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佈於:2014-11-10

一個關於西藏囚徒與爭取自由的故事


一個關於西藏囚徒與爭取自由的故事

  

『國際西藏郵報2014年11月8日達蘭薩拉報導』 成千上萬人站著凝視著一群囚犯,而頓珠旺杰(Dhondup Wangyal)就身處在他們之中。來自他家鄉的群眾眼睛直盯著台上。

幾天前橫越城鎮遊街示眾時,遭到中國士兵打斷的手骨,被鐵鍊捆綁在背後,他被迫跪在台上。

談到當時的狀況,旺杰說,「一名中國部長踩著我的頭說,從未有過任何人一直詆毀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怎麼可能縱容這樣的小人侮辱我們偉大的民族,我們一定要殺了他。」

一名中國官員隨即高喊著,「反革命將受到審判!」士兵和人群跟著大喊。

這是1964年在西藏的景況。

1948年,頓珠旺杰出生在西藏康巴甘孜地區,成為朵仁庫倉(Dhoring-Khu-Tsong)家族的一員。這個家族,總共九口人,父親永丹嘉措(Yonten Gyaltso),母親亞瑪卓瑪(Yama Dolma)和叔叔赤列朗傑(Trimley Namgyal)。頓珠旺杰有四名兄弟和一名姐妹。

西藏在1951年遭到中共武裝部隊入侵,發生在康巴和安多,西藏反抗人士和中國軍隊之間的衝突始於1956年。反抗行動也直接導致了1959年的西藏抗暴,造成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尊者逃離西藏進入印度流亡。

永丹嘉措和赤列朗傑是眾多為獨立而戰的藏人其中的一員。永丹加入了在他村莊所發動抗暴行動,反抗中國共產黨。每天早上,他都會焚香祈求「西藏自由和達賴喇嘛尊者長久住世」。後來,遭到中國的逮捕與監禁。

在西藏首府拉薩,赤列朗傑連同數百名僧人起身反抗中國的專制獨裁,最後也被中國軍方逮捕,並被帶往中國西南省份四川。他被關押在四川最大的監獄(Dhang-Zheng-Dhong)裡。

兩年後,朵仁庫倉(Dhoring-Khu-Tsong)家族接到噩耗;永丹嘉措遭到殺害。

中國軍隊給這個家族製造了大災難;軍隊搶奪他們的財物,摧毀他們祖先的房子。「在此期間,中共的規則非常混亂,我們都不知道該怎麼說話或該怎麼行事。同為一家人,這是非常困難的局面,中國士兵施予暴力,偷走我們的身家。我的家人未經審判就被囚禁。我在這個世界上所看到的現實狀況非常的悲慘。」旺杰說,「我討厭中國政府,而達賴喇嘛尊者已經流亡印度。西藏人民的生命宛如螻蟻。」

16歲,旺杰成為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的支持者,他的觀點與毛主席政權相左,「很多人死於大飢荒,劉少奇說出了他反對毛澤東的三面紅旗總路線,並表示中國人民希望獲得自由,毛澤東制定的規則需要改變。」

對於中共政權和壓迫的憤恨,旺杰和他的親密朋友,洛丁(Lobding),污損毛澤東的照片。他們挖出了照片上毛澤東的兩隻眼睛,並以鐵鍊綑住了照片上的雙手,然後他們在照片上潦草地寫著「西藏自由、宗教自由,以及中共國家主席劉少奇萬歲」。

他們把照片放在村莊的大殿中心,沒多久之後,中國士兵和當地防暴武警趕來圍捕村民。每個人都被檢查、詢問,許多人被捕。

「我的朋友洛丁和我想著,這種情況是由我們開始的,為什麼要讓其他人遭到中國軍方的毒手?」旺杰說,「我們決定向警方自首,其他人並沒有做錯任何事。」

關於向中共當局自首,他說,「沒有中國共產黨政權,就沒有西藏的殖民統治,我們便不會遭受血腥鎮壓和家人分離的痛苦。因此,我們,雪域的年輕一代,尋求西藏的自由,我們將向血腥中國宣戰,直到我們嚥下最後一口氣。警方對我們說,你們看起來就是小子,但你們相當的有精神。之後,他們開始毆打我們。」

1964年,旺杰被送往四川的監獄監禁,面臨惡劣的生存條件,獄警也經常毒打他們。有時,被打到讓他們擔心他們會被殺死了。他回憶說,「在那裡,我差點死掉了,他們常常毆打我;我從來沒有想過,我還可以做回一個正常人。」

每天,囚犯只接受了一口的糌粑(青稞粉與鹹酥油茶混合)和水充飢,然後被迫長時間在田裡工作。

和旺杰一樣狀況的政治犯,處境遠比普通犯人更來得糟。他們要做的工、時間更長,而且只有較少的食物,還要承受來自獄警的酷虐。旺杰說,「我被命令到田裡做工,我們不允許說話,或者看任何人,我們在現場只能彎著腰,決不允許站得挺立。」

備受尊崇的西藏僧侶也和普通人群分離,被迫在更嚴密的控制之下工作。旺杰說,「喇嘛(藏傳佛教上師)、格西(藏傳佛教學者)、祖古(被認證的西藏喇嘛轉世)和僧侶都被迫工作。紅旗和士兵把田地團團圍住,活動的範圍不允許超越紅旗。」

在此期間,中國政治家和中國未來的領導人鄧小平,還有中共國家主席劉少奇,在毛澤東的「大躍進」之後,將經濟發展從浮誇的理想主義引向了實用主義,但他們的政治意識形態與毛澤東有所衝突,包括支持西藏的自由。毛澤東很明顯感到劉、鄧執行了一條和自己完全不同的政治路線,自己在黨內的權威受到挑戰。 1966年,旺杰18歲;毛澤東出於擔心反對派的經濟改革,可能導致資本主義的復辟與結束了中國革命,於是推動了文化大革命。

文革給了毛澤東清算他視為共產黨高層敵人的權力和影響力。各大學院校被關閉,鼓勵年輕的中國一代,隨意破壞古建築、寺廟和藝術文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推動以大中學生紅衛兵為主力進行的以「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相標榜的社會運動,其伴隨著紅衛兵運動的興起而席捲了中國大陸。也因此,6000多座西藏寺院被摧毀,僅剩下12座。

鄧小平與劉少奇成為紅衛兵的目標。鄧小平在江西的農村裡、度過了四年的勞改生活;他的長子鄧樸方被監禁和遭受酷刑,最後導致他在1968年自殺死亡。

1969年,中共第九次黨代會期間,共產黨宣告,「摧毀了以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揭露了以劉少奇為總代表的黨內一小撮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粉碎了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陰謀。」他被當眾毆打,遭受折磨一年多的時間,最終死亡。

10年後,1979年12月,頓珠旺杰獲釋;「當地警方說,今天你從我們這兒得到了自由。」旺杰說,「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你可以在這個世界得到自由,我們還是會監督你的行動,以免再出任何差錯。我很害怕他們,因為我的錯誤,遭受了15年的牢獄之災。難道我付出的代價還不夠嗎?」

儘管回到他的家人身邊,旺杰依然生活在對中國當局的恐懼之下,「我躲了起來,定期在甘孜州所有18區裡移動。雖然我躲了起來,不過,還是會遇見一些熟視的中國人,他們知道我蹲過牢,所以我們決定逃離中國的各大城市,讓中共當局難以找到我們。」旺杰說。

躲藏了20年之後,「2000年我哥哥打電話給我,叫我回到村裡;我也答應了,因為大多數在找我的中國領導人不是死亡了,就是搬走了。」他說。

儘管文革1976年結束,旺杰也發現了中國對藏政策的走向有些改變,「2002年,為了讓我們放棄種植我們的傳統作物,中國共產黨下令全村的人們停止耕種,並且在三年內改種水稻。如果我們不能種植水稻,我們必須被迫支付罰款。中共當局也鼓勵我們在田裡種植荊棘,這將破壞傳統作物。」

旺杰嘗試把意見說出來,但被告知他的觀點不合法,「我告訴他們多年來,西藏一直依靠作物和畜養動物維持生計,我們不應該按照中國的政策。」許多藏人的生活都被破壞了,也導致了社會的貧困。

他再次發現自己還是受到嚴密的監控,並定期接受中國警方盤查。進一步對於監禁的恐懼,讓他做出一個危險的決定。

「2006年1月1日,我們一家四口,從西藏流亡到印度,經過一個多月的時間,我們一家人安全抵達尼泊爾的西藏難民接待中心。」他說。

雖然旺杰現在流亡印度,免於受壓迫的恐懼在達蘭薩拉繼續進行西藏運動,許多來自旺杰那一代人,正面臨傳承給新一代的關頭。

反思這個關頭,旺杰說,「我有兩個男孩,我希望他們受教育成長,我老了,不會長伴在他們左右。我的父親在中國的統治下去世,他對我說,『你必須努力結束共產黨在西藏的統治。』所以,現在我告訴了我的孩子們同樣的事情。」(本報導由史蒂夫.蕭和達瓦普布英譯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