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人行政中央駐台灣辦事處代表出席日本民團舉辦「紀念六四、劉曉波集會」 紀念活動
在六四天安門事件36周年、劉曉波獲頒諾貝爾和平獎15周年之際，日本民間團體於6月3日在東京眾議院第一議員會館舉辦「劉曉波是誰——八九・六四天安門事件36周年記念」。多位學者、人權行動者與少數民族代表齊聚，追思劉曉波的思想與行動，他們呼籲國際社會正視中國人權惡化的現況，並指出其壓迫行徑已威脅至台灣與日本。
主辦人之一、前眾議院議員牧野聖修致詞指出，1989年，中國青年在天安門廣場展現自由意志，曾激發全球的政治改革。他說，劉曉波當年站在學生一方，主張非暴力，事件後多次入獄，仍持續倡議改革，撰寫《零八憲章》，並於2010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中國共產黨不倒，這些問題就無解。不只是西藏、香港、台灣，也包括日本。我們不能再只靠決議案，要開始真正行動。」
中央大學教授及川淳子以與劉曉波夫婦的交流為引，簡述他對自由、非暴力與民間改革的堅持。她指出，劉曉波身為《零八憲章》起草人之一，長期主張法治與人權，並在2009年遭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11年，最終病逝於服刑中。她表示：「我們的責任，是拒絕遺忘、繼續閱讀，讓更多人理解他留下的思想。」
藏人行政中央駐台灣辦事處代表格桑堅參則指出：今天，我在這裡，懷著無限敬意與深沉的情感，紀念一位勇敢而溫柔的靈魂——劉曉波先生。
2010年，劉曉波在獄中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他無法親自領獎，他的椅子空著。但正是那把空椅子，成為當代中國歷史上最有力的象徵之一：在高牆之中，仍有人選擇以非暴力之心，捍衛普世價值；在極權壓迫下，仍有人堅守良知，拒絕仇恨。
作為一位藏人，作為一位致力於促進宗教自由與民族尊嚴的實踐者，我深深理解劉曉波先生那句著名的話語所蘊含的勇氣。他在《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中說：
很多人批評他太軟弱，太理想化。他在面對殘酷的政治現實時，竟然還講「慈悲」、「寬容」、「和解」。但我認為，這不是懦弱，而是一種來自於更深層精神信仰的力量。他所講的「我沒有敵人」，正是佛教裡我們所珍視的慈悲心——即便面對傷害我們的人，也願意超越報復的本能，選擇理解、選擇寬恕。
這與尊者達賴喇嘛的理念完全契合。尊者曾說：「慈悲是世界和平的基礎。」尊者多年以來從未放棄對話、從未放棄非暴力，即使西藏人民經歷過無數苦難。劉曉波與尊者一樣，是這個世界上少有的，真正以「寬恕」為解決爭端的人。
我常常想到南非的例子。當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從獄中走出來，當選為南非第一位黑人總統時，他做了一個震撼世界的舉動——他邀請了當年在獄中看守他的一位白人獄卒作為他的貴賓出席總統就職典禮。這不只是個人層面的寬恕，那是整個南非民族之間的寬恕，那是以行動化解歷史仇恨的勇氣。
曼德拉與屠圖主教在南非推動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不是要懲罰過去的白人，而是要讓真相浮現，在真相中產生理解，在理解中尋求民族的和解。這種精神，正是我們在當代多民族國家中最需要的價值。
而今天，我們看見的中國社會，卻仍充斥著仇恨與對立。中共政權多年來有系統地播下恐懼與仇恨的種子，對於異議者的打壓、對少數民族的污名化、對西藏、新疆、香港的壓迫，都是在塑造「敵人」的幻象，以鞏固政權。但劉曉波在這樣的環境裡，提出「我沒有敵人」，這是多麼逆流而上的勇氣啊！
他在《零八憲章》中也明確提出：中國若要實現真正的現代化與民主，就必須保障各民族的自治權與文化尊嚴。他關心的不只是漢人的自由，而是包括藏人、維吾爾人、蒙古人等在內的整個國家的共同命運。他不主張分裂，也不主張暴力，而是主張一個真正尊重多元、以法治為本的中國。
因此，我們紀念劉曉波，不僅是紀念一位獲獎的學者或異議分子，更是在提醒我們：真正的自由之路，是以慈悲與寬容為基石的政治道德；真正的民族解放，不是以仇恨報仇恨，而是以理解化解歷史的創傷。
西藏的未來也如此。我們藏人不是為了報復過去的傷害而爭取自由，而是希望所有民族能在互相尊重與對話中共存。我們不希望漢人永遠處於罪惡感之中，而是希望他們與我們一起面對歷史、承擔責任，然後一起走向和解與和平。
劉曉波先生一生的選擇，正是這樣一條路。他為此坐牢多年，最終失去生命，甚至無法自由地死去。他的骨灰被撒入大海，連一個墓碑都不允許存在。但他的精神，早已成為我們所有人內心中的不朽豐碑。
最後，我願以達賴喇嘛尊者的話作為結語：「真正的和平不只是沒有暴力，而是內心的慈悲與智慧。」劉曉波先生用他的生命實踐了這一點。他是中國的良知，是藏人心中的朋友，是和平與和解的見證者。
願我們都能繼承他與曼德拉們走過的那條路，用慈悲克服仇恨，用對話取代對立，為下一代鋪設一條真正自由與尊嚴之路。謝謝大家
活動最後舉行燭光悼念儀式，與會者手持燭火低頭默哀，悼念劉曉波與六四死難者，並呼籲國際社會正視中國專制體制對亞洲民主的全面壓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