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想，不好！如果八月份封城，那我給ZH的禮物可怎麼辦？原本說好在八月底的時候給他，但如果封城，那就沒法到成都了。琢磨著，決定下午就把東西寄到北京的朋友。

下午來到郵局，營業台前人頭攢動。小地方郵局，沒有排號的規定，也沒有排隊的習慣，大家都在往前擠。好不容易擠到前面，等到那幾個外地來的漢族打工仔模樣的人彙完錢，營業員問我寄什麼東西，說一些平時可以寄的東西在奧運期間是不能寄的。我暗想該死，奧運東奧運西的，到底還讓不讓人活了？我說什麼不能寄啊？我寄的只是個小禮物而已！感謝政府，感謝沒有把這個小玩具列入被禁名單裡，費了一番工夫總算寄出去了。

哎，我感覺到奧運的氣息已經撲面而來了。

下午姨夫來到家裡和大舅商量怎麼做今年的松茸生意。從他們的談話得知，從去年開始，在老百姓中盛傳北京奧運會時全世界好多外國人和領導將來到北京，屆時北京將購買大量我們的松茸和蟲草來招待這些外國人，而且這些外國人回去的時候也會買走一些松茸和蟲草，所以他們相信北京奧運會時蟲草和松茸的價格會特別高，充滿了喜悅。

去年和今年初的蟲草的價格很高，但在蟲草季節快結束的時候價格卻開始回落，平均價格基本上縮水三分之一。由於老百姓對奧運的到來給市場產生的刺激抱有極大的期待，所以好多人連去年採集到的蟲草都沒有賣出去，他們都在等待奧運，準備在奧運的時候多換些錢。結果沒想，奧運對市場的刺激確實是不小，但卻是負面的。現在奧運都還沒來，蟲草價格已經一落千丈了。

姨夫說，今年的松茸市場也不太景氣。若是往年，松茸還沒長出來，內地大大小小的老板就已經趕來了，可是今年，松茸都已經長出來了，來的老板卻沒有幾個，價格也比去年低多了。這幾年，由於交通越來越方便，松茸的交易形式由主要靠水煮的變為經過冷凍後直接把新鮮的發往內地和國外，還有把它切成片狀晾乾後買乾片的。姨夫說，如果封城，或者即使是還沒封城的現在，藏人來往於內地和藏區已經比較麻煩了，一路上關卡不少，到了內地，住旅店也不方便了，一般旅店很有可能因為你是藏人而拒絕讓你登記住房。如果政府限制或者停止車輛和人口流動，那麼對松茸市場的打擊將是致命的。

“本來想奧運給我們來百姓也帶來一些好運，沒想到現在卻成這樣，這樣子下去就沒法做事了，看來奧運的時候還只能呆在家裡看奧運了。”姨夫苦笑道。

中午接到一個朋友的電話，說我一個在北京工作的英國朋友被驅逐出境了。我的英國朋友是藏人在英國的第二代，生長在國外，世界名牌大學畢業，通曉幾種語言，現在北京教書。她和我有不少的共同語言，我們經常討論境內外藏族年輕人不同的喜好和思想觀念。在我離開北京的時候，我請她一定要小心保重，在奧運期間做什麼事都要特別謹慎，因為即使你沒做什麼值得他們關注的事情，但現在的政府已經處於高度敏感和緊張的狀態。作為一名藏人，一名在北京的藏人，尤其是一名在北京的外國藏人，她的一舉一動我相信都被政府所監控。因為不上網絡不看電視，我沒法知道這其中的細節，只是通過這個電話知道了一些。聽說她是在家裡突然被帶走的，審訊了幾個小時後直接被送上了去英國的飛機。外交部發言人後來說她是藏青會的骨幹成員云云，而她當時認為自己沒有幹過任何違反中國法律的事，況且簽證也沒有到期，她很生氣，要求那些國安人員拿出證據時，那些人說你自己幹了什麼自己清楚。我知道她四月份從英國回到北京的時候在機場被審問了兩個多小時，原因在於她是個藏族。現在，她很有可能又是因為這個身份惹了“禍”。

想到自己這次回家，有這麼一個較長的假期，也都是拜奧運“所賜”。早在六月份，或者說更早的“3•14”以後，北京的藏人日子就一直不太好過。我是五月份從拉薩到的北京，在火車上，警察登記了好幾次我的身份證。到了北京後，我聽在北京的一些藏人說現在各個藏區的公安都派了本地的警察到北京來協助北京警察盤查來自各個藏區的藏人，直到奧運結束後才會離開。好多在北京工作的藏人都紛紛回家，準備過了奧運再回來。我也應該算是其中之一。

在藏區某地，和一些外國遊客吃飯時，他們說現在中國人都得了“奧運病”。確實，中國人現在都得了“奧運病”，呈現的症狀卻不盡相同，有人興奮，有人恐懼，有人期待，有人厭惡，對有些人是節日，而對有些人是噩夢。那位遊客說他在藏區感覺到奧運已經成為了藏區老百姓詛咒的對像。

奧運確實已經成為一種“病”，一種像sars的病，至少對藏區和藏人是這樣。像我這樣的藏人就像躲sars一樣逃離北京躲避奧運，而回到藏區後，看到政府的嚴陣以待，各個路口的關卡，以及即將到來的傳說中封城，不是sars勝似sars。

實質上，我們躲避的不是奧運，若不是現在藏人在中國的二等公民身份和只要是藏人就被認為有“恐怖分子”的嫌疑，我們中的大部分人可能對這個全球體育盛會表示歡迎，大部分人也可能留在北京觀感受奧運觀看比賽。

奧運就像是一面鏡子，照出了藏人在中國的處境。

晚上看見街上警燈一閃一閃，圍了好多人。聽當警察的朋友說，從今晚開始公安局正式開展了一項工作：他們每天都要排查登記外來的人，尤其是藏人。朋友說這是當地公安為迎接奧運的措施之一。

說起來，縣公安局迎接奧運的“活動”早就開展了。一個主幹道不超過兩公里的街道都已經安裝上了監控器，寺廟周圍也都布滿了這種監控設備，據說寺廟的監控器還是直接由州上的公安在監控的呢。

我的警察朋友，被安排去守衛縣城附近的路口。他比較貪玩，常常偷偷騎著摩托上來和我們玩。當我們在街道上散步走路時，由於擔心被監視器前的同事發現他在街上玩，每當到了有監視器的位置時他總是躲在我們身後或者繞過去。幸虧他本身是幹警察的，熟悉哪裡安有監視器，如果是我們這些平頭百姓，那想躲也是躲不過去的啊。我當時在想，如果算上監視器和人口數量的比例，即使號稱全世界監控攝像頭最密的倫敦也肯定比不過這些藏區的小縣城吧。

從這個層面上來說，奧運，把藏區的現代化推進了一大步。

下午在鄉下當老師的朋友回單位了，縣裡要求每個單位24小時都要有人值班，即使是已經放假了的學校。縣裡稱這個為“迎奧運，保穩定”的任務。

街上24小時警車巡邏，軍人拿著武器全副武裝守衛各個主要路口，縣政府如臨大敵，宣傳一直強調“穩定”……。體制裡的人臉上一副很緊張的表情，和街上掛著的紅色大橫幅“喜迎奧運”相映成趣。

這奧運，很詭異。

下午在廣場看見展出了一些圖片，在廣場一邊展出的是介紹奧運的歷史和北京奧運準備工作的宣傳圖片。在另一邊，同時展出所謂的西藏舊社會農奴制的黑暗和被他們稱為“達賴集團”的“卑劣行徑”，以及新中國成立後藏區“翻天覆地的變化”。

當那把火在海外傳遞遇到示威時，中國政府嚴厲指責說不要把奧運政治化；而當同樣的一把火燒到布達拉宮前時，那位西藏的張書記在全世界人民前責罵達賴喇嘛的事情卻被中國政府宣稱他只是在表達自己的觀點而已。現在，那把火即將在北京點燃之際，連這樣的一個小縣城裡宣傳奧運總是伴隨著批判達賴喇嘛，請問到底是誰在把奧運政治化？

在宣傳部門工作的朋友被派去給駐地部隊教當地的語言。他告訴我說他們要讓那些當兵的學會怎樣用藏語說“站住”、“不要動”、“藏族和漢族是一家”等。

他說當兵的問他：聽說寺廟的喇嘛身體都很壯，打架都很厲害，是不是這樣子？

我的這位朋友說當他教“站住”、“不准動”和“藏漢是一家”這些前後矛盾、虛偽至極的話時已經有點受不了了，再聽見那些當兵提出的這些問題，看到這些全副武裝的兵把我們最為尊敬的寺廟和喇嘛們作為假想敵時，他就不寒而慄，他站在台上不知所措。

“我們在為這些外來的專門用來打仗的人提供幫助，而目標就是我們藏人最為尊敬的喇嘛們和我們的同胞。我們這是在幹什麼？！”

“我們到底在做什麼？”他低著頭，反復說了幾句。

活動現場周圍有很多警察在執勤，縣裡的領導悉數到場。軍人和民兵們列隊觀看表演，不少老百姓也來湊熱鬧。

活動的第一個節目是由藝術團合唱“一個媽媽的女兒”，接著他們或唱或跳表演了幾個節目，內容無非是歌頌祖國、讚美共產黨的。這些人都在共產黨的體制內工作了一輩子，現在退休下來也不閑著，還在為“共產主義的事業”發揮著“餘熱”。作為既得利益集團的一分子，他們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排練這些專門給領導們看的節目，而不用像大部分藏族老百姓那樣為生計忙碌；作為共產黨進入西藏後的受益者，他們當然也有足夠的理由和激情來讚美給他們帶來“新生活”的黨。

“3•14”以後駐扎在本縣的部隊被主持人稱為“駐巡部隊”，他們的表演——雖然我不覺得這是表演，而是一種威懾，讓人感到恐怖和厭惡——則完全是另一種風格。他們“表演”了中國武術、各種格鬥、用身體的各個部位抵擋住木棍的敲打直至木棍被打折、在身上放上幾塊磚頭並用錘頭砸碎之、制伏拿著雪亮匕首的“歹徒”的若干種方法……。他們的這些表演讓前來觀看的老百姓們既興奮又害怕。每次看到他們做出看來是讓身體受折磨的動作時，台下都是一陣驚叫聲，都在擔心他們的身體是不是會被棍子打痛、打壞。我身邊的一位老婆婆連聲祈禱，說“不要這樣做，這樣做又是何苦呢？他們肯定很痛，三寶保佑，可憐這些孩子”。節目結束後，老百姓們對這些當兵的技能驚嘆不已，更對他們增添了幾分敬畏。

哎，我的同胞們，你們可否知道，今天他們在台上做出的這些殘忍的動作專門都是為我們“準備”的。我善良的同胞們，人家在我們的土地上肆無忌憚地把折磨我們的各種手段顯擺出來時，我們非但沒有感覺到這是在威懾和挑釁，反而還在為他們擔心，並把它當作一場精彩的演出來欣賞，我的同胞們，真正可憐的人應該是我們自己才對。

節目的整個過程中，那些領導臉上都堆滿了笑容。不知道這樣做是為了在那些攝像機面前擺出個樣子來襯托祥和熱烈的節日氣氛，還是他們對今天的表演真的很滿意。

他們應該滿意，這場表演達到了他們希望得到的那種效果。

這樣一個在藏區每個地方、每個節日都會上演的節目，一場在藏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的活動，仔細回味，可以發現能反映出這樣一個真相：在藏區這個大舞台上，本應該是主角的大部分藏人被動地成為了旁觀者，而導演和主角卻是代表著既得利益集團的一小部分藏人與代表著外來強勢統治者的軍隊和政府。舞台的設計，節目內容的編排，節目時間、地點的選擇，都是由這些人說了算。這兩撥人在舞台上配合地多麼好啊，他們相互讚美相互恭維，他們的關係看起來是多麼地完美無隙啊，他們還真的把自己當作了主角！

而我們大部分的藏人同胞們，雖然我們在自己的主場發不出自己的聲音，在自己的土地上被邊緣化，在本該是自己的舞台上成為旁觀者，在自己的家園淪為弱勢群體，但大部分人仍然渾然不覺，依然渾渾噩噩。即使有所察覺，他們也不願深入思考，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是不是覺得無力回天？是不是覺得與其反抗還不如享受被強奸時的快感？甚至幾次被姦之後他們愛上了那個實施強姦者？又或者是不是我們還沒有落到最慘的地步？還是我們善良慈悲的心，蒙蔽了我們理性思考的能力？

整場演出，不管是主持人，還是表演者，我沒有聽見他們在台上說一句藏語台詞。

我看見了台上的藏人穿著虎皮藏袍用漢語唱著所謂的藏歌。

表演者賣力，觀眾盡興，領導滿意，皆大歡喜。

我看著他們，再看看自己，我想哭。

舅舅說今天火炬在成都傳遞了。當他看見電視裡那些火炬手做出誇張得不能再誇張的姿勢時，他覺得那些人真的沒有什麼良心，“想想地震過去才多久啊，如果不是沒良心，怎麼做出那麼誇張、張揚的動作啊，這些成都人就是有點保（“保”為四川土話，意為誇張、說話做事不看場合）”。舅舅很生氣的樣子。

我問他有沒有看火炬在拉薩傳遞時的電視轉播，他說沒看。做為隸屬四川的一個縣城，雖然名字前面有“藏族”和“自治”，但在中共長期愚民和同化政策下，即使算是個藏族年輕的知識青年，在他眼裡，現實生活中成都比起拉薩更是中心。所以，他不會去看拉薩的火炬傳遞，而對成都的火炬傳遞倒是看得很仔細。

當火炬在拉薩傳遞的時候，拉薩也剛經歷了一場“政治地震”不久，不像成都傳火炬時除了默哀幾分鐘就幾乎看不見那場地震留下的痕跡，拉薩的火炬傳遞過程中處處都可以感覺到那場政治地震的影響還遠未退去。

雖然當局想盡力去體現拉薩人民對火炬到來的熱烈歡迎景像，但即使是使用了拍攝技巧的電視轉播裡依然可以看見聖城的緊張和不安。一路守衛的武警和軍隊，政治符號型的火炬手，傳遞沿途上除了起始點和終點稍有人氣外的異常冷清，尤其是那位姓張的書記充滿挑釁的政治化的講話，都說明拉薩人民並不怎麼歡迎火炬，即使歡迎也是帶著恐懼的。

聽說火炬在拉薩傳遞的那天，老百姓們被通知不准隨便出門。那些在電視畫面裡出現的站住街道兩邊的迎接人群都是被當局刻意安排的，那些人在好多天前經過了層層篩選，他們在火炬傳遞的前一天就被集中起來安排住進指定的賓館，當局三次核對了人數和人名。火炬傳遞當天，他們在凌晨四點就被叫起來集合，經過無數次的核對後，在按照要求穿上藏裝拿上紅旗後，被拉到火炬將要經過的馬路邊，然後在軍隊的監視下等候火炬的到來。他們的任務是在火炬和攝像機到來時，在全國人民面前展現拉薩人民的“激動和喜悅”。

如果成都的火炬手要被指責沒有良心，那麼對拉薩的人民，我們更多的應該是同情和痛心。

心理和政治上的“地震”要比地理上的地震傷害度更大、影響時間更長。

不知當局想到了沒有。

主持人說這體現了中國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

中國確實有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文化，但要知道中國有五十六個民族，不僅僅只有漢族。在這五十六個民族裡，也不僅僅是只有漢族才有給世界炫耀的歷史和文化。而這次奧運會，中國政府卻告訴全世界——“中國=漢族”，“中國的歷史=漢族的歷史”。

本來我對奧運會開幕式還存有一些期許，因為我認為這應該是中國人民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的一次正式的整體亮相，但看完開幕式，我感到了深深失望。

當我看到全場2008人穿著漢族的古代服裝、口裡念著孔子的話時，當看到被稱為“中華民族的象徵”，其實是抵禦我們這些少數民族的先祖的長城時，當看到全場充斥著所謂中國文化其實只是漢族一家文化的時候，我感到一種熟悉的陌生。

孔子是誰？長城是什麼？作為一名少數民族，作為一個和漢族具有完全不同文化、歷史和心理素質的一個民族，在我看來，孔子只不過是一個異族知識分子，雖然他對人類做出了一定的貢獻，但我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把他作為自己的祖先而引以為豪；在我眼裡，長城也只是人類歷史中體現了人類智慧和勤奮的一個建築而已，它其實是漢族用來抵禦我們這些被他們稱為“蠻夷”的先祖而修建的，所以，會有可能讓我們這些少數民族們在長城身上找到民族自豪感嗎？

以後，請不要給我嘮叨什麼“中華民族”、什麼“都是炎黃子孫，都是華夏兒女”這類虛偽惡心的話了。作為執政的漢族，已經告訴全世界和一億中國少數民族，他才是中國，他的歷史就是中國的歷史。

可是，在舉國歡慶的時候，我們居然在慶幸我們沒有被我們現在所屬的這個國家集體隔離，這又是怎樣荒謬的一件事情啊！

如果都屬於中華民族，那麼應該是這樣子的麼？至於如此嗎？

中國政府一方面以體育為名綁架那些為民主自由而發出的呼聲，並不知恥地斥責那些呼聲把“奧運政治化”；另一方面把全世界人民推進一個名為“人類體育”的狂歡陷阱之中，然後希望從中鞏固自己的專制統治基礎，實現自己長久以往的專制政治目的。

這種卑鄙倒是符合他的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