然性》（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of Tibet’s Modernization)這篇文章，優先引用的主要文獻就是戈爾斯坦《喇嘛王國的覆滅》（History of Modern Tibet: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這本書對於中國的宣傳家是非常重要的作品，因爲它不僅提供了中共入侵前，西藏及其政府組織的廣泛描述，對藏人嚴厲地譴責，還呈現出非常有說服力、經過仔細研究、真正學術之作的樣子。事實上到目前爲止，沒有一位藏人學者，流亡政府裏也沒有人，試圖挑戰這本著作。我已經開始進行對高史坦這本書的長篇分析，而我會在下個星期開始貼出兩篇系列文章出來。
戈爾斯坦也對西藏問題寫作了一篇重要的政策報告：《龍與雪獅：二十世紀的西藏問題》(The Dragon and the Snowlion: The Tibetan Question in the 20th Century)。在這份報告裏，他提出他解決西藏問題的最終對策，亦即中國應該保有西藏政治、軍事與經濟的控制權，但應該讓藏人在“文化保留地”上生存。這篇文章該出現在《西藏研究》時，一些藏人寫了憤怒的信到雜誌社去。我也寫了一篇分析，1992年的《暴行與失憶症》（Atrocity and Amnesia ）。我後來知悉，戈爾斯坦的報告對於美國國會決定遵循柯林頓的政策，把人權與對中國貿易脫勾、放棄最惠國待遇的限制，起著一些影響力。本來，西藏問題是最惠國待遇的討論重點。事實上1994年6月3日，就是美國對中國定下的截止期限：要改進西藏地區的人權，否則就會失掉最惠國待遇的貿易地位。因爲戈爾斯坦當時在西藏事務扮演的多重角色：語言專家、人類學家、歷史學家、甚至政治家，一些西方的學者開玩笑地稱他爲“西藏的梅”。
這份報告，現在以小冊的形式出現，仍然有能力損害西藏，最近還被紐約時報的紀思道引述，說它是“對西藏最佳的介紹文章”。在這本小冊子的幫助之下，紀思道下了一個結論，那就是現在西藏的情況如此糟糕，就是達賴喇嘛與中國的錯：而華府不應該支援西藏，即使是「象徵動作」也不應該作出。紀思道的五月十八日的文章，標題《受夠和平了》，似乎暗示藏人正在走上暴力之路。因此，支援西藏，美國人就會鼓勵，甚至贊助一種有潛力成爲極度危險的極端主義運動（例如阿富汗的塔利班？）。他以令人警惕觀察下了這個結論：“……以這種速度，香格里拉將會變成恐怖份子的滋生地。”
戈爾斯坦本人也在西藏最近的起義發生之後，寫了一封短而直接的信給紐時編輯。他是回應印地安那大學的史柏林教授（Elliot Sperling）所寫的Don't Know Much About Tibetan History一文，他在文中說，雖然問題很有爭議，西藏作爲一個獨立國家的歷史證據，比起中國聲稱自古擁有主權的論據，來得多得多。史柏林結尾乃是相當坦率的觀察：“在毛澤東的軍隊來到西藏，讓它變成中國的之前，西藏不是中國的。”
戈爾斯坦立刻以一封短信回復，說雖然西藏在1950年之前是個實質上獨立的國家，然而美國與英國都沒有認可其獨立地位。我甚至可以聽到戈爾斯坦在寫完這個句子後，低語"so there"的聲音。
戈爾斯坦在許多他所參加的會議與論壇裏，不停地企圖建立美國不承認西藏獨立的事實。他在2002年參與哈佛的研討會“冷戰與其在西藏的遺産”時這樣做了，還對會議中有人對於CIA秘密涉入康巴的反抗運動的興奮與浪漫之情大潑冷水。當然，戈爾斯坦說美國政府從來沒有承認西藏的獨立是對的，但他表達的方式，類似一種侮辱西藏自由奮鬥的方式，讓我有點生氣。我想辦法加入了我的評語，說戈爾斯坦的觀點太過美國中心；而沒有美國的祝福，世界上其他地方還是會發生各種事件；而西藏曾經在1912年沒有美國的認可與承認之下，還是變成了一個獨立的國家。
原文：http://www.jamyangnorbu.com/blog/2008/07/13/running-dog-propagandi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