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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時事評論

死亡統計The Body Count

作者作者:艾略特•史伯嶺




唯色注:這是一篇相當重要的文章。對於歷史;對於圖伯特(西藏);也對於中國。當然,更對於人性(這話尤其要對某些刻意罔顧事實、被大屠殺兇手改變人性的所謂學者大聲強調)。感謝真正的學者Elliot Sperling,感謝譯者更桑東智。需要說明的是,我在從譯者的網站「說,還是不說?」轉載這篇譯文時,也添加了兩個註解,見符號為【】內的註解,為的是便於閱讀中的理解。另外,文章中的黑體字部分,為我添加。讀到最後一段的最後一行「後來,在1958年,在他24歲的年紀上,一切戛然而止。他死了」,悲憤難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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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略特•史伯嶺:死亡統計The Body Count
作者:艾略特•史伯嶺(ElliotSperling)
譯者:更桑東智(@johnlee1021)
發表時間:2012年09月14日
原文網址:讓贊聯盟網站(http://www.rangzen.net/2012/09/14/the-body-count-2/)


人們通常用十個數間隔的整數來組織記憶。但不知何故,對於死亡數字,如果不是整數,如果結尾的數字不是零,反而更容易讓人銘記……在特雷布林卡(Treblinka)喪生的人數780,863或許容易讓人想起:末尾的數字3或許就是塔瑪拉(Tamara)和伊塔•維倫伯格(Itta Willenberg),在被毒氣致死後,他們的衣服還緊緊纏繞在一起;或許還有露絲•多芙曼(Ruth Dorfman),在走進毒氣室前,她還能和為她剪掉頭髮的男人一起痛哭……在1940年,被蘇聯內務部(NKVD)槍殺的21,892名波蘭戰俘都正值壯年。末尾的數字2或許就是杜別斯瓦•雅庫布維茨(DobiesławJakubowicz),一位對女兒魂牽夢縈的父親;或許就是亞當•索羅斯基(Adam Solski),一位在子彈射進頭顱的當天還在日記中描寫自己婚戒的丈夫。納粹和蘇聯政府把活生生的人變成了數字,對於這些數字,有些我們只能通過估計和猜測去追想,而有些則能夠相當精確地還原。作為學者,我們有責任追尋這些數字並進行分析思考;作為人道主義者,我們有責任將這些數字還原為人物。如果我們不能這樣做,那麼希特勒和斯達林改變的就不僅僅是這個世界,還改變了我們的人性。——提摩西•斯奈德《血色大地》(Timothy Snyder, Bloodlands)[譯註1]

這一段來自《血色大地》結尾部分的文字值得我們銘記在心——這些文字有助於我們抵禦一種玩世不恭的觀點的誘惑(這種觀點據說是源自斯達林):一個人的死亡或許是一個悲劇,而一百萬人的死亡則只是一個統計數字。讓人啼笑皆非的是,在那些關心現代圖伯特【西藏】命運的人士中,這樣的觀點有時似乎要比人們想像的更有市場。這或許是因為,人們一直以來引用的都是圖伯特政治領袖們在上世紀80年代採用的數據——在二三十年(這也是一個四捨五入得到的整數,而具體的年數則很少有人提及)的時間裡,有120萬博巴【藏人】死於非命。這是一個具有麻痺性並且被廣泛接受的數據,儘管這個數據是以相當不可靠和道聽途說的方法為基礎獲得的。事實上,除了那些對情況一無所知的圖伯特事業的狂熱支持者,幾乎沒有人認為這個數據具有可靠的證據資料。更多客觀的研究者(包括很多圖伯特事業的堅定不移的同情者)一直拒絕接受這個數據。120萬這個數字主要是來自從1979年起從達蘭薩拉派往圖伯特的訪問代表團,尤其是其中第一個代表團所做的估算,以及對流亡博巴的訪談。在訪問團成員中沒有任何人曾經受到過人口統計學訓練;更為重要的是,即便具備所有的條件,在一個國家計算活著的人口都困難重重,更不用說在渠道和手段極為有限的情況下,要準確計算一個國家過去幾十年時間裡死者的人數——無論是否受過必要的專業訓練——很明顯是天方夜譚。

我說這些並非是為了低估發生在圖伯特的屠殺(我們無需為曾經發生的事情選擇委婉的詞語)的殘酷程度,只是為了說明任何人都不能在沒有認真建立證據基礎的條件下得到一個可靠數據。如此作為只會將百萬人的死亡濃縮成一個簡單的統計數據。那麼120萬這個數字是否應該就此被置之不理?是的。這並非由於在圖伯特高原上未曾發生聳人聽聞的事件,而是由於這個數據本身缺乏可靠的基礎。在大約1950年到1975年期間,圖伯特是否存在群體死亡事件是一個無需爭論的問題。但是否是120萬?這個問題到目前為止還無法回答。在這一點上,我的觀點是即便實際死亡數字或許會遠遠低於這個數字,但依然會相當驚人。由於無法自由獲得中國方面的紀錄,精確的死亡數字也因此不得而知。但是發生大屠殺的事實應該是毋庸置疑的。

發生在圖伯特的集體死亡事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極少被提及,至少在官方層面一直如此,而且即使提到也只是為了否認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件。在許多年裡,人們在流亡政府的官方報告中也很少見到相關記載,或許這部分是由於(中國)統戰部所下達的一道禁令:博巴不許做任何讓中國政府難堪的事情(隨著時間推移,我們現在知道這道禁令是統戰部直接對洛地•嘉日[LodiGyari][譯註2]下達的,最終由達賴喇嘛正式宣布)。這中間所包含的(對中國政府的)奴顏婢膝的程度著實發人深省。然而,歷史留下的蛛絲馬跡並不總能符合政治領袖們的意願。

就在幾個月前,今年的五月份,現在「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的囊謙縣(該縣在歷史上曾經是上部康區古老的囊謙王國的一部分),當時正在為一個新的建築項目做開工準備。玉樹州也發生了數起自焚事件。在過去幾年裡,圖伯特各地和流亡社會一再出現這樣的自焚抗議行動。當人們為了建一座新的建築開挖地基時,一些意想不到的讓人毛骨悚然的東西突然展現在人們眼前——土層下出現了很多人的遺骸。據說,數量相當大。

過往的一切用這樣的亂葬坑發出自己的吶喊,過往的一切不會在乎中國政府是否感覺難堪。

在玉樹州的另一個地方,巴塘(Dpal-thang,此處巴塘為玉樹縣南部的巴塘鄉,不是四川甘孜州的巴塘縣——譯者註)附近的草原上,更多同樣的情形出現在一個房屋建設項目的開工現場:三處滿是人類遺骸的亂葬坑。據講,在這些亂葬坑裡有些遺物還沒有完全腐爛。坑中還有一些遇害者被扔進坑時所穿的衣服的殘片:有俗人的衣服也有僧人的袈裟。有些死者的長發還歷歷在目。一些老者說,這些亂葬坑也是1958年留下的,後來在1960年左右死於飢荒的一些屍體也被埋在這裡。當地動用了數輛卡車才將這些遺骨運走。

20世紀的世界從來不缺乏這樣的亂葬坑:巴比雅(BabiYar)、卡廷(Katyn)、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我們可以列出長長的一份名單。有差不多七十年的時間,每一個新的亂葬場的發現還總能引發人們對殘暴、罪惡、人類的弱點、怨恨以及極權主義等等的更多反思。人們一直在討論必須忠實地記錄20世紀的血腥歷史並以此教育後代,寄希望於他們了解過去發生的事情從而降低悲劇重演的可能性。但即便在這樣的討論中,也明顯有範圍相當廣泛的人存在一種心照不宣的認知——不要拿中國的過去,尤其不要拿中國過去在圖伯特的所作所為去惹惱中國。或許正如某些人所想像的那樣,尤其對於那些似乎對自由主義思想的毒害「嚴陣以待」的中國人而言揭露歷史事實是一件有害無益的事情,而且也不會引起太多關注。而事實上,讓中國人以「躲進小樓成一統,不管春夏與秋冬」的方式繼續生活在既有的政治文化里,從而讓他們繼續頂禮膜拜20世紀最大的大屠殺兇手似乎也是一件合乎禮節的事情。

基於這樣的觀點,出現任何掩蓋和否認在圖伯特曾經發生的大屠殺的行為便也不足為奇了。於是,對於在幾十年裡拒絕公開在圖伯特所作所為(更不用說那些可能涉及暴行的有關記錄)的中國政府不僅沒有進行嚴厲的批評或譴責,甚至還出現了某種或可以稱為「中國式赦免」的縱容:中國在圖伯特所做的一切類似於某種自然現象,根本無需經受任何道德評判。而需要接受評判的只是其他一些因素,這其中可能包括選擇性地使用公開的(甚至是值得質疑的)中國政府統計數據,以及將圖伯特地區的人口減少大部分(如果不是絕大部分的話)歸因於人口遷移和流亡。還有一種普遍的、不思進取的抵觸情緒:來自流亡政府的記錄是誇張而不可信的。不是去追尋誇張背後的真相,而是簡單地把這樣的誇張作為理由用來否認流亡博巴所提供的證據。因而便出現了下面這樣的文字(出自沙伯力[譯註3]筆下):「(120萬)這個數字既非來自目擊者的記述也非取自中國的官方統計數字,而流亡者的報告則時常為了取悅於流亡政府而歪曲事實。」好了,這段話至少暗示了在這個問題上確實存在中國官方記錄。而浮光掠影的讀者或許不會完全理解沙伯力文字中所包含的批評並非指向中國對有關資料的封鎖而是指責博巴沒有利用這些官方記載,而這些資料是圖伯特方面和任何嚴肅的研究者都無法獲得的。這是一種精神分裂症式的觀點:首先是對流亡社會的任何記述都不予理會,因為這些記述都是「歪曲事實」的;在這樣做了之後又說圖伯特方面沒有任何「目擊者」證詞……當然,嚴肅的研究者對於120萬這個數字的不可靠性是不存在真正的爭議的: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早在1988年就認為這個數字無法核實。但是,這不同於(沙伯力之流)對中國統治圖伯特的頭幾十年發生大屠殺的事實視而不見。

納倉怒羅(Nag-tshang Nu-blo)於2008年在達蘭薩拉出版的回憶錄[譯註4]似乎也屬於上文中所描述的那種遭人輕視的記述。回憶錄的一些章節中,作者描寫了1958這個毀滅之年在玉樹地區(上文中的照片便來自這一地區)所看到的一切,他的父親在這一年被殺害,而他自己也在這一年淪為階下之囚。人們可以想像,諸如沙伯力之流(在這個問題上當然還包括譚•戈倫夫[譯註5])一定會將這些文字視為典型的流亡者的誇大其辭:

我們騎著馬沿河走著,開始聞到一些腐爛的味道……過了不久便看到河兩岸散佈著死者的屍體。他們赤身裸體,渾身紫黑……我已經不再對死屍感到恐懼。再往前走,有很多孩子的屍體,還有的是母親和孩子抱在一起。在那一片地方總共大概有二十六七具屍體。從頭髮上可以看出死者多數是女人和孩子……在山坡上有一高一低兩個架子……父親和洛曲(Lochu)坐在那個高架子上。我們到達那裡時,每人都念叨著「哦,護法神作證!」大家都被眼前的情景驚呆了。地面完全被屍體覆蓋,有男人、女人、僧人、犛牛和馬……放眼望去到處都是屍體……

他最終還是被俘獲並被送往曲麻萊縣,那裡已經設立了一座監獄:
我們穿過鎮子的時候,除了自己的腳步聲其他什麼都聽不到……進了監獄的大門之後,我們看到前面有一堵高牆……軍人把犯人一隊一隊地往前領,但是當他們走到高牆中間的時候便就不見了……我當時在想,「太奇怪了,怎麼回事?」……當我們也走到高牆中間時,一個中國士兵打開了地面上的一個活門,下面是一個很深的洞。黑漆漆的洞裡發出一股惡臭。當兵的命令犯人一個接一個地跳進洞裡。我能聽到他們落到下面地上的聲音,還能聽到人們在洞裡發出痛苦的嚎哭……「太可憐了,這是個孩子!」有人在下面說,他伸出胳膊把我接到下面……

當我走到露天時,我吃驚地看到滿滿一院子有幾百名犯人……往周圍一看,我看到還有其他的洞,洞口附近似乎還停放著死屍……

扎巴(Dragpa)說,「有2300個男犯人和1600個女犯人。」廚師總是能準確了解監獄裡有多少囚犯……每天早晨,死於中國士兵殘酷虐待的死者遺體被運出大門。兩名囚犯用一根槓子搬運屍體,他們和槓子拴在一起,屍體掛在槓子下面被運到高牆外面的埋屍點。

這確實看上去是一份很典型的記述。這部回憶錄所敘述的死亡與苦難,對於那些曾經讀過達蘭薩拉出版的有關中國統治下的生活的作品的人來說,應該並不陌生。但這卻又是一份非同尋常的文件:它不是一份流亡者的證詞,它是一本自傳,作者是生活在圖伯特境內的一名退休官員,記錄了作者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所看到的東西。納倉怒羅(Nag-tshang Nu-blo)生於1948年,他後來被從上文提到的監獄裡挑選出來並送到中共體制內的學校接受教育。他做過警察、法院幹部並最終被提拔為曲麻萊縣副縣長,正是他幼年時被關押的那座監獄所在地。2006年,這本書在青海西寧以安多方言出版,不久之後被轉換成現代標準博伊(即「藏文」)在達蘭薩拉發行。(我在此冒昧引用的文字來自尚未出版的英文譯本,英文譯本根據的是此書最初的安多方言版本。希望能有出版商盡快讓英文版得以面世。付出艱辛努力的作者和譯者們至少應該得到這樣的機會。)若想把納倉怒羅的證詞貶低為「歪曲事實,取悅流亡政府」,肯定是一件枉費心機的事情。

被查禁的大屠殺歷史還會通過其他一些渠道突破中國當局強行設置的障礙與緘默。下面這張圖片是北京出版的藏學刊物《中國藏學》(Krung-go'iBod-kyishes-rig)1999年某期的一篇文章中的一頁:

這一頁文字所出自的那篇文章,描述了過去在玉樹地區拉布寺(Lab-dgon monastery)占主流的傳統經濟結構和經濟條件。(下面的這幅地圖顯示了拉布寺與曲麻萊以及玉樹州府所在地結古鎮的地理位置關係。)文章提供了這個寺院中不同拉章[譯註6]的相關信息,按主次順序分別討論描述了各個拉章的情況,並提到了與這些拉章相關的一些高僧的情況。無論是作者還是負責審閱、編輯這篇文章的人都很可能沒有意識到文章中這些枯燥的記錄所透露出的信息。事實上,絕大部分讀者瀏覽完文章後也不會做太多思考。但是,如果稍作停頓,將目光掃過頁面(無需博伊即藏文的閱讀知識便可做到),我們便會發現那一段血淋淋的往昔開始浮出紙面:文章提到的當時還在世的寺院領袖都無一例外的死於1958年,就如同在納倉怒羅走過的地方所看到的那些散佈各處的死者一樣。

有人一直企圖迴避和無視有關在圖伯特地區發生的大屠殺的各種記載與陳述,但是下面的這張圖片讓這種企圖變得難上加難。早在上世紀80年代,經過整理和分析的中國第一份相當可靠的人口調查數據——這些數據來自1982年進行的人口普查——開始向世人展現一些無法從原始數據中直截了當看出的畫面。同樣,這是些非常令人毛骨悚然的畫面:1982年,在整個圖伯特高原普遍的存在男女比例失衡,而事實上,唯一能解釋這種不平衡的原因只能是暴力鬥爭。在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圖伯特高原是范圍最大的一片突出地呈現為紅色的區域,在這個地區女性人口數量一直高於男性。而玉樹正處在這片紅色區域中:

此時此刻,如果有人還要否認在圖伯特發生的大屠殺的真實性,只能被認為是出於某種惡意的目的。正如很多對其他一些大屠殺的否認,並非簡單地是由於某種超然的對統計方法的不同意見。其最終根源還是在於某種政治目的。不錯,我們還沒有公開渠道獲得中國的相關記錄;不錯,流亡者的記述或許誇大其詞;不錯,來自達蘭薩拉的數據缺少可靠的統計學根據:這一切都是對的。但是,在我們可以得到的記述背後隱藏著一個血淋淋的可怕的真相——這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數十年以來,作為一個高度官僚化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定囤積了數量極大的檔案資料,這些資料將會讓世人徹底了解上世紀50和60年代發生在圖伯特的集體死亡的真面目。而中國政府拒絕外部世界獲得這些記錄,也正好說明了這些資料會讓人們從其內容中了解到什麼。而有些人只是不成比例地將目光盯住博巴們是如何東拼西湊地收集資料來估量統計悲劇的規模,而不是關注中國政府如何頑固地拒絕公開他們的檔案資料以接受外部世界的核查,同時還將圖伯特方面的努力看成是弄清死亡數字問題的負面障礙。而這一切也恰好清楚地說明了這些人內心的偏見。

歸根到底,中國方面掌握的檔案記錄必須公諸於眾。若想了解發生在圖伯特的恐怖和殘暴行徑,僅僅通過直接的個人記述和其他渠道的間接資料是不足夠的。盡一切努力去了解這些暴行導致了多少人被殺害肯定是有必要的。但是讓我們回到我在文章開頭所引述的評論:同樣有必要的是,要盡一切努力將那些被殺害的人看作鮮活的生命,而不僅僅是統計數據。否則不然,我們就是在任由那些大屠殺兇手改變我們的人性。

我們不妨設想,當有朝一日這些檔案資料大白於天下的時候,我們應該會在其中找到「嘉央益西索南確珠」(Jam-dbyangsye-shesbsod-namsmchog-grub)。他是拉布寺的第三世阿丁朱古,他的名字在《中國藏學》的那一頁文章上清晰可見。據我們所知,他生前在安多地區致力於弘揚佛法;和他的前世一樣,他在拉布寺的一個屬寺駐錫傳法,信徒眾多。後來,在1958年,在他24歲的年紀上,一切戛然而止。他死了。


譯註:
[譯註1]提摩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出生於1969年,1997年獲得英國牛津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現為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血色大地》(Bloodlands)是一部研究二戰前後德國和蘇聯兩國之間若干小國人民遭受集體屠殺的歷史專著。有興趣的中國讀者可以從亞馬遜網站購得此書的英文精裝版。

[譯註2]洛地•嘉日(Lodi Gyaltsen Gyari)曾擔任達賴喇嘛特使和西藏流亡政府駐美總代表,多次代表達賴喇嘛與中國方面會晤,曾經擔任國際聲援西藏運動董事會執行主席。

[譯註3]沙伯力(Barry Sautman)是一位政治學家、律師,就職於香港科技大學,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種族政治和中非關係。他有關圖伯特事件的一些觀點可參見他的論文《殖民主義、種族滅絕與圖伯特》(「Colonialism,Genocide, and Tibet」,http://blog.hiddenharmonies.org/wp-content/uploads/2011/07/Sautman-2006-Colonialism-Genocide-Tibet.pdf)

[譯註4]納倉•怒羅的回憶錄,藏文原著《納倉男孩的童年》於2007年6月由作者自費在西寧出版,中文版書名為《那年,世時翻轉:一個西藏人的童年回憶》,於2011年由台灣雪域出版社出版。更加詳細的情況請參見唯色女士博客中的有關介紹(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1/03/blog-post_16.html)。

[譯註5]譚•戈倫夫(Tom Grunfeld)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帝州學院(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Empire State college)歷史學教授,畢業於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研究院和紐約大學。他的代表作為《現代西藏的誕生》(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譯註6]拉章,博伊(藏文)的音譯,直譯的意思為「佛的宮殿」,通常指寺院中朱古(漢語稱「活佛」)的宅邸。


(本文圖檔請參閱http://woeser.middle-way.net)




2012-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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