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佈於:2020-08-10

西藏縱覽:藏人的劫難與求生


  

1930年代,紅軍敗逃到西藏高原的阿壩縣。饑餓的士兵,發現當地寺廟裡用麵粉和油製成的小巧佛陀神像,他們吃下佛陀形狀的糕點,對於藏族人來說,這是一項大不敬的行為,也因此種下充滿敵意的種子,這一幕,出現在芭芭拉·德米克最新的著作中。而女性藏人政治犯阿媽·阿德(Ama Adhe)於八月三日在印度達蘭薩拉逝世,結束了她不平凡的一生。另外西藏理塘著名的賽馬節,今年七月舉行的時候,只向少數人群開放,引起藏人不滿。本期節目中,我們就一起來瞭解狀況。阿壩縣是中國西部四川省一個藏族聚居地區的主要城鎮,近年來,一直是反復發生自焚和其他抗議活動的現場,數十名僧侶,前僧侶和其他藏民呼籲西藏自由,語言權利,以及流亡的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返鄉。

在剛剛發行的《噬佛:從一座城市,窺見西藏的劫難與求生》中,《洛杉磯時報》的撰稿人和前駐北京記者芭芭拉·德米克(Barbara
Demick),通過與阿壩縣的藏族居民和現在流亡印度的前阿壩縣的藏民訪談中的描述,回顧了阿壩縣自1958年以來的歷史以及今天在該縣的生活。

在經過整理的採訪中,自由亞洲電臺藏語組的丹增.第吉與德米克談到了她的新書。在被問及書名的靈感是來自什麼時,德米克回答說:標題是指1930年代紅軍穿越阿壩縣時的一幕。他們的設備很差,開始搶劫藏族住宅和寺院。在寺院裡,他們開始吃從神壇上取下的佛陀形狀的糕點。中國士兵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他們覺得自己在吃佛。這是不尊重,破壞西藏文化的標誌,有時是故意的,有時只是出於自私。因此,這似乎象徵著該地區發生的許多事情。

丹增再問德米克,她寫這本書花了多長時間,對她來說是怎樣的挑戰?

德米克說,寫作這本書花了很長時間,並且難度很高。她于2007年在北京時,就開始考慮寫這本書。她說,她從2013年開始認真撰寫這本書。這本書有一些不尋常的挑戰。一方面,儘管它不在西藏自治區,但去阿壩縣非常困難,雖然你不需要特別許可就可以去往那裡。但是經常有檢查站試圖把像她這樣的人拒之門外,對於外國人來說,即使去阿壩縣的一家旅館入住登記也很難。總之它是一個敏感的城市。德米克經歷了三種不同的情況。在一次旅行中,她在該地區停留了大約一周,然後進進出出,但是進去總是很困難。而且她認為最難的是語言。她第一次進去時,是和一位幫助翻譯的藏族朋友一起去。但是後來她覺得這給翻譯帶來了太多的風險。實際上,在後來的旅行中,她與中國司機和中國翻譯一起旅行,這顯然並不完美,但這樣做的原因是,他們不會遇到麻煩。

德米克告訴丹增,正如您的聽眾所知道的那樣,讓藏人與美國記者共事是非常冒險的。所以她覺得,如果她和一個在她辦公室登記在冊的中國人一起去,他們不會遇到那麼大的麻煩。這確實非常具有挑戰性,因為她採訪的很多人都不會說中文,或者中文說得不太好,因此在報導有關阿壩縣的資訊時,會遇到很多技術上的麻煩。

德米克說,她能夠在該地區其他地方進行採訪。在果洛藏族自治州進行了很多採訪,在印度也進行了很多採訪。這本書中的大多數主要人物,現在住在印度,或者當時住在印度,因為對於她而言,你需要持續接觸人們。你需要幾小時幾小時不停的訪談以及一個很好的翻譯。

德米克書中提及自己在研究或寫作時,還去了阿壩縣三趟。丹增問到,就個人而言,她是否受到中共政府的威脅或感到危險?

德米克回答,她個人沒有這種感覺。但是她說,要記住的是,她是駐北京的外國記者。她有合法簽證,有一張記者證。因此,她個人沒有感到危險。但是她覺得她可能會給其他人帶來麻煩,那些與她交談的人或與她合作的人。外國記者一直都是這種情況。她想說,前往阿壩縣是合法的,其中沒有任何法律禁止的,他們非常小心不要違反任何中國法律。幾年前,她以遊客的身份去過拉薩,但在那裡她什麼也沒寫。在阿壩縣也是如此:她沒有違反任何法律。她謹慎地旅行。頭上戴著一頂大帽子,就像很多人一樣戴著口罩,因為有陽光,而且有點塵土飛揚。但是她從來沒有在穿著上偽裝。她沒有偷偷溜進卡車,一切都合法。她個人沒有感到危險。

丹增繼續問她:在本書中,當她進行研究並採訪很多人時,最讓她驚訝的是什麼?

德米克的答覆是,藏人對達賴喇嘛的熱愛使她感到驚訝。雖然她知道這一點,但令她感到驚訝的是,儘管每個人持有不同的政治觀點,甚至是她遇見的一些年輕的藏人,都是如此發自內心。這些人不信宗教,對流亡政府持批評態度,即使人們有分歧,但與達賴喇嘛還是有連結的。我覺得這讓我感到驚訝。我想我以前沒明白。

丹增追問,這些人有的是流亡者有的是西藏人嗎?

德米克說兩者皆有。她遇到的一些流亡人士,特別是在印度達蘭薩拉,他們非常挑剔,對流亡政府的構成不滿意。德米克認為,很多來自安多和康巴的人,都覺得自己的代表權不足,有各種各樣的抱怨。但是對達賴喇嘛的崇敬和愛是如此強烈,她從未想到會如此強大。她覺得這讓她有些驚訝。

最後丹增問德米克:這本書現在發行的時間,我們都知道,由於新冠病毒疫情以及香港,臺灣和新疆等許多其他問題,中國正在對這些情況進行嚴格審查。那麼,她認為自己這本書的發行,會給中國政府帶來更大的壓力嗎?

德米克則回答說:這本書的發行,時間是偶然的。老實說,它應該更早出版,只是出於技術上的原因而沒有。但她確實認為,過去一兩年中,西藏人已經被遺忘了。維吾爾人,尤其是香港人,已經引起了很多關注,她認為人們不應該忘記藏人。

另據西藏消息人士稱,流亡印度的女性藏人政治犯阿媽·阿德(Ama Adhe)於八月三日在達蘭薩拉逝世。阿媽·阿德•劄布倉(Ama Adhe Tapontsang)這位西藏抵抗運動女戰士,為抗擊中共入侵者而在獄中度過了四分之一世紀的政治犯,現在已經去世,享年88歲。

1932年出生在中國西部四川省藏族人口聚居的梁茹(今天的新龍縣)Nyagrong的阿媽· 阿德(阿德的意思在藏語是“母親”,)在組織抵抗中國共產黨於1950年代後期入侵西藏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她於1958年被逮捕,阿媽·阿德後在監獄服刑27年,經歷了酷刑,強迫勞動和持續的饑餓,最終於1985年獲釋,隨後逃亡印度。

阿媽·阿德在2017年接受自由亞洲電臺藏語組採訪時,講述了為什麼她參與了抵抗中國入侵西藏東部歷史悠久的康區的活動:

她說:“ 1950年4月28日,中國人開始入侵,從那天起,我的人生翻轉。1956年,當中國人以在我的家鄉甘孜(Kardze)實行“民主改革”的幌子開始“加強控制”時,我的丈夫意外去世,因此我加入了康巴Khampas的西藏抵抗運動,以幫助藏族人與中國軍隊作戰。”

1958年10月16日,阿媽·阿德因參加抵抗運動,並鼓勵其他婦女加入戰鬥、向戰鬥人員提供食物和糧食而被中國政府逮捕。

她說“當時有大約300名女囚犯和我一起,其中大多數人死於饑餓。我只有27歲。這在身體和精神上都是煎熬。”

1979年西藏局勢開始放鬆時,阿媽.阿德申請了假釋。她說:

“ 1985年,我終於能夠回到家鄉與家人見面,而且我27年來第一次見到女兒。當我被囚禁時,她只有幾個月大,我無法認出她。在此期間,阿媽.阿德的一個兒子死了。

她說:“ 1987年,我逃亡到印度,與“流亡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會面的夢想成真。”兩年後,阿媽·阿德前往美國和德國,在那裡,她公開談論了中國在西藏的暴行,並講述了自己在中共統治下的生活。

她的自傳《阿媽·阿德:回憶的聲音:女人為解放西藏而奮鬥的英雄故事》與喬伊·布雷克斯利(Joy
Blakeslee)共同撰寫,並於1997年出版。

此外,西藏消息人士表示,今年七月在四川省理塘縣舉行的一個流行的藏族賽馬節,只向少數人群開放,其中大部分是中國官員和學生參加的。

當地消息人士近日告訴自由亞洲電臺藏語組,只有少數藏民被允許進入節日慶典。自由亞洲電臺消息人士在不願透露姓名的情況下說:“進場觀看的人,受到嚴格的限制,例如必須出示身份證和簽署檔,保證不參加任何抗議活動。”消息人士並說:“在節日期間,前政治犯和被認為可疑的藏人,一直受到中國政府嚴格的監視。”

“今年的賽馬節只有大量的中國官員,組織者和參與者以及一些學生在場,”現居流放地的立陶宛人格西·嘉央·尼瑪(Geshe
Jamyang Nyima)說。“沒有多少藏人被允許見證這個節日。”

格西·尼瑪說,今年的節日,中國官員選擇了一個較小的場地,而不是以前使用的較大的節日場地,以便他們可以更密切地監看參加活動的少數藏人。他還說:“四川文化旅遊中心組織的這一賽馬節,無非是政治宣傳活動。”

在2007年8月1日,藏人牧民榮傑阿紮(Runggye Adrak)公開抗議之後,理塘縣流行的賽馬節,於2007-2019年被禁止。榮傑阿紮通過麥克風向舞臺下的人群致敬,敦促中國政府允許流亡國外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返回西藏。

榮傑阿紮在2007年抗議活動後遭到拘留,數百名藏族抗議者湧入了理塘縣的員警和政府機關大院,警方一度揚言要向人群開槍。

當局設法通過談判結束了對抗,但隨後安全部隊大量集結在理塘,該地區的藏族共產黨地方官員被漢人取代。

榮傑阿紮於2007年11月因“煽動分裂國家”和“顛覆國家政權”而被判處有期徒刑八年,2015年7月獲釋。

儘管近年來中國有時允許舉行藏族節日活動,以此作為在藏族地區穩定和“進步”的標誌,但安全部隊經常監視並有時禁止涉及大量人群的活動,擔心群眾會自發抗議中國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