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與流亡之間的鴻溝

最近有兩篇關於西藏暴動的文章，主旨都是想要證明藏區三月的暴動，都是由外國煽風點火而造成的。結果是，這兩篇文章都大量地出現在中國官方的新聞媒體裏，包括CCTV，以及網路上。這個插曲告訴我們，中國政府如何努力想要影響國內與國際對於西藏衝突的觀感，還有中國人如何誤解了西藏內部與流亡者之間的連繫性質。第一篇文章由一個加拿大的網站，全球研究（Global Research）所發表，由一位以美國為基地的作家，威廉?恩達爾（William Engdahl）所寫，這一位以911與全球暖化都是美國政府的陰謀的看法而出名。他在該文裏，引用了公開可得的資訊，提出美國民主基金會（US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簡稱NED）補助的一些西藏流亡團體，作為最近西藏所發生的事件都是美國政府支持的組織所策動的論據。(註1)同樣的論證，被有名的記者程翔，一字一句地重述，並且發表於整個中文媒體界裏，程先生沒有提出新證據，也沒有加上自己的研究。兩位作者都認為美國政府採用了一種陰謀，想要顛覆中國，所以就用煽動西藏的暴力，來達到此種目的。兩位都指出，一些與西藏有關的非政府組織就是始作俑者，而他們都得到NED的援助。然而這兩篇文章都沒有說明，這個陰謀是什麼；也沒有提供證據，證明此陰謀真的存在；而他們也未能指出，除了收到補助外，這些非政府組織與該陰謀有關的證據何在。任何熟悉這些組織、也認識目前西藏的人，都能夠證明，這些指控都是太過簡化的論證，是「以聯想定罪」（guilt by association）的謬論來作為根據的。（註2）更進一步的問題是，這兩位作者都沒有解釋，也沒有說明，這些非政府組織在作什麼事，以及它們如何運作。例如，其中一個被兩個作者點名的，就是以紐約為基地的利眾基金會（Trace Foundaton），這個基金會在西藏的工作是教育、發展與健保。這是一個得到中國政府正式認可以許多非政府組織之一，而且也沒有任何紀錄可以證明，它曾經從事任何可以被誤解為反華的活動。中國政府經常性地舉行對這些非政府組織的詳細調查，假如真有此類情事，中國政府一定會大大公布。事實上，利眾基金會比起其他在中國內部活動的NGO，更加謹慎地使自己遠離任何政府團體與政治活動，而這就是它為什麼可以在中國運作這麼長達數十年的原因。利眾基金會在此面向上是如此注意，以致於一些親西藏的遊說團體，還有一些流亡人士，過去都指控它太過支持中國，因為它拒絕涉入流亡政治，也明確地接受中國統治，並且在中國的系統內部運作。如果利眾基金會有任何涉入西藏政治與暴動之一丁點證據，這兩位作者應該會肯定地告訴我們。然而，他們唯一的證據，就是告訴我們，利眾基金會的創立人，與金融慈善家喬治索羅斯有親屬關係，而後者公開在各個不同的國家支持民主化的計畫。恩達爾的論證，程先生又加以重覆的，只是含沙射影；唯一的關連，只在他們心中建立。在他們的想法之後，以及中國政府的想法裏頭（他們聲稱西藏的暴動是由外人所煽動，而這些外人的範圍，廣及CIA到達賴喇嘛），乃是認為流亡西藏團體涉入了西藏內部的政治活動的假設。這種假設，乃是預先認為，印度與西藏之間，有資訊的自由交流。然而，這一點，卻是相當有限的。為了充份建立起流亡團體與西藏內部事件的關連，或者西藏內部事件與西方利益的關連，我們有必要瞭解這些團體的文化與社會背景。也必須瞭解印度與海外的藏人組成與其性質。印度的難民已經發展出自己的意識形態，並且形成了一種民族主義的情感，以致於認為他們自己就是西藏、與西藏人民的捍衛者。在某些情況裏，這種觀念甚至已經變成，他們認為自已就是所有藏人的真代表，而認為身處藏地的藏人只是被動、受壓迫的受難者而已。這通常會造成他們對於身處西藏的藏人有一種保護的態度。結果是，西藏內的藏人與西藏外的藏人之間，存在著鉅大的文化與社會鴻溝。這種分別有點類似於大陸的中國人與，例如，那些從台灣或香港來的中國人。例如，西藏內部的藏人，對於中國式的流行歌曲很能接受，然而印度的藏人卻鍾情於寶萊塢（Bollywood）。即使這兩個團體的人，在西方的中立地區見面了，也很少有任何交流。我常常必須在同一個晚上參加兩個宴會，一個是由流亡很久的藏人所主辦，另外一個則是由西藏剛來的團體所舉辦，因為這兩者對於播放什麼音樂都沒辦法達成共識。例如，1990年代最紅的西藏流行歌手，大東（Dadon Dawadolma），從拉薩叛逃到印度，卻很難過地發現沒有人想聽她的音樂。她在印度沒沒無名，而流亡藏人則指控她唱的歌太過中國式。兩個團體之間的鴻溝也許只是文化的，但對於實際的政治交流，已形成重大的障礙。不是秘密的是，印度與其他地方的西藏組織都收到NED與其他西方組織的補助；恩達爾先生的資訊只是從NED的網站上取得的。這幾乎稱不上什麼兇器。而且就算是民主基金會給予流亡西藏團體補助，也不能證明這些錢就是用在西藏。從西方獲得補助的流亡組織，只在印度內部運作，他們將活動投射到西藏的能力是零。陰謀理論專家假設印度與西藏的藏人可以自由交換理念與人員，但卻沒有這樣的交流。印度的藏人想要旅行到西藏，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因為中國政府堅持，想要旅行到自己家鄉的藏人，一定要使用中國的旅行文件。即使是擁有外國護照的人，如我自己，要得到進入中國的簽證，也很困難，特別是假如希望旅行到中藏地區，亦即現在的西藏自治區。西藏青年議會，被中國貼標籤為恐怖份子團體，是印度最大的藏人社會與政治機構。而參加的人，完全都是在印度出生的藏人，而他們的政治策略，受到印度政治文化的影響。這本身並不是壞事，印度的政治系統有長期的抗議傳統，而印度人只有自由受到一點點侵害，就會走上街頭遊行。藏青會也認為抗議就是政治的基本面。因為他們沒辦法在西藏內部抗議，所以就在德里、紐約與巴黎街頭抗議。這就是他們能力所能及的地方：藏青會的領袖發表演講，然後作一些有爭議的主張，但他們毫無能力將他們的話語投射成在西藏內部的行動。唯一可以說還跟西藏內部有所聯繫的組織叫做9-10-3（Guchusum）。這個團體的名字，是由自從1980年代晚期開始，拉薩地區發生的主要抗議活動的日期所組成，而這個組織是由曾經參與這些事件，以及因為參與這些事件而被囚禁的人所組成的。因為他們都是相對較晚才從西藏逃出來的，所以在西藏內部還有一些家人與社會網路。然而，這個團體人數很少，而且主要的功能是為這些前政治犯與剛從西藏逃出來的人，提供福利與支持。除此之外，沒有流亡團體與西藏內部有什麼聯繫。這並不是說，在西藏內部的人不知道流亡者的觀點與活動。美國過去採取的一個方案，對西藏的藏人有重大的影響的，就是在1991年在美國之音裏建立藏語廣播服務，也在1996年在自由亞洲電台裏建立同樣的服務。然而，這些廣播本身並不是什麼秘密活動，也不從事暴動的連繫工作；這些廣播服務只提供新聞與意見的來源，在一個只有單一新聞來源的社會裏，提供另外的選擇。但除了廣播之外，如果你想尋找流亡團體與西藏內部事件的關連性，你不應該從西方式的NGO裏去尋求，不管這些組織是否與藏人有關。確實是有聯繫，但不是外界所設想的那樣。這是一個由民族中心主義所製造出來的問題：你只能想像，將自己所曾經歷的組織經驗，投射於藏人的政治活動之上。然而西藏的政治主張，主要是置於傳統的文化空間裏，亦即在佛寺與宗教裏。這不是在暗示，西藏的政治，是某種基本教義，像塔利班似的運動；它傳統的地方，不在於其內容，而在於其流通的管道。點燃西藏最近的暴動與抗議各種因素裏，最顯著的是199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犯下的大錯，有關於選擇第十世班禪喇嘛的。中國共產黨，不管西藏人民的願望，也不顧西藏的傳統，強制執行、自導自演了自己的靈童選擇過程。結果就是，黨突然發現自己處於一個絕大多數藏人、甚至中國的藏傳佛教徒都反對的位置上。黨甚至想辦法讓所有的佛寺都反對這種做法，連那些本來支持政府的寺院都反對了。班禪喇嘛所駐蹕，西藏第二大城日喀則市的札什倫布寺，也拒絕接受這個靈童，而沒有一位喇嘛或寺院同意收容這個小孩。這可憐的小孩變成無家可歸，只能待在北京的宮殿裏。不管藏人對於人權或獨立的看法與感覺如何，對於班禪喇嘛一事上，大家都有高度的共識：黨錯了。黨的反應就是宣布加強愛國教育，以及在寺院裏進行反達賴喇嘛的運動。這些運動要求寺院與僧人譴責達賴喇嘛，並且製造了一種根深蒂固，讓黨絕對無法獲得民心的情況。這一點是沒有一位僧人或喇嘛願意妥協的。到了1990年代末期，各大佛寺發現自己處於危機：在一方面，黨早已開始介入寺院的空間；另一方面，許多年老的喇嘛去逝。最年老的喇嘛如噶瑪巴、塔爾寺的阿嘉仁波切（Argya Rinpoche）逃到國外，而資深喇嘛的缺席，造成西藏的領袖真空狀態。在過去，這些資深的喇嘛通常可以扮演調人的角色，他們的溫和聲音，很能夠鎮定僧人與社區，也往往受到黨的利用。黨對於這些資深喇嘛逃亡的最初反應，是尷尬。然而長期下來，黨開始認為他們離開是件好事，是一個摧毀西藏境內傳統權威的大好機會。官員們認為，既然這些喇嘛已經逃出國了，這樣一來就可以更加容易控制西藏：就好像流亡紐約或巴黎的中國異議份子一樣，只要他們一離開，其重要性就會消失，也不能夠在家鄉造成任何禍害了。然而黨未能明白的是，這些喇嘛與異見份子大不相同。只要這些喇嘛留在哪裏，他所屬的寺院與忠實信徒，就會繼續聽他講話，將他看成是他們的領袖。] 還有，西藏內部的藏人對於藏人的共黨官員非常生氣。藏人並不把現在的藏人黨員幹部看成領袖，在西藏自治區特別如此。這些藏人官員無法提供安定的力量，也不能作為政府與人民之間的橋樑。對他們最好的看法，就是他們很投機，最差的看法，就是他們是奸細。即使是共黨官員自己都認為處於非常不舒服的地方。一位西藏官員有一次告訴我，有一群西藏黨員們一起看有關於二次大戰中，國民黨的漢奸如何與日本人勾結的戲劇。結果大家都覺得非常不舒服，顯然他們都把自己看成電影上的角色。喇嘛逃走、流亡，造成出人意外的後果。1980年代到1990年代早期，西藏內部的親獨立抗議，並未擴散到拉薩以外的地方，因為大部份的喇嘛態度都模稜兩可，而且使用他們的影響力來使信眾平靜。今年，幾乎有發生抗議的地方，都是當地的資深喇嘛已經逃離西藏、現在住在印度的地方。就是因為這些資深喇嘛來到印度，才造成了西藏內部與印度藏人的連繫。到了公元2000年早期，越來越多青海與四川藏區的人開始旅行到印度來。如果你看看來到印度的藏人數字，還有他們從哪裏來的資料，你就會發現，在1980與1990年代，他們大部份都是從西藏自治區來的，然而在過去十年裏，來到印度的藏人，都是從東藏來的，也是最近許多抗議發生的地方。這或許可以部份解釋為，因為西藏自治區與東藏各省的政策不同、管制嚴密寬鬆有別，但這只是部份的解釋。大部份來印度的藏人，都是因為他們的當地喇嘛在印度，所以他們必須去那裏才能獲得宗教的教育以及啟發。藏傳佛教非常複雜，所以其修行以及知識的傳遞並不像是研讀一本書那樣簡單。知識的傳遞，是深植於第一個使徒從釋迦牟尼那裏聽到啟示，然後不中斷地將這些教誨傳承下來的概念裏，所以假如這種傳承不能顯示的話，其弘法就沒有任何合法性。離開西藏的喇嘛，已經在印度建立了佛寺，而且不論他們到哪裏，該處就被視為該喇嘛的駐蹕所。因此，西藏的所有佛寺都向外面尋求領導，也向外尋求宗教教誨。自從1980年代以來，從西藏內部的古老佛寺來的人，到新設立的印度佛寺來聽取上師的弘法，是常常發生的事情。而且兩者之間也透過電話天天溝通，而且也有僧人在印度修習了幾年後，再回到西藏的例子。同樣地，西藏的僧人也有人來印度接受教育，因為西藏只有極少數的喇嘛可以傳授知識，提供宗教認證。就是在這個傳統的場面裏，你可以發現印度的藏人與中國內部的藏人的連繫。在寺院社區裏，印度與西藏的出家人之間沒有什麼分別；他們有許多共同點，而且不管人在印度還是哪裏，都覺得很自在。然而世俗的年輕人則常常吵架，也不喜歡對方，因為兩者在政治、音樂、甚至其他每件事上都有不同的口味。然而佛寺裏沒有這樣的不同。這種人員與理念的交流，是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在任何情形底下，印度的母寺與喇嘛，都沒辦法命令西藏的僧人進行抗議活動，即使他們有這樣的願望，這種決定只有在當地的僧人可以做出決定。西藏的僧人也許會將印度的喇嘛視為自己的領袖，然而他們也都不是笨蛋，很清楚知道當地的情況，並且自行作出決定。而這些佛寺，都沒有從美國民主基金會或其他西方政府，收到一分一毫的捐款。事實上，最近這幾年，對於藏傳佛教最主要、最慷慨的支持者，都是來自香港、台灣、馬來西亞、新加坡的華人社團。這些華人施主不會跟寺院要求看預算書或帳本；他們只是拿出大筆的布施，就好像一般的信眾一樣。而陰謀論者假設西藏所擁有的跨國政治與經濟影響力，事實上，並不指向流亡人士，也不是西方人，更不是從事地區發展的NGO，而是指向華人的信徒。如果陰謀理論家想要跟隨著金錢的流向，找出陰謀的源頭，那麼他們必須將之看成是國民黨的陰謀，而不是西方的陰謀。他們將會學會更多，如果他們下工夫研究西藏的政治史，以及政策如何失敗的歷史，並且與真正身在西藏的藏人交談，而不是描繪出一幅西方政治勢力的幻想圖出來。
茨仁夏加，是《雪域巨龍》（Dragon in the Land of the Snow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的作者，也是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宗教與當代社會研究所的教授。 --------------------------- 註1：恩達爾的這篇文章標題是："Risky Geopolitical Game: Washington Plays 'Tibet Roulett' with China"，請注意在他自己的部落格上，這篇文章已經被收回，還有通告：Please note that Engdahl has retracted his article on Tibet because he put forth incorrect and inaccurate statements in it. （因為他的說法並不正確）。而廣見於中文網站的中文標題是：「“西藏輪盤賭”：鋌而走險的地緣政治把戲」。沒有見到哪一個轉貼人把該通告再貼出來昭告大家。註2：guilt by association是一種邏輯論證的錯誤。舉兩個例子，1)希特勒是素食者，希特勒是惡魔，因此素食者都是惡魔。2)所有的狗都有四條腿，我的貓也有四條腿，因此我的貓是一隻狗。
The Gulf Between Tibet and Its Exiles May 07, 2008 by Tsering Shakya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Hong Kong) May 2008

資料來源：茨仁夏加

2008-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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