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集錦
發佈於:2022-01-06
揭謊頻道：中國對其經濟脅迫行為的荒唐否認
中國浙江省寧波舟山港繁忙的貨櫃碼頭。（2021年8月15日）
12月12日，在英國利物浦舉行的七國集團（G7）外交和發展部長會議閉幕。在同天發表的一份聲明中，G7談及了中國利用經濟實力對他國政治施壓的行為。
“我們已在本週末的會議上明確表示，我們對中國的脅迫性經濟政策感到擔憂，” 此次峰會主席、英國外交大臣伊麗莎白·特拉斯（Elizabeth Truss）在G7於利物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次日，中國駐英國大使館做出回應，稱對G7聲明“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指責中國實施'脅迫性經濟政策'，更是毫無道理，”
大使館在12月13日發表的一份聲明中寫道。
中國官方的這種說法是錯誤的。
事實上，在過去十年中，中國越來越多地將脅迫性的經濟措施作為外交政策工具。國際關係學者羅伯特·布萊克威爾（Robert Blackwill）和詹妮弗·哈里斯（Jennifer Harris）在兩人合著的《其他手段的戰爭：地緣經濟學和治國方略》（War by Other Means：Geoeconomics and
Statcraft）中寫道，中國已成為“領先世界的地緣經濟學實踐者”。
美國智庫德國馬歇爾基金會亞洲項目主任葛來儀（Bonnie Glaser）12月7日在美國國會一場主題為“中國如何利用經濟脅迫壓制批評者並在全球範圍內實現其政治目標”的聽證會上作證時指出，所謂脅迫性經濟措施即“一個國家威脅或實際向某個目標國家強加經濟損失，以獲取政策上的讓步。”
隨著中國經濟崛起，成為全球三分之二國家的最大貿易國、世界最大發展融資國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市場，其經濟重要性為北京對他國強加其政治意願提供了強大的槓桿力。
據保障民主聯盟（Alliance For Secure Democratic）運營的“威權干預追踪儀”提供的數據，中國在過去十年中實施經濟脅迫的案例共有68起。該追綜儀收錄中國和俄羅斯試圖通過經濟及其他手段破壞民主的案例。
據華盛頓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CNAS）的一份報告，中國自2010年起慣常性地對一些被其認為對其領土主張、國家主權、國內政治制度或其他“核心利益”構成挑戰的國家進行經濟懲罰。
以下是由“威權干預追踪儀”和其他有關研究統計的部分中國經濟脅迫案例——
貿易限制
貿易限制的具體手段包括實施進出口限制、提高關稅、針對性的海關檢查、拒絕發放許可證、非正式禁運令和選擇性使用國際商務法規。
例如，中國12月3日在其海關係統中取消了立陶宛的原產國身份，也就是暫停了與立陶宛之間的所有進口和出口。此決定下達前不久，立陶宛決定允許台灣在該國首都維爾紐斯開設辦事處。
在中國官方的“一個中國”原則下，北京將自治和實行民主體制的台灣視為其領土。12月9日，中國升級施壓力度，敦促跨國公司與立陶宛斷絕關係，否則將面臨失去中國的巨額市場。
自2020年以來，因澳大利亞呼籲調查COVID-19疫情的源頭，中國已對澳大利亞多種出口中國的商品實施限制。
2010年，在一艘中國漁船與一艘日本海上保安廳船隻在有領土爭議的尖閣諸島（中國稱釣魚島）附近相撞後，中國限制了對日本的稀土出口。
2011年，在挪威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授予中國民主活動人士劉曉波諾貝爾和平獎後，中國限制了挪威三文魚的進口。
2012年，中國因南中國海領土爭端減少了從菲律賓進口香蕉及其他水果。
2016年，在首爾和華盛頓達成部署美國導彈防禦系統的協議後，中國限制了與韓國之間的貿易。同年，中國對其北方鄰國蒙古國的跨境貿易實施了臨時限制，原因是蒙古國接待了達賴喇嘛尊者。達賴喇嘛是西藏的精神領袖，北京視其為分裂分子。
旅遊限制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一份報告顯示，中國利用其數量龐大的出境游客，通過暫停由國營旅行社組織的旅行團，發布官方旅行警告，或禁止向獨立旅行者發放旅行許可等措施給相應的外國政府造成經濟損失。
2016年，在蔡英文當選台灣總統、民進黨執政台灣之後，北京減少了赴台旅遊的人數。據CNAS的報告顯示，次年赴台中國遊客數量下降了22%。
2017年，中國以貿易限制報復首爾部署薩德導彈防禦系統的同時，也禁止了赴韓團隊旅遊。根據韓國現代研究院（Hyundai Research Institute）的數據，韓國因此損失了156億美元的收入。據CNAS報告的數據，前往韓國的中國遊客數量從每月13萬人下降到不到3000人。
2012年，中國因與菲律賓就南中國海斯卡伯勒淺灘（中國稱黃岩島）發生領土爭端，中國凍結了赴菲旅遊。在馬尼拉發生針對中國的抗議活動後，中國以菲律賓“強烈的反華情緒”對中國公民安危構成威脅為藉口，無限期暫停所有赴菲旅遊。
“鑑於中國遊客現在是世界上海外消費最多的遊客，旅遊業在未來幾年中似乎很可能成為中國會更多使用的脅迫性經濟工具，” 2018年CNAS報告稱。“旅遊業限制很可能被更常使用的另一層原因是，這類措施能給目標國家帶來造成實際影響的經濟成本，而幾乎不會給中國造成附帶損失。”
針對性施壓境外企業
中國國台辦（TAO）11月22日稱，台灣遠東集團因在上海、江蘇、江西、湖北、四川等地的化纖紡織、水泥企業存在一系列違法違規行為而被罰款。此次罰款金額高達約4.74億人民幣。遠東集團曾向明確反對北京“一中原則”的台灣民進黨捐款。
儘管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聲稱對遠東集團的處罰是“依據國家法律法規”，但她也在回應中同時表示，“絕不允許支持'台獨'、破壞兩岸關係的人在大陸賺錢，幹'吃飯砸鍋'的事。”
11月30日，台灣遠東集團董事長徐旭東在台灣媒體刊文表示，他長期以來反對“台獨”並支持“一中原則”。
2019年，休斯頓火箭隊總經理莫雷（Daryl
Morey）在推特上表達對香港民主運動的支持後，中國取消了對美國職業籃球聯盟（NBA）賽事的數字轉播。NBA隨後在表示支持莫雷言論自由的同時也向中國致歉，莫雷最終離職。
2018年，中國民航局要求國際航空公司和酒店停止在其網站上將台灣列為一個國家，否則將面臨“處分性措施”的風險。涉事航空公司均滿足北京的要求，部分公司還為此公開道歉。
據葛來儀12月7日在美國國會作證時的證詞，2017年薩德反導系統引發的韓中緊張局勢中，北京還拒絕認證韓國製造的混合動力汽車電池，這等於是在中國禁售配備了LG化學公司和三星SDI公司所製電池的汽車。
同年，在韓國樂天集團將其一處高爾夫球場用於薩德反導系統的部署後，北京以涉嫌違反消防法規為由查封了韓國樂天集團旗下的近90家中國門店。
當然，中國並不是唯一一個利用經濟壓力推進外交政策目標和保護自身“核心利益”的國家。
中國駐英大使館的這份聲明也將矛頭指向美國，稱中國是美國經濟脅迫的受害者：“說到'脅迫性經濟政策'，有關國家應該問問自己：是誰在上世紀50、60年代對中國進行經濟禁運和封鎖？最近幾年又是誰在對中國搞貿易戰、打壓限制中國企業？他們這是賊喊捉賊、倒打一耙！”
中國稱美國是“手段多種多樣的老謀深算的經濟霸凌者”，列舉了美國對中國三分之二的出口商品徵收關稅以及對華為等中國科技公司實施制裁等例子。
中國還批評美國“激怒盟國，挑起全球貿易和供應鏈的緊張和中斷”。
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社英文網站10月份發表的一篇評論文章稱，“除了中國，美國還通過一系列脅迫手段，將一系列合作夥伴拖入貿易爭端和技術壓制之中。”
不過，美國及其他西方政府通過公開發表的、依照相關法律的製裁、投資限製或貿易控制舉措進行經濟施壓，而北京的施壓方式主要依賴於非正式的、法外的懲罰舉措。
CNAS的報告中稱，中國“不在法律層面上將外交政策爭端與強制性措施聯繫起來，這為其公開否認（報復）以及升級或和緩（報復性措施）創造了更大的選擇餘地”。
報告還稱：“中國通常通過選擇性實施國內法規—— 其中包括升級海關檢查或衛生檢查強度—— 等非正式措施製造經濟成本，並使用法外手段，比如利用官媒鼓勵民眾抵制，以及派政府官員直接對特定企業施加非正式壓力。”（同時請參閱美國之音《揭謊頻道》本篇文章的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