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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時事評論

陳政三:從歷史歸屬看西藏和臺灣

作者作者:陳政三(台灣歷史學者)




從歷史歸屬看西藏和臺灣

●陳政三(台灣歷史學家)

十四世達賴喇嘛說﹕“從歷史上看﹐西藏與中國是分開存在的國家﹐但從我的立場而言﹐‘過去的已經過去了﹐更重要的是未來’﹐……我想展現的是﹐我並不主張西藏獨立”。因此﹐西藏流亡政府與中國會談時﹐“選擇了面向西藏的未來而不是過去。在我們之間達成根本互信心之前﹐有關西藏歷史進行爭論﹐祗會帶來負面的作用﹔使得藏漢兩個民族解決這個問題更加困難.”

這雖是務實手法﹐不過中國方面老愛扯歷史﹐尤其“西藏自古以來屬於中國”這頂似是而非的大帽子﹐加上“西藏人民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祖國大家庭中來”(1951.5〈十七條協議〉第一條)﹐更讓藏人喘不過氣﹐毛澤東完全忘了曾向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1936.7)﹐“當人民革命在中國勝利之時﹐……西藏民族也同樣將組成隸屬於中國聯邦的自治共和國”。

十四世達賴喇嘛又說﹐“政治和藏中關係方面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我經常說﹕西藏是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不是政治所能解決的問題,根據政治的需要是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的。這個問題應該由歷史學家和法學家來解決”﹔“西藏的歷史問題應留待歷史學家和法律專家研究討論,我看重的是未來,不是歷史”。

誠然﹐探究歷史真相未必有助解決“政治”問題﹔不過﹐研究歷史真相至少不會讓歷史表相或“強者歷史觀”橫行﹐妨礙了實際問題的解決.但由誰來解釋呢﹖用什麼角度來詮釋呢﹖相信不同立場的人解讀出的歷史觀﹐呈現出的也祗是“百花齊放”。本文試著“就歷史論歷史”角度﹐來探討藏、中、臺三角關係。

壹.“中國”、“中國人”、“中華民族”的想像共同體

中共喜稱“臺灣自古以來屬於中國”?“西藏自古以來屬於中國”﹐因此臺灣人與藏人都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成員.傳統或統派學者也抱持同樣觀點。因此首先要來討論何謂“中國”﹖

殷商自稱“中商”、“中方”(卜辭)。“中國”兩字連用﹐首次出現在西周《周書》〈梓材〉“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指的是西周國土﹕“中國”兩字在《詩經》出現7次﹐《尚書》出現5次﹐系指“京師”或“國中”。如《詩經》〈大雅。民勞〉“惠此中國”﹐意指“京師”﹔周代較常用來表示天下或“中國”概念的有“四方”、“四國”、“四海”、“九州”、“有夏”、“區夏”、“華夏”、“諸夏”、“諸華”。《戰國策》〈趙策〉“中國者﹐聰明嶊黎妝狻~也﹐…蠻夷之所義行也”﹔《孟子》〈滕文公〉“陳良﹐楚產也﹐越周公仲尼之道﹐北學于中國”。

“中國”的涵義早期指的是“在黃河流域建立的國家”﹐如夏商周﹔到了秦國﹐疆域擴展至長江流域以南﹔大漢則又拓展到更南、更北的地方﹔疆域最大的大清國﹐更無所不包。其間“成則王﹐敗則寇”的“正統”國家﹐包括來自邊疆民族之國(如五帝、周、秦、大唐、北魏國…等)﹐通通歸類成“朝代”﹐於是形成“斷代史”組成的“中國通史”。認為“中國不過是一個地理上的名詞”的西方學者﹐乾脆先以“Sin﹐”“Chins﹐”“Sinae﹐”(秦)﹐後以“China”(支那R中國)稱之﹐以免腦筋轉不過來。藏經一向有“支那撰述”的名稱﹔宋代《翻譯名義集》(AD 1157)卷七〈諸國篇〉“脂那”條注曰“一云支那﹐此云文物國﹐即贊美此方是衣冠文物之地也。…《西域記》(按AD 646)云﹐摩言可至那﹐此曰大唐”。可見﹐因日本侵略中國引起的反日心理﹐連帶使得日本稱呼中國“支那”、稱中國人“支那人”成了不受歡迎的“污J”詞﹔其實原先未帶此意﹐還是贊揚“衣冠文物之地”的美稱.“中國”兩字﹐最常見諸清國對外條約﹐如清英《南京條約》(1842)﹐正式國名“大清”﹐內文有“中國”、“中國人”字樣﹔其他如清美《望廈條約》(1844)、《天津條約》(1858)、《北京條約》(1860)…等﹐也有同樣記載。最顯著的例子是清日間的條約﹐如《臺灣事件專約》(1874)《馬關條約》﹐使用的是“大清vs大日本”﹐清方條文有“中國”字眼﹔但日方認為“中國”帶有大國沙文主義﹐因此所持有的同樣條約以“大清國”、“清國”字眼代替。

春秋戰國時代中原“諸夏人”以各屬的國名自稱﹐如“齊人”、“趙人”等﹔後來中原人士喜自稱“漢人”、“唐人”﹐無非羨其國力強大﹔到明嘉靖廿八年(1549)﹐一批囚禁福州的葡萄牙人發現“當地人稱歐美人口中的China為‘大明’(Tamen)﹐當時的Chinese自稱‘大明人’(Tamenjins)”﹔另外﹐萬歷年間(1573-1620)海外的漢人稱中國為“唐山”(Tunsua)。早期臺灣的族譜往往將大陸故鄉寫成“長山”或“唐山”﹐在漢移民的心中﹐“故鄉=長山=唐山 閩南”﹔1945年之後﹐稱外省人“阿山”﹐稱中國歸臺臺僑“半山”﹐稱仗勢的臺灣人“半山”﹐也與“唐山”一詞有關。後來用“外省人”、“外省臺灣人”(一般新住民)、“中國人”(統派新住民與統派老住民)稱之。

明清之交的荷、英文獻Chinese=大明國人﹐滿洲人=Tartar(韃靼)﹔有時福州以北的漢族也被歸類為韃靼人。不過等大清政權於晚清因漢化關係﹐對外開始使用“中國”﹐常以“漢人”自居﹐因此涉藏的諭旨、奏摺﹐“漢官”、“藏番”字眼處處可見。

唐太宗曰﹕“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那是因為大唐宗室為漢胡混血﹐李世民“至少有四分之三胡血”。至於“中華民族”﹐則是《紐約時報》1913年8月6日社論冠以“權位盡失的失意政客”孫逸仙(中山)﹐於1920年為了否認革命期建構的“五族共和”﹐另創造的新詞。於是原先曾侵犯“中國”的滿、蒙、回、藏﹐經過中國人的“同化”﹐連同其他弱小民族都被納入“中國民族”或“中華民族”﹔不過,並未包含臺灣漢人及原住民﹐因為孫逸仙死前一再交代“讓被日本統治的臺灣獨立”。如果建構出來的想像共同體─“中華民族”那麼偉大、那麼可愛﹔則維持“西藏民族”﹐或營建“臺灣民族”集體認同又何來罪大惡極﹖

貳、“中國”魔咒──“臺灣、西藏自古以來屬於中國”?

“臺灣(島)最早的祖國是荷蘭”﹐這句話或會引起不熟臺灣發展史者的非議﹐但卻是史實。荷蘭人於1624年在臺灣建立第一個政權﹐其他稍早來臺的大明(或更早)及日本漁民、海盜(倭寇)、海商﹐如候鳥﹐偶涉足﹔至於原住民只是部落統治﹐並未形成統治集團。倒是澎湖﹐則系由中原政權最早建立官衙─元順帝至元年間(1335-1340)、明洪武五-二十年間(1372-1387)都曾於澎湖設立短暫的巡檢司。

如此﹐“臺灣第二個政權”為西班牙建立的北部殖民政權(1626-1642)﹐後遭荷蘭趕走﹔不過須強調的是﹐直到二十世紀初﹐原住民仍擁有中央山脈廣大的山林區.1661年4月30日﹐鄭成功登陸臺灣建立“第三個臺灣政權”、第一個漢人政權─“鄭氏王朝”(“延平郡王”、“潮王”朱成功1662年2月10日與荷蘭簽訂和約﹐17日送走荷蘭人)﹐以迄1683年9月鄭克}(成功孫)降清。中間﹐鄭經(成功子)默許荷蘭於1664年8月27日-68年10月18日在基隆建立商站。

臺灣第四個政權為大清帝國﹐康熙帝本不想要這個“外國”﹐因施琅(郎)的堅持才於1684年納入版圖﹐設福建省臺灣府﹐所以雍正、乾隆有“臺灣地方自古未屬中國”之語。因此﹐“臺灣自古以來屬於中國”﹐要從1661年國姓爺登陸那天算起﹐雖然當時國名是“大明”。

有中國與臺灣關係甚早之說﹐如秦代稱臺灣“瀛洲”、三國期吳國遠征“夷州”﹔漢代稱“東”、“東嚏芋“東夷”﹔隋代“流求”﹔宋代“毗舍耶”﹔元代“琉求”﹐這些地方(毗舍耶屬菲律賓除外)經考證﹐實際都非指臺灣﹐而是目前的琉球。明初一度誤稱臺灣為“琉球”﹐發現有更大的琉球群島﹐於是稱其為“大琉球”﹐稱臺灣“小琉球”﹐後來又稱“東番”(全島)→“臺員”→“大灣”(臺南安平)→“臺灣”(全島)。即便上述“誤稱”都指臺灣﹐也不過是暫時的過客﹐談不上政權建立。

至於“西藏自古以來屬於中國”的說法﹐如認定在中原建立政權的國家都叫“中國”的話﹐安史之亂後﹐“吐番王國”還曾於唐代宗元年(AD763)﹐把皇帝李豫趕出長安﹐另立李承宏(至少當了15天皇帝)。因此﹐是否可說“藏人曾在中國(大唐)當了15天‘太上皇’”﹖

西元2007年為藏歷第2133年﹐西藏(圖博)在西元前127年已有國家的建立﹐《隋書》稱為“附國”(前藏)﹐七世紀統一成強大的國家﹐當時被大唐稱作“吐蕃”。唐代文成、金城公主與藏王的通婚關係﹐顯示藏國的強盛﹔唐德宗建中元年(783)與穆宗長慶元年(821)兩國正式定盟﹐劃分疆界。中原政權與西藏發生“藩屬”關係﹐在十三世紀橫跨歐亞的蒙古帝國初創期﹐大汗轄下分為元帝國(中原)﹐以及察合臺、窩闊臺、欽察、伊爾等殖民汗國﹐大汗尊奉薩迦(花教)法王八思巴為“國師”、“大元帝師”﹐後者及繼任者領有特殊的“政教結合”(政教合一)自治權﹐元世祖忽必烈在京城特設總制院(後改宣政院)專管﹐有事臨時設分院前往處理﹐首任院使一蒙一藏(八思巴)﹐蒙古人與喇嘛團體在藏地分享軍、政權﹐形成特殊的“檀越(施主)與師傅”供養關係─“吐蕃宗教國”﹔元代一百年間﹐皇帝以降都受國師戒教﹐向國師行膜拜禮。以迄清初﹐藏地的蒙古勢力仍在﹐換句話說﹐大明政權並未進入藏地﹐祗是遙封藏地元代歸順舊官新職﹔大明期類似國府末期藏中關係.假使“蒙古帝國=中國﹐所以西藏屬於中國”﹐那麼是否可說“中亞、東歐、前蘇聯亞洲之地都是中國固有疆域﹐因此自古屬於中國﹖”

清初西藏政治型態為藏王(土伯特國王)主持行政﹐喇嘛教主六世達賴(1683-1706)主持宗教﹐青海和碩特國王子拉藏汗主持軍事。雍正五年(1727)﹐清設駐藏大臣﹐次年抵任﹔乾隆十六年(1751)在拉薩建立噶廈(內閣)﹐二十二年(1757)確立攝政制度﹔乾隆五十七年(1792)創“金奔巴瓶掣簽”制度以決定達賴與班禪之轉世正身﹐以及試圖拉高駐藏大臣地位(1793)﹐與達賴、班禪平等。基本上維持表面上的“供養”關係﹐朝廷有理藩院﹐地方另加三年一任向朝廷打小報告的“監察人”─駐藏大臣(領有小批軍隊)。中晚期(1815-1875)﹐從達賴喇嘛九世(1815卒﹐10足歲)、十世(1837卒﹐21歲)、十一世(1856卒﹐17歲)、迄十二世(1875卒﹐19歲)等暴斃、早夭的情形﹐顯示攝政當權的現象﹐反映了貴族權力鬥爭下的藏政。宣統年間曾有“設省”考量﹐不過並未實施。

1912年﹐中華民國革了大清的命﹐同樣的外蒙、西藏也去掉滿、漢勢力﹐1913年1月﹐外蒙與西藏簽訂《蒙藏條約》﹐互相承認獨立。1913-14年西姆拉會議(Simla Meeting)英國試圖讓西藏獨立﹐英、藏、中代表簽署“承認中國對西藏之宗主權﹐但中國擔保不將西藏劃為行省﹐承認外藏自治”草約﹐中國後悔﹐最後只由英藏簽署(1914.7)。從1912-1951年間﹐國府勢力除了青海、西康東半﹐無法真正進入藏地。西藏還是維持“左右逢源”、“夾縫中求生存”的策略﹕抗戰期間維持中立﹐阻止修築康印公路﹐設“外交局”(1942.7)。抗戰結束﹕派代表團參加新德里亞洲關係會議(1947.3)﹔赴歐美尋求支持(1947- 48)﹔派觀察團參與南京國民大會(1948.5)﹐不過拒絕參加總統選舉﹔中原政權易主﹐驅逐藏地國府人員(1949)皆為顯例。足見國府勢力無法進入藏地﹐這也使得中共1950-51年的“入藏”﹐成了“侵略”。假使“西藏自古以來屬於中國”說法成立的話﹐那麼就政權所及角度來看﹐“如果西藏屬於中國=蒙古(≠大明)=大清國(≠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則中間有數百年的斷層。不說蒙古族是否承認“蒙古=中國”﹐單就中共不認同“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角度﹐“西藏自古以來屬於中國”系從“古代的1951年”才開始。不提國際法的“臺灣地位未定論”爭論﹐單從中共的“中華民國≠臺灣、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角度﹐“臺灣自古以來屬於中國”的說法﹐可能只在“未來的古代”才有可能實現﹔但也可能無法實現﹐因為不知誰活得比較久。

這種說法要是被加上一頂“數典忘祖”大帽子﹐那是否須到東非來個“尋根之旅”呢﹖

<參. 藏、臺的時空連結

“西藏和臺灣”除了佛教﹐以及與中國牽扯不清的政治問題之外﹐歷史的脈絡上﹐還有以下幾點相關﹕

(一)乾隆帝的“十全武功”﹕1787年12月-1788年春(乾隆五十三年)福康安、海蘭察率軍抵臺﹐平服林爽文“順天國”事件(1787.1-1788.3). 1791年冬廓爾喀(尼泊爾)入侵後藏﹐1792年5-10月福康安、海蘭察再度聯手﹐遠征廓爾喀﹐訂和約。兩次用兵同列為“十全老人”乾隆的“十大武功”。到了1855年(咸豐五年)﹐因貿易糾紛﹐廓爾喀再度侵藏﹐忙於鎮壓太平天國的大清已無力護藏﹐1856年放任廓爾喀與西藏政府自行簽訂條約﹐內有“廓爾喀與西藏均尊敬(大清國)大皇帝…廓爾喀與西藏兩國人民之爭訟﹐則由廓藏兩國官吏共同會審”﹐透露藏、清關係趨近於近代國際法上的“宗主國(suzerain)與藩屬國(vassal state)”或“保護國(protecting state)與被保護國(protectorate)”的關係.

(二)馬嘉理(Augustus R. Margary)“滇案”﹕英國外交官馬嘉理曾於1871年(同治十年)派駐基隆﹔後調北京﹐1875年(光緒元年)2月21日在雲南與緬甸交界遭殺害﹐英國趁機與清國簽訂“煙臺條約”(1876.9)﹐附約允許英國派員經藏地往來清國、印度兩地。不過﹐1879、1886年英國2度試圖入藏“遊歷”﹐均遭“藏番”阻擋﹔後來因“諸多窒礙”清英“緬甸條約”取消了“英國派員入藏乙事”。

(三)從前述清國“入藏”奏摺、諭旨﹐處處可見“藏番”、“番眾”﹐顯然對於日漸“不聽話”的藏人心生不耐與“疏離感”﹐清初對藏人似未使用“番”字。而臺灣早在大明即被稱作“東番”﹐清代臺灣原住民則冠以“熟番”、“化番”、“生番”等字眼。

(四)1873年擔任駐打狗(高雄)海關稅務司的赫政(James Hart)﹐在1888年藏軍三度抵抗英軍入侵失敗後﹐曾協助簽訂“清英藏印條約”(1890.3)、“清英藏印續約”(1893.12)。兩約明訂“哲孟雄(錫金﹐Sikkim)由英國保護督理”允許英商在亞東(Yatung)貿易並5年免稅﹔枉顧藏人對外人通商、游歷“無論如何誓不遵依”的抗議。

(五)同為外國探險家的“樂園”﹕19世紀50年代起﹐包含傳教士、外交官、博物學家、秘密間諜等在內的外國探險家在福爾摩沙(Formosa﹐臺灣)與香格裡拉(Shangri-la﹐西藏)展開探險、勘查、博物搜集、繪制地圖的工作。臺灣有必麒麟(W. Pickering)、馬偕(G. L. MacKay)、甘為霖(W. Campbell)等。西藏較著名的有創造“北方香巴拉(North Shambala)=俄國”?後為十三世達賴喇嘛“聯俄”智囊的布裡亞特蒙古人德爾智(Dorjieff)﹐以及柔克義(William Rockhill﹐1888?1891年2度入藏北﹐1905年任駐華公使)。其中英國駐臺首任領事?也是博物專家郇和(Robert Swinhoe﹐1861.7-1866.3駐臺﹐1854-73年駐清)發現臺灣的動物與清國沿海地區動物關系有斷層﹐反倒與喜馬拉雅區(Himalayas)?馬來群島?日本關系較密切﹔還舉出“西藏熊”(the Tibetan Bear)為喜馬拉雅區與臺灣及北清(North China)的共同品種.

(六)都曾遭英國以武力打開門戶﹕1868年11月﹐臺灣發生“樟腦戰爭”﹐英艦炮擊安平﹐導致次年訂定“樟腦和約”﹐臺灣被迫取消樟腦專賣﹐允許被限制在通商口岸的洋人可以入內地游歷?經商?傳教。西藏方面除了1888年抗英失敗﹐清英代簽下“藏印條約”?“藏印續約”﹔1903.12-1904.9榮赫鵬(Francis E. Younghusband﹐1863-1942)率兵攻打西藏﹐達成藏英“拉薩條約”(1904.9)﹐十三世達賴喇嘛被迫往出奔北徙(1904.7-1909.12)﹐流亡期間清廷小動作不斷﹐除一度革去達賴名號﹐還採取全權代表張蔭堂的“阻攔達賴回藏”?趁機“收回政權”?“同化藏人”?“改土歸流”?“增兵西藏”…等政策﹐埋下了1910年川軍入藏﹐十三世達賴喇嘛南奔印度﹐以及1912年藏人驅逐中國勢力﹐宣布獨立的遠因﹔清英另于北京簽署“拉薩續約”(1906.4)﹐把“拉薩條約”第九條﹕“西藏一切事宜﹐無論任何外國皆不准干涉”?“各項利權均不許各外國或其人民享受。若允此項利權﹐英國均應共享”之“排外”規定(駐藏大臣未簽字﹐造成大清疑似包括在“外國”之列)﹐改為“各項權利除中國獨享受外﹐不許他國及他國人享受。英國允不佔藏境?不干涉西藏政治﹔得在江孜?噶大克?亞東通商等埠架設電線”。(chinesenewsnet.com)

(七)都有“中國統治的斷層”﹕1912-1950年﹐西藏實際處於“獨立”地位﹐中國政權?治權不及于藏區﹔1895-1945年﹐日本統治臺灣。(chinesenewsnet.com)

(八)1949年橫跨藏、臺的“蒙藏委員會”的連結﹕國府於1929年2月成立蒙藏委員會﹔1933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趁親國府的攝政熱振呼圖克圖(活佛)掌政(1934-1941)﹐在西藏設立辦事處(1934)﹔1942年西藏成立“外交局”﹔1949年西藏要求國府人員離藏。之後﹐依據憲法成立、堅持“西藏是中華民國一部分”的蒙藏委員會遷臺﹐在毫無著力點下砸錢搞分化﹐如國府期的蒙藏委員會透過世亞盟2度邀請西藏流亡政府組團訪臺﹐卻蓄意流出邀訪單據影本(1993、1994)﹔當時委員長張駿逸與“四水六嶺”部分成員李唐阿塔等人簽下“在一個中國原則”的會議記錄﹐引起藏人反感(1994)。

(九)1949年9月2日《新華社》“解放包括西藏、臺灣…在內的中國全部領土”社論。再度將藏、臺聯在一起。國府與中共都忘了曾經答應讓臺灣、西藏獨立(或自決)的承諾。

(十)1997年、2001年十四世達賴喇嘛跨世紀二訪臺灣。這是臺灣近期政治解凍、民主發展、國家定位彈性處理所促成。2000年臺灣政黨輪替後﹐雖限於“固有疆域”條文修憲不易﹐但對藏事已採人道關懷、促進彼此文化宗教交流等“改良”方式及角度進行。(chinesenewsnet.com)

肆、共同的挑戰

(一)“外來政權”﹕歷史上﹐藏臺兩地都經過外來政權的統治。臺灣自認經過1996年總統直接民選﹐已經擺脫“外來統治者”﹐所以有原先反對直選的““新”臺灣之子”稱﹐“只要臺灣選出的首長就是本土”。而孫逸仙口中“中國…參雜…幾百萬西藏人…等。“外來的”總數不過一千萬餘…”的西藏﹐仍在“外來政權”統治下。

(二)漢人“開山撫番”策略﹕1874年“牡丹社事件”引起清廷對臺灣進一步重視﹐開放漢移民、推行“開山撫番”政策﹐在東、中、南部築山路﹐侵入原住民族的領域﹐此時是“漢vs原”﹔日治初期加強對內山控制﹐也是“開山撫番”﹔國府期的橫貫公路、南迴與北迴鐵公路也帶有這種性質。同樣的﹐中國在西藏修築公路─川藏與青藏公路(1951-54)、新藏公路(1957)﹐引進大量移民﹐2006年7月1日通車的“青藏鐵路”﹐更是舉世矚目﹐具有如同臺灣史上的“開山撫番”類似手法。大批漢人vs土生住民族(natives)都曾在臺、藏兩地上演﹐臺灣已是“過去式”﹐西藏面臨的是“現在進行式”。這或許是已看出危機的十四世達賴喇嘛﹐在1987年9月提出“五點和平計畫”(轉型成和平地區、放棄藏區漢化政策、尊重藏民基本人權及民主自由、環保與禁核、立即進行藏中談判)的原因。(chinesenewsnet.com)

(三)與國家機器的抗衡﹕在自稱代表中國的兩個政府期間﹐臺灣有228事件(1947)、白色恐怖(50年代起)、戒嚴(1949.5-1987.7)、紅衫軍運動(2006)。西藏有川軍入藏(1910-13)、馬步芳與藏軍衝突(1932)、共軍入藏(1950-51)310事件(1959)、戒嚴(1989.3)、反抗與鎮壓(1987.9、1988.3、1988.12、1989.3)。後者另有文化大革命期間(1966起10年)的動亂。

(四)統獨之爭﹕(1)臺灣面臨的是“新舊漢人之爭”﹐舊漢人後裔移居臺灣大抵百年以上﹐國家認同從“大明→大清→日本→中國→建構臺灣主體意識”﹐身分從“漢人→臺灣人→本地人→中國人→臺灣人(閩南裔為主)”﹐血統有混入平埔族的現象﹐小部份(客家為主)與高山族血統有關。臺灣新漢人移民(外省臺灣人)於1949年大量湧進臺灣﹐大抵認同“一個中國”﹐血緣自稱“漢裔正統”﹐部分混入原住民血統﹐有些(因經濟或其他因素)“加入原住民籍貫”﹐因此身分認同有“中國人→新臺灣人←中國人”現象。臺灣2﹐300萬人口結構﹐包含70%福佬臺灣人(Holo Taiwanese)、15%客家人(Hakka)、13%大陸新移民、2%少數民族。後三者“傾向泛藍(國親新系統)”﹐福佬臺灣人近50%“傾向泛綠(民進黨、臺聯)”﹐因此有族群認同分裂現象﹐國家定位從“一個中國”→“兩個中國”→“一中一臺”的過程紛擾不斷﹐呈現目前數學式架構下的兩岸(國)關係﹕(泛綠)臺灣“借殼上市”中華民國(泛藍)中華民國f兩岸“憲法一中”中國g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三國演義”式的國際關系(美?中?臺)情境﹐擺脫糾纏的過程﹐出現了“危險邊緣”的說法(會比1949古寧頭之役?1958八二三炮戰危險嗎﹖)﹔其實蔣介石在退出聯合國之際﹐早有尋求“一中一臺”的暗潮(1964〈臺灣自救宣言〉)﹕“兩個中國”雙重承認的未成功做法(1971)﹔以及“黨內異議份子”雷震成立“中華臺灣民主國”的建議(1972)。

(2)兩個西藏問題﹕(a)地理上的“西藏本土”(中國藏區)vs.散居海外的“流亡西藏”。兩個地方在各方面都差異極大﹐藏區祗能盼望一再落空的中國施捨﹐從漢人在中國、臺灣的施政經驗看得出﹐這種“恩澤”決非天上掉下來的﹐是需要“流血流汗”抗爭得來的。海外藏人面對無法返鄉的煎熬﹐期盼中國給予香港、臺灣的“一國兩制”不可得﹐各何況是“鬆散的邦聯”或類似歐盟的“大同盟”。

(b)可能的路線之爭。務實的十四世達賴喇嘛認為“多數的藏人都想獨立﹐但問題是西藏已經奄奄一息”﹐緩不濟急﹐因此選擇“中間道路”﹐面對現實與中國尋求解決之道﹐但毛澤東以降領導人們都沒有自信心﹐認為“達賴喇嘛的魅力遠勝中國領導人”﹐所以一直挑毛病。不過追求藏獨的呼聲仍不斷﹐年輕輩如西藏青年會(1970.10成立)的宗旨之一即“追求西藏獨立”﹐惟另一宗旨又是“接受達賴喇嘛漢西藏政府的指導”﹐祗能按兵不動﹐其他年輕輩藏人也在尊重達賴喇嘛情況下﹐矛盾過日。但假使與“以拖待變”的中國談判無法解決問題﹐那麼獨立的呼聲與行動可能再度高昂。

(c)“兩個十五世達賴喇嘛”的可能性。歷史上出現過“兩個六世達賴喇嘛”(1697-1707)﹐目前有“兩個十一世班禪”﹐都是政治力介入造成。雖然十四世達賴喇嘛宣稱“如果藏人已不需要達賴喇嘛﹐我將是最後一個達賴喇嘛”﹐且在建構民主制度過程將他的地位“虛級化”﹐留下“後達賴喇嘛”期的攝政委員會運轉機制﹐以及監督的議會伏筆﹐另宣稱假使西藏問題無法解決﹐他將轉世在“西藏以外的自由地區”﹔不過﹐並不能防止中國再度制造另一個“雙胞案”。

伍、相異的特點

(一)對“中國人”與“漢人”的定義、觀點不同﹕臺灣內部目前以認同角度而非省籍或出生地來劃分中國人與臺灣人﹐也就是“漢人f華人≠中國人”(漢人包括在華人范疇﹐不必然=中國人)。2006年12月有2份調查﹐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卜道維(David Brown)歸納多項民調﹐認為“臺灣地區民眾純粹認同自是中國人的﹐已從48%降到6%﹔近90%民眾有某種“臺灣意識””﹔海基會(SEF)民調發現認同度上﹐“58%自認是臺灣人﹐16%自認為中國人﹐17%自認是臺灣人也是中國人”。不過民調常有陷阱﹐從投票行為到抗議行動都看得出來。而西藏的認同法為“漢人=中國人”、“藏人≠中國人≠漢人”﹔不過目前藏區“漢人〉藏人”的情況下﹐前者挾著優勢的教育手段、社經地位﹐避免不了藏漢通婚﹐是否可能如同臺灣原住民族與漢族﹐以及階段性“漢裔老臺灣人”與“新漢住民”通婚造成認同混淆情形﹖值得追蹤、關切。

(二)“認同分裂的島嶼”vs.“想像共同體的心靈國土”﹕“國土有無”造成這種現象。臺灣有臺灣海峽﹐使得國府政權能在島嶼殘存55年(1945-2000)﹐但也因228事件及白色恐怖﹐使得原先“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臺灣民眾失望、離心。早期“黨外”或大陸來的“黨內”異議份子(如柏楊、雷震)都被套上“中共同路人”紅帽子﹐如今“在野執政黨”泛國民黨已從“岳飛式反攻”轉變成“秦檜式偏安求和”﹐領導人呼籲““勿妖魔化中國”﹐因為“臺灣未來的希望在中國””(連戰)、“國民黨(執政後)願為民進黨與中國牽線”(馬英九)。曾被套上紅帽子的黨外化身“執政在野黨”─民進黨﹐卻成了“反共”先鋒. 歷史充滿諷刺﹐但也顯現“歷史的無限可能性”。有海峽保護的臺灣處在“認同分裂的島嶼”﹔而長錯地方的喜馬拉雅山﹐使得藏人須一再與漢人打交道﹐造成目前的“地理上的三個西藏”(西藏自治區?青甘川滇藏族自治州縣鄉?海外)?“心理上的兩個西藏”(藏區?海外)﹐不過卻得能面向世界﹐而有“想像共同體的心靈國土”。

(三)“各吹一把號的異陣營領導”(政權定期轉移)vs.“眾望所歸的領導者”(達賴喇嘛)﹕“幸運的臺灣”享有的自由、民主程度在世界排行名列前矛﹐媒體自由度甚至高於美國﹐不幸的是﹐因為歷史的偶然分成泛藍、泛綠陣營﹐在族群認同牽扯、國家定位路線、缺乏民主政治文化、行事倫理欠缺下﹐“分裂的島嶼必然有異陣營領導”。“不幸的西藏”卻能凝聚在“眾望所歸的領導者”達賴喇嘛旗下﹐為未來奮鬥﹐前途雖艱辛﹐藏人卻皆能甘之如飴。

陸、非結論─期待歷史的偶然或必然﹖

佛經的“中道”、儒家“中道”﹐或亞裡斯多德的“中間道路”(Mesotes)﹐屬於個人層次修身處世原則﹐“無法真正上升到社會和政治的層面”﹔尤其排斥宗教﹐曾“批孔揚秦”的中共領導﹐字典裡根本沒有“中道”兩字。這是為什麼〈斯特拉斯堡建議〉(1988)遭到中國漠視﹐不得不撤銷之因﹔其他各項嘗試?呼籲也不被採納.“擁抱敵人”不容易﹐因為“敵人不給抱”。這或許是臺灣人不斷另覓生路的主因之一﹐不過“內部整合﹐尋求最大的共識”、“產業西進問題”或才是臺灣面臨的最大的課題與難題。西藏不能一直向“敵人”說“突幾切”(藏語“謝謝”)﹐因為對手會越來越覺得理所當然﹐高興給多點﹐不高興甭想。1979年鄧小平說的﹕“除了獨立﹐什麼都可談﹐都可解決”﹐只不過是“談中共想談的議題﹐論中共想要的解決方式”的另一說法而已。

期待“歷史的偶然”﹐不如創造“歷史的必然”。沒有任何國家或政權可萬世千秋﹐秦國如此、大漢及大唐帝國如此、蒙古帝國如此、羅馬帝國、蘇聯也如此﹐中國、美國能自外於這種歷史宿命嗎﹖但西藏、新疆、蒙古土地仍在﹐臺灣島仍在﹐中國中原也仍在。

“中道”路線不能期待強者的施舍﹐中共字典沒有“施主”﹔不能盼望中共“開竅”﹐他們缺乏“人權”、“民胞物與”觀念﹔不能等待中國的民主改革﹐他們沒有“民主自由”、“入藏隨藏,入藏是藏”(Do in Tibet as the Tibetans do)想法。“中道”路線之外﹐或許仍可採取其他“改良式中道”非暴力配套做法﹐譬如早期臺灣黨外“返鄉運動”﹐近期大陸海外民運人士漸有的“探鄉”﹐或可參酌。回到故鄉是任何人的基本人權﹐“倦鳥歸巢”為什麼要被剝奪呢﹖中共當權人又怕什麼“手無寸鐵的國人”呢﹖期盼中共的綠燈﹐不如自行打造一盞綠燈吧﹗《高山上的足球賽》影片感動世人﹐率團到“北京看一場2008年奧運足球賽﹐順便返鄉探親”﹐成或不成﹐是否更感人呢﹖而“中藏領導人攜手同獲2008年諾貝爾和平獎”﹐可否成為一個強烈誘因﹖可否為2008奧運會錦上添花﹖可否有助中國推動踏實的民主﹖

“對達賴喇嘛路線的適度挑戰”也有必要﹐因為挑戰帶來修正﹐也因為挑戰才不會讓中共領導人以為“主要敵人”只是達賴喇嘛一人。

2007年9月30日﹐世人首度親眼見證藏、尼邊境一名逃出西藏的17歲比丘尼遭射殺的鏡頭﹐據說另有一男性罹難。他們死前是否懷抱著如詩人丹真旺青的感嘆﹕

“大兵假如你必須向我開槍 請把槍口對準我的頭部吧 千萬不要朝我的胸口瞄準 因為我的心裡還有另一個人”。

因此﹐就讓“心裡的那個人”踏上故土吧──

“故鄉 那遙遠又深藏心裡的故鄉 即便紛亂即便沒落 永遠是最溫暖的懷抱”。

<<北京之春>>2007年四月號





2007-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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