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評論
發佈於:2020-11-17
唯色RFA博客：天葬師、“康巴松茸”、六十三根辮子及丹增德勒仁波切（六）
遠遠的，左邊鄉政府，右邊寺院。（唯色1999年攝影）8、
仁青與我們共進了晚餐。雖然他身上的異味依然不散，但我已經能夠做到像阿巴本和澤仁那樣不在意了。
用作廚房的會計室不大，除了一張搖搖晃晃的桌子和四根搖搖晃晃的長板凳，一個可以熬茶做飯的鋼爐和滿地堆放的木柴，別無他物。哦，對了，那桌上還有一架橙色的電話機，是那種老式的帶搖把的電話機。格桑貢布，是的，他是鄉政府的值班人員。我不記得他是一個什麼樣的鄉幹部了，這是因為他的外表、他的言行實在太有特點，以致於我至今一想起他，就想起他滿頭亂蓬蓬的卷髮，黝黑的臉上一對像犛牛眼睛那樣的大眼被酒精燒得通紅。“你完全是一個酒鬼！”阿巴本局長嚴厲地沖著一頭闖入的格桑貢布批評道（後來得知他真的是一個酒鬼，喜歡喝烈性強的白酒。有次提著一把步槍喝醉了，居然槍走火，打死了妻子，震動鄉里，卻也不清楚為何沒有被上級部門嚴厲處分）。但是格桑貢布並不理會，抓住搖把電話機就是一陣猛搖，據說這麼一搖，整個四區的四個鄉的電話機都要響。而總機設在縣上，鄉民給它起了一個外號叫“長命”，有的人不會說“總機”就說成是“公雞”。
格桑貢布居然很快就找到了正在縣上買賣松茸的鄉長和書記，如此落伍的通訊方式居然管用，令人嘆服。只聽他用一口古怪的漢語沖著話筒大喊：“趕快回來不是，要出人命了！回來不是，我們勸不動了！”
原來因為近來政府正在重新劃定雅江縣和理塘縣接壤的界線，引起了兩地鄉民之間的糾紛。據說理塘毛埡壩的牧民已經聚集了五十多人，要用武力爭搶被劃走的草場，激起了鄰縣柯拉和紅龍等地的牧民日益高漲的反彈情緒。
寺院裡用犛牛皮包裹的轉經筒。（唯色1999年攝影）
檔歸檔，事實上各級官員在不斷失誤的同時往往一籌莫展（我後來在縣城見過一個被戲稱為“老革命”的副局長，不到五十歲就提前退休了。對此他很豪氣地說，那個小官有什麼當頭，哪裡有現在這麼自由，想掙點松茸錢就掙點松茸錢，想搓兩把麻將就搓兩把麻將。但實情是他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才招致早早下課，而這個錯誤就與勘界有關。作為分管規劃與鄰縣邊界草場的負責人，他卻不願意實地下鄉調查，而是趴在辦公室的地圖上用一支紅藍鉛筆隨意地圈圈點點，導致了草場糾紛舊的未去、新的又來），連軍人扛槍出現也無濟於事甚至更加惡化（如今的最高指示是，兩縣縣界走向要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十萬分之一航測圖1971年第一版”為准，要求“必須堅決服從裁決”、“必須依法追究其責任”，故“在必要地段栽立界樁”、“標繪界碑位置”等等），除非勞駕當地最有威望的宗教人士，比如大喇嘛丹增德勒仁波切就數次化解過這類矛盾，兩邊的藏人都信奉他，劍拔弩張的雙方一見到他絳紅色的身影，就紛紛磕起長頭，戾氣頓時消散。
暴雨下起來了。一個個密集的閃電劃破漆黑的天空，是那樣的驚心動魄，居然闖入屋裡，將懸垂在窗邊的電話線濺起一陣耀眼的火花。格桑貢布慘叫一聲，就像是他的亂髮被燙得更卷，趕緊逃之夭夭。我點上我們在縣城買的蠟燭，繼續聽仁青講他的故事。可是仁青為何如此激動？就像是那閃電也啟動了他體內沉睡的激情，他眉飛色舞，口若懸河。而他那地地道道“牛場娃”（當地漢語對牧民的稱呼）的方言，與阿巴本和澤仁你一言我一語的同聲翻譯，不但在我的腦子裡攪成一團，也在我的答錄機上留下一片噪音。其結果就是，此刻我已經無法復原刀登仁青的精彩言論，這真是遺憾。我聽清楚的有這樣幾句話：
“生命是無常的，今天還看見這個人在放牛，明天就抬上了天葬場，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就會被鷹鷲吃了。也許我十年後還在這裡，也許我沒幾天就死了，這誰也說不清楚。每次在天葬場上用刀子劃死人的時候，我都把這些死了的人想成是我自己（這跟楚布寺天葬師說的一樣，看來是天葬師的共識），我都在心裡祈禱，下一次輪回的時候有一個好的轉世。除了想成是自己，好好地天葬死者，也是幫助死了的人得解脫，不辜負他們親人的願望。”
天葬師仁青在講述。
（唯色1999年攝影）
我還記得仁青講述的一個細節：“不管是給牲畜看病，還是用刀劃死人，我養成了一個習慣，總是手也不洗就去揉糌粑吃，那手上常常還帶著血。我不覺得髒。反正都是生命的血，就跟自己的血一樣。後來，大喇嘛丹增德勒對我說，雖然你的心是沒有分別的，但是那些血帶著病毒，你如果吃下去的話會影響你的來世，這以後我就改過來了，每次都把手洗得乾乾淨淨。”
這期間阿巴本和澤仁先後出門方便，留下我一個人傾聽仁青充滿激情的演說，他確確實實是又演又說。適逢又一串閃電與驚雷交織而至，幾根蠟燭不是突然倒下就是驟然而滅，似乎只有一根蠟燭還在燃著，那忽明忽暗的光亮下，仁青的面部表情不斷變化，仁青的雙眼也格外地炯炯有神，幾乎讓我相信那就是被仁青解剖過的那些死者交替顯現，所謂嚇得毛髮豎立的感覺算是被我體會到了。就在我幾欲奪門而逃的時候，我的兩位保鏢回來了。
次日雨過天晴，柯拉草原如出水芙蓉，清新宜人。一大早仁青就來告別，因為牧場上死了四頭小牛，他得趕緊回去給其餘的牛打防疫針。他握著我的手久久不放，他的身上仍然帶著一種異味，但我已渾然不覺。我知道他為什麼對我這樣地親切，因為我來自拉薩，那是一個讓他以及所有的、尤其是邊地的族人最為嚮往的聖地。他交給我一百元錢，懇切地要求我回到拉薩後，為他和那些被他天葬的死者在大昭寺供燈。他似乎有些傷感（確切地說，不是他傷感，而是他的話讓我傷感）地說：“如果這幾年之內我還活著，我就去拉薩朝佛，我很想去大昭寺拜一拜覺仁波切（藏語，釋迦牟尼佛）。”
望著仁青打馬而去的背影，我得承認，說到底，他本質上還是一個跟其他牧民無甚分別的牧民。雖然他有好幾個身份，但歷史賦予他的那個最特別的身份似乎是多餘的，就像是某種擺設，並未觸及他的靈魂。這是什麼原因呢？與他深深紮根的這片土地有關嗎？可現實中，也有許許多多的藏人恰恰因為身份的多重性而變成了兩個人、三個人甚至更多。我的意思是，我見過許多人格分裂的藏人，比如我身邊的長輩們（他們現在的身份是“退休幹部”），他們的一生往往是無所適從的一生，他們的歸宿也往往是沒著沒落的歸宿。這與被外力推行的所謂的“城市化改造”有關嗎？以致于故鄉漸變他鄉，人人不倫不類。還是說，畢竟不同於天高地遠的草原，越來越擁擠的城裡，那一個個被諸多眼睛緊盯不放的單位最擅長的就是天天改造思想，人人都逃不過？當然這個話題太複雜了，幾句話根本說不清楚。所以我只能說，在這片似乎不變又似乎大變的柯拉草原上，仁青還是仁青。（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