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佈於:2015-04-28

藏人行政中央駐台代表達瓦才仁評中共「白皮書」-「國家利益和誠信問題被視如兒戲」


  

【西藏之聲2015年4月26日報導】藏人行政中央駐台灣辦事處代表達瓦才仁,對中共日前發表的西藏問題「白皮書」進行了分析評論,指出「白皮書」中充斥謊言,「國家利益和誠信問題被視如兒戲」。以下為訪談內容:

西藏之聲:中共政府日前發布了名為《西藏發展道路的歷史選擇》的西藏問題白皮書,稍後政協民宗委主任朱維群又通過官媒,對「白皮書」的內容進一步進行了宣傳強調,您覺得中共為什麼在這個時間點發布「白皮書」?與當局之前發表的「白皮書」相比,這次有什麼特別的內容?

達瓦才仁:白皮書的內容和以往相比較,最主要的是對西藏方面提出的「中間道路」做了不少似是而非的指責,其他的內容很多都是老生常談,其實對「中間道路」的無理指責,之前也見諸報端,只是這次是以白皮書的形式出現。至於中國政府為什麼在這個時候拋出白皮書?朱維群在接受採訪時也回答了這個問題,並提出了三點理由。前面兩條也是老生常談,了無新意,我認為第三點值得注意。

之前,達賴喇嘛在接受採訪時,曾談到習近平有關解決西藏問題的努力遭到黨內極端保守勢力的阻撓等。大概是這樣的意思。而更早的,有已經去世的西藏共產黨創始人平措旺傑,他公開指出中共內部一大批人,吃反分裂的飯,升反分裂的官等,指責這些中國官員,以反分裂為名,牟取私利。有人甚至具體地提到有多達四十多萬的官員靠維穩和反分裂升官發財,為所欲為。這些人極力製造或誇大所謂西藏分裂運動的嚴重性,他們是最反對中間道路,最不願看到通過和談解決西藏問題。同時,現然也有中國內部的官員和眾多的知識份子,在了解到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後,希望或支持以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為基礎,通過和談解決西藏問題。朱維群在解釋為何此時拋出白皮書的第三點理由就涉及到這些內容,他說:近來有一些人假冒中央與達賴喇嘛的溝通管道,散佈謊言和謠言,製造中央在達賴喇嘛的問題上將改變政策這樣一些謊言,這種東西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們的思想溷亂。如果這種思想溷亂再發展下去,就有可能造成社會的溷亂」。朱維群的這番言論可謂是不打自招。公開宣布中央與達賴喇嘛有接觸管道的是中共西藏自治區的黨委副書記,而不是我們。難道是西藏自治區的黨委副書記在造謠?在說謊?假如這些言論是謠言或謊言,怎麼會有那麼大的能量,竟然讓他憂心會「造成社會的溷亂」?因此,我認為這次的白皮書,很可能主要是針對中共內部的不同意見,企圖以此統一內部認識,堵住黨內不同意見者的聲音,即朱所謂「使得我剛才說的那些人原形畢露,喪失了他們的謊言的市場。」這恐怕是這個時候拋出白皮書的主要目的之一。

西藏之聲:有評論認為「白皮書」內容,是習近平上任後,對西藏政策的首次表態,您是否同意這種觀點?

達瓦才仁:那很難說。我們知道,過去胡錦濤當政十年,沒有人知道胡錦濤對西藏問題的想法或立場。起初人們認為、或者說期待胡錦濤在第二個任期會有所表現,可是一直到下台,沒見他有任何動靜。胡錦濤對西藏問題是沒有立場?或是因為九龍治水,沒有實權而無法落實想法?沒有人知道。

那麼這次的白皮書是否就是習近平的表態或立場,其實也很難說,正如我前面談到的那樣,這份白皮書更像是針對內部的不同意見,如果這個推測是有道理的,則接下來的問題是,習近平是讚成白皮書的觀點、認同並要繼續延續目前的殘酷高壓政策呢?或是屬於另有想法的不同意見者?顯然並不是很清楚。整體而言,白皮書的內容所反映的只是中國過去江澤民和周永康時代的西藏政策。白皮書的拋出,更像是一種政策慣性,以及上述既得利益階層對此舊政策慣性的利用。

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看到習近平對西藏問題有過清楚的立場表述。不過可以肯定,習近平不會像胡錦濤那樣沒有自己的想法,也很難設想已經高度集權的他,會有無法落實自己想法的問題,也許,他在等待一個時機也難說。當然,我們不能一廂情願地抱著不切實際的期待,但恐怕也難於遽然下結論說不會有任何改變。

此外,西藏工作座談會議在中國政府制定有關西藏的政策方面具有指標性的意義,但自習近平上台後,西藏工作座談會的召開一直都是只聞樓梯響,不見伊人來。白皮書的拋出,是否與此有關也值得我們關注。總之,我們拭目以待,同時也不能忘了繼續推動西藏的自由事業。

西藏之聲:這次中共在白皮書中,對藏人行政中央所秉持的「中間道路」進行了攻擊,他們自己闡釋了「中間道路」的所謂五點核心,並稱這是「達賴集團的'藏獨'策略」,稍後朱維群也對所謂的「大藏區」概念進行了一些評論,請您分析一下中共對「中間道路」做出的這些「闡釋」。

達瓦才仁:白皮書對中間道路的闡述,可以說是徹頭徹尾的歪曲和謊言。白皮書的所謂五點核心之第一條就是指責西藏人不承認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並竟然宣稱曾與中國唐朝、阿拉伯帝國三足鼎立的西藏「吐蕃政權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地方政權」,這完全是不顧最起碼的歷史事實。
西藏的歷史並非沒有文獻可資證明,西藏政府的所有檔桉文獻都完整地在中國政府的手中,究竟西藏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存在和運作呢,還是作為中國的地方政府運作的?文獻會說話啊!當然我們也了解到在中文史料中對西藏可能有不同的記載。但無論如何,我們無力改變已經發生的歷史或過去。

歷史問題,就讓歷史學家做為學術課題去做學術研究,而不是先入為主地從古籍中找一些句子,然後各取所需地進行斷章取義或歪曲,並以此來影響我們對現在或未來做出改變的機會和能力,這是很不理智的。對歷史問題或任何問題,各方會有不同的歷史記憶和不同的解讀或認知,那本來是很正常的,一方強迫另一方全盤接受自己的歷史記憶和認知,這真的會有什麼實際的意義嗎?退一萬步講,即使西藏人被迫承認了曾攻占唐朝首都長安的吐蕃王朝是中國的一部分,歷史事實難道會因此而發生改變嗎?

此外,歷史地位在現代社會也並不是一個國家獨立或統一的必要條件,當今世上有二百多個國家,其中很多國家是新興的,從未在歷史上形成過國家;同樣,歷史上一些曾是統一國家的後來卻分裂成很多國家。可見國家的統一或分裂,完全是基於民心認同,而不是由老祖宗的一句話或某個行為來決定的。

西藏人以和平非暴力為原則,尋求通過和談解決西藏問題,這是最文明的解決途徑,而既然是和談,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妥協,也因此,西藏人清楚地表明了不尋求西藏獨立、希望在中國的範圍內和各民族一起平等地建立利益共同體或追求美好未來的立場,這些我們可以做到,而且也已經做了。至於對已經發生的歷史事實,我們怎麼改變?我們無力改變。

白皮書對中間道路的第二點歸納,是說西藏人圖謀建立歷史上從來不存在的「大藏區」。首先,西藏人並沒有大西藏的概念,這個稱呼是中國政府強加給我們的。西藏只有一個,而藏人就是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族,自古皆然。這塊土地就叫西藏,就像中國祇有一個,沒有大中國或小中國的說法一樣,西藏也並沒有大或小的區別,當然也不存在不是西藏人的藏人。如達賴喇嘛出生在安多,安多不是西藏人嗎?

誠然,和中國歷史一樣,西藏也曾經歷了多次分分合合的歷史時期,但即使分裂時期,也是西藏人在西藏的範圍內建立各種大大小小的政權,其中也很少有哪塊西藏的土地被外族所征服的現象。西藏最後的統一是五世達賴喇嘛於1642年完成的,那時候中國處於明朝末期,五世達賴喇嘛和明朝沒有從屬關係,明朝也沒有佔領西藏的任何土地。半個多世紀以後,西藏的統一才遭到破壞,如滿清通過邊界戰爭於1701年佔據康區的打箭爐(康定);滿清通過1727年的水兔年戰爭佔據青海湖以東地區等等,所有這些都是外來戰爭的結果。而且西藏政府一直沒有放棄收回失土的努力,這些即使中文文獻都有明確記載的歷史事實,怎麼能說西藏民族從未有過統一的歷史時期呢?對歷史可以有不同認知,但睜眼說瞎話,或以強詞奪理試圖改變已經發生的歷史事實是沒有意義的。

至於白皮書說所謂中間道路的第三點,所謂「要求實行不受中央約束的「高度自治」,不承認中央政府的領導和西藏現行的社會政治制度,宣稱建立「自治政府」,「除外交和國防,其他所有事務都由藏人(即十四世達賴集團)負責,並負有全權」。則完全是歪曲的描述,很簡單,任何人只要去看看西藏和談代表正式提出的《有關全體西藏民族實現名副其實自治的建議》及其闡釋,就會明白上述所有的指控都是無中生有的歪曲。西藏人的所有主張完全是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內容和精神提出的。《憲法》規定了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但現實中根本沒有落實,因此才有要求實行「名副其實」民族區域自治的說法。中國《憲法》並沒有規定在民族地區實行高度自治的條款,「高度自治」當然也就根本是無從談起。

朱維群說:「高度自治就是要在西藏這個地方推翻我們已經建設了50多年的社會主義制度,恢復舊西藏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恢復達賴喇嘛的至高無上的神權地位」。這是歪曲。很簡單,我們還是看中國的《憲法》,《憲法》對國家的政體和社會制度有清楚的表述,那就是社會主義制度,以及共產黨領導等三個堅持,這些是《憲法》規定的。既然西藏人是在中國《憲法》的框架內尋求名副其實的民族區域自治,則所謂在西藏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又從何而說起呢?而所謂恢復封建農奴制度等更是無稽之談。首先,西藏的社會制度上並非如中國醜化的那樣不堪,也不是所謂的農奴制度;其次,流亡西藏實現民主制度已經超過半個世紀,民主和自由已經融入西藏文明,成了西藏文化和生活的一部分。我們知道中國政府常常以中國人民的素質在現階段還難於實行民主為由拒絕做出改善。但我們西藏人做到了,而且已經很成熟,很穩定。因此,對朱維群的那些指控,真的是有一種今夕為何夕的時空錯亂的感覺。

至於第四點和第五點,所謂中國軍隊撤出西藏,以及驅趕在青藏高原世代居住的其他民族的說法。我們還是用最簡單的方法,回過頭來看中國的《憲法》,再去看《有關全體西藏民族實現名副其實自治的建議》及其闡釋文,一切就會洞若觀火,就會非常明確地看到,所有這些都只能是別有用心的惡意誣衊的說辭。其目的很顯然,就是因為西藏民族的訴求是如此的卑微、合情又合理,完全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條款和精神,從另一個角度而言,西藏人不過是要求中國政府真正兌現以《憲法》的高度所承諾的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而已,僅此而已。因此,他們無法面對這些事實,也找不到正當的理由來拒絕西藏民族的訴求,更不敢讓中國人民知道這些真相,因此才會以這種卑鄙的抹黑、造謠、誣衊的方式進行誤導,製造民族矛盾,破壞和解進程,以達到阻礙和談解決西藏問題的目地。這是很明顯的,不說別的,朱維群本人就是代表中國政府的和談代表,他非常清楚西藏人的立場,他這樣胡說八道,只能理解為是惡意的扭曲和誤導。

當然,對於政府運用國家或全民共有的資源,鼓勵或資助國內某一個民族遷徙到其他民族地區的內部殖民行為,我們是絕不贊同的,這種行為無關遷徙自由,就像對西藏民族實行的「分而治之」無關正常的行政區劃一樣,都是違背中國《憲法》有關各民族一律平等之精神的殖民統治手法。

西藏之聲:這次中共試圖將舊西藏宣傳成黑暗、由神權來殘酷統治、人民分等級的社會,而且煞有其事地列舉出了當時西藏在為達賴喇嘛做法會時,要準備頭顱與人皮等情況,您對白皮書的這些描述怎麼看?

達瓦才仁:西藏在接受佛教後,開始以佛教的理念和價值觀去面對現實問題,例如在處理殺人案件時,認為以命償命的刑法對當事雙方都造成無可挽回的損失而外,沒有積極的意義,因為你即使殺了對方,也不過是出口氣而已。因此為了避免這種兩敗俱傷、雙雙滅亡的結局,才有了陪命價這種西藏獨特的法律傳統。據說這個傳統源自松贊干布時期,如果是,則已有一千六百多年歷史。西藏人都知道,殺人命價律規定,故意殺人者除了要命價賠償外,還需要給死者家屬支付一定的誦經超度等費用,其立意就是除了補償死者家人的損失,還要為死者舉行必要的宗教超渡儀式,了解西藏文化的都知道西藏人是如何看重對死者的超度儀軌。所以這是一種在悲劇發生後,避免兩敗俱傷的原則下,懲罰殺人者,補償受害家人,慰藉亡者靈魂的一種立法精神。

在這種立法精神下,將人分成不同等級或階級是世界各民族在歷史上普遍具有的現象。但所謂「下等下級人命價為一根草繩」的說法,讓人有些匪夷所思。西藏歷史上並沒有統一的賠償額度,最常見的是根據被害人的身份和加害者的財力,通過談判決定。但竟然定一根草繩的命價實在是難於理解,我也看過不少嚴肅地研究西藏法律或西藏命價傳統的學術資料,並沒有看到「下等下級人命價為一根草繩」的說法,我對於有沒有這樣的記載、以及這是不是真正的法律條文?或只是比喻性的說法等,保持著疑問。還有,西藏的繩子不是皮繩就是牛毛繩,大概是因為缺乏原料,現實中很少看到中原民族常用的草繩,因此,有些奇怪。另外,白皮書將《十六律法》和《十三律法》並列混為一談是不對的。實際上,《十三律法》才是五世達賴喇嘛頒布的。而《十六律法》是之前大約十六世紀的藏巴王朝的法律,是四百多年前的法律,拿來和現代社會做比較,合理嗎?

至於人皮云云,如果去看文革或民主改革時期中國政府對西藏的各種駭人聽聞的指控和偽造的東西,就不難理解這類莫名其妙的奇談怪論為何還在引用。就像西藏人不用草繩而在律法中竟然使用「草繩」這個詞一樣,又有誰知道西藏佛教的哪一個修法儀軌中竟然需要人皮人肉等?因此,所有這些醜化誹謗的說法,不過是延續民主改革和文革期間醜化西藏文化的說詞而已,我們藏人對這些洗腦的說法詞聽厭煩了,聽麻木了,可能不以為意。但如果不經常做出說明,就真的可能會誤導其他不知情的人。

西藏之聲:剛才您提到「白皮書」的一些內容,都是「老生常談」,的確,這次「白皮書」第二章「新西藏走上了一條正確發展道路」中,就給出了許多資料,來證明「解放」後,西藏獲得了多大的發展,藏人完全擁有自治權利,獲得了民主自由,生活幸福安康等等,您覺得外界會相信中共的這些宣傳嗎?

達瓦才仁:中國政府習慣羅列很多難於查明或證實的數據,但這些常常並不能說明什麼問題。比如說,列舉了西藏自治區中藏族幹部和工作人員的數字,以表示西藏人民真的當家做主,享有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等,如果這樣的說法能夠成立,則1997年香港回歸前,香港總督是英國人彭定康,但香港絕大部分的公務員都是中國人,我相信比例肯定高過西藏公務員的比例,中國人會因此而竟然相信當時的香港政府是華人的自治政府而不是殖民政府嗎?同理,中國政府為什麼不談西藏自治區的黨委書記和黨委成員的組成?誰都知道那才是權力核心。同樣,把西藏的文化送進博物館,竟然在白皮書中宣稱是在保護西藏文化,真是把天下人都當成白痴了。還有,《憲法》規定民族平等,民族區域自治和發展民族語言文字的權利等,現實中的作為卻又是完全地背道而馳,如此等等,說一套,做一套,也許能騙的了一時,但不可能騙天下人於一世。

西藏之聲:在「白皮書」的最後一章裡,鄧小平當年的那句「除了獨立,什麼都可以談」變成了「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他們回國祇能作為內部問題來談,不能作為國家與國家對話……只要達賴公開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就可以與中央對話……」有藏人對中共公然篡改前領導人的原話,而感到震驚,而白皮書還提出「希望十四世達賴喇嘛在有生之年能夠丟掉幻想,正視現實…..」您覺得這是否顯示「除了獨立,什麼都可以談」在今天已經被中共完全否定,同中共認真、理智地對話,是否真得成為了幻想?

達瓦才仁:我們知道,對中國政府的誠信,不論國際社會或台灣或香港,都有著很強的疑慮。這當然不是沒有原因的。我們西藏人就經歷過許多中國政府言而無信、出爾反爾的歷史經驗,遠的如簽訂十七條協議時,中國政府從開始的信誓旦旦到後來的食言而肥,一旦站穩腳跟後便馬上翻臉不認帳,而且還狡辯抵賴無所不用其極。

你提到的鄧小平的「除了獨立,其他問題都可以談」,則是最近的例子,鄧小平的這個提議在獲得達賴喇嘛的積極回應後,中國政府就開始不認帳,開始不斷地反覆重新定義獨立的意思,什麼半獨立、變相獨立等說詞通通出籠,到後來,西藏人完全按照中國《憲法》的內容提出實現名副其實的民族區域自治的主張時,甚至也說那是變相獨立。到最後,竟然乾脆否認鄧小平講過這句話,我記的好像就是朱維群講的,不是私下講的,是公開官式的否認。而實際上,在此之前,中國政府已經在正式文件或講話中很多次地引用過鄧小平的這個講話,後來竟然是說不承認就可以不承認了,真的是把國家利益和誠信問題視如兒戲。

中國政府這種政策缺乏穩定性和連續性的現象,當然最根本的原因應該是,中國政府一直無法找到一個持久、穩定而又合理合法地解決西藏問題的途徑,因此才會表現出如此的短視和多變。我認為,歷史際遇稍縱即逝,如果中國不能把握現在的機會,還繼續玩弄這種不負責任的政治遊戲,最終只會給中國和西藏民族雙雙帶來難於挽回的損失。在台灣問題上也一樣,中國政府從初期的「解放台灣」到後來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到現在極力維護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很多研究其政策軌跡的學者就指出,當台灣方面表現出誠意或中國方面覺得時機對自己有利時,常常就會表現出提高和談價碼或拒絕妥協的姿態,從而喪失了很多的歷史際遇。無論如何,那些掌握國家權柄者,應少玩那些自以為是的宮廷權術或詐術,而是以國家民族的長遠利益為重,以誠信、智慧和寬大的胸襟去尋求解決西藏問題,這才是中國之福,也是包括西藏民族在內的各民族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