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頁 | 網站導覽| 繁體中文 | 聯絡我們   
達賴喇嘛弘法行程
活   動   看   板
重   要   連   結
達賴喇嘛官方華文網站
Tibet Tv Online
西藏網
西藏之頁
Voice of Tibet
 
唯色博客

   ................ 更多相關連結

首頁 >重要文獻> 藏學論文>

 

舊西藏是“封建農奴制”嗎? 

 

甲童慈旺



為了證明非法統治西藏的“合法”性,中共把1949年以前的西藏,擅自定性為“封建農奴制”,渲染“比歐洲中世紀還要黑暗”;中共進軍和統治西藏,自稱“解放農奴”;為此,中共從1959年到(2010)現在為至,50多年一直採用千篇一律的謊言描述西藏。 

可喜的是,近年以來不少持客觀觀點的海內外學者、研究人員及自由撰稿人等了解西藏實情後,寫出了很多於官方宣傳背道而持的有關舊西藏制度的文章。 他們是:武金;談中共的“西藏農奴解放日”、陳破空;“西藏農奴制”誰製造的彌天大謊? 、雲兒;我們村的“農奴們”---寫在第一個“農奴解放日”、陳維健;中共是製造農奴社會的最大農奴主,丁一夫:西藏“農奴”翻身以後咋樣? 嘉央諾布:黑暗到黎明——從清朝到獨立的西藏刑罰、以及西藏流亡政府的《中共所謂舊西藏是一個封建農奴制純屬虛構》等等。這些論據十足,言必有衷的文章, 對於唯我獨尊、弄虛作假、扭曲西藏真面目的中共及其御用媒體來說, 真可謂當頭一棒。


按理說,應該羞愧滿面, 引以為戒。 可是,習於作惡的中共御用媒體不顧羞恥,還一個跟一個地拋出了所謂的《舊西藏是文明社會嗎?》和《事實勝於雄辯—達賴集團對舊西藏的描述顛倒黑白》謊話連篇的文章。 這倆篇文章除了老調重彈外,沒有什麼新內容。 難怪這些中宣部的傳聲筒們因敗筆而怕“失寵”, 潦潦草草地不怕丟人現眼,從垃圾堆裡撿來一些陳詞濫調及無根無據的一大堆數字,東拼西湊、交差了事,以免丟掉自己的飯碗。


那麼,西藏過去的社會制度是中共所說的一個“封建農奴制”嗎? 事實是這樣的。 “以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領導們已承認西藏過去的社會是一個並非完善而應需改進的社會。因此,達賴喇嘛擔任西藏政教領袖後,開始對藏內進行大規模的社會改良。然而,過去的西藏社會也絕不是中國所說的那樣極端殘酷與黑暗。


在很多問題上,中國政府的說法是沒有依據的。 第一,在國際上不會承認中國的這些原因,不管任何國家都不准對他國的社會制度不滿為由, 而對其國進行侵略和殖民活動。 第二,是那些聲稱發展西藏社會與政治狀況的中共統治者反而把西藏陷入最黑暗之中。 第三, 一九五一年前西藏社會中的前途和法制經濟以及全人民的生活水平並非惡劣透頂。


中國雖然把所謂“ 和平解放西藏” 的理由說成是農奴們為擺脫黑暗的桎梏而渴求解放。 然而,在一九五零年前去過西藏的遊客所寫的紀實中可以證明這純粹是政治謊言。 一九六零年國際法律專家協會在《 西藏和中華人民共國》這一報告中指出﹕ “ 中共人侵前在西藏沒有人權這一說法不僅是一個沒有歷史根據的謊言,而且對西藏人民的生活狀況進行了大肆歪曲。藏人起義者進行強姦、搶劫之說純屬歪曲事實的謊言,因此其它說法也不予相信” 。” 

一、1949年中國入侵前,西藏既不是一個理想的社會,也不是“一個封建農奴制”。 她是一個政治上獨立,經濟上自給自足和文化上獨特,而在行政上保持著當時與世界許多國家不同製度的民族。 


“西藏財產的均衡和社會制度的寬松可以與當時亞洲大部地相媲美。從尋找歷代達賴喇嘛靈童的制度上也能清楚地知道西藏政權絕非血緣世襲制。不僅如此,第十三、十四世達賴喇嘛等歷代許多達賴卻降生於農民或偏僻鄉村的一般平民家庭。 達賴喇嘛下面有僧俗等額的行政管理人員。俗官大部分雖產生於世襲家庭, 但職務不是世襲制。所謂貴族的主要來源是,他們的前輩大部分當兵立功,或者有顯著功勞的功臣才獲得官位。比如:被中共譽為“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的阿沛·阿旺晉美。他是出生於西藏拉薩市墨竹工卡縣甲瑪鄉一個佃農的家庭。(在新華社北京12月28日電訊文;阿沛·阿旺晉美簡歷中,中共刻意抬高他的身份,把佃農的家庭,改寫為“有名望”的家庭。)佃農被中共視為“農奴”。然而他在1932年到西藏政府新成立的仲扎瑪尕兵營當兵,歷任班長、排長、營長。1936年任西藏地方政府昌都催糧官,1940年任民事法官,1945年任西藏地方政府孜本(審計官),1950年任增額噶倫兼昌都總管。1951年任西藏政府赴北京談判的首席全權代表”等職。 按照中共經常掛在嘴邊的舊西藏“農奴”沒有人身自由的“農奴”的兒子,怎麼能有如此青雲直上的官運? 這正說明中共的所謂舊西藏是一個“封建農奴制”的說法與自相矛盾 嗎?按照中共的邏輯當今的眾多太子黨不就是靠老子打下的“紅色江山”佔踞黨政要職,官商結合,謀權謀私, 難道他們不正是當今最大的封建農奴主嗎?


其次僧侶行政官員則來自社會的多個階層。 同樣在西藏各寺院的製度中,也給人民以平等賦予發展的機會,任何一名兒童都有入寺為僧的權利。在各寺院中擁有最高權利者絕大多數都是來自一般平民家庭或安多、康區等邊遠地區的僧侶,他們都擁有平等的機會參與在達賴喇嘛領導下的政教兩方面的各項工作。 對此,如西藏諺語所云﹕ 男兒只要具才智, 噶丹寶座無常主。


東珠曲宗是西藏獨立時期屬於西藏最貧窮人家中的一個。 她在《 紅旗公社中的一生》 中描述中國入侵前社會狀況時寫道﹕ 我是中共所說式的“農奴”家的人,我家當時有六口人,擁有圍墻院落的兩層樓房,樓下是關牲畜的地方。 家有四頭牛, 二十七隻羊, 兩匹騾子,四畝半農田。 這樣家人在吃穿上沒有絲毫困難,同樣,當時在我們地區沒有一個乞丐。


但可笑的事,所謂西藏日報評論員文章“舊西藏是一個“文明社會”嗎? 一文中說: “據史料記載,舊西藏的拉薩,每一個角落都散佈著乞丐。 大昭寺西面以前就是個乞丐村,小昭寺前也是乞丐的聚集地。 當時拉薩3萬多人中,乞丐就有三四千人。 拉薩這個中心尚且如此,那其他地方更是可想而知”。


另一篇在《新華網》“事實勝於雄辯--達賴集團對舊西藏的描述顛倒黑白” 一文中又稱:“事實是,歷史上,舊西藏由於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低下,以及政教合一封建農奴制的腐朽統治,幾乎每年都會發生程度不同的白災(雪災)、黑災(霜災)、 紅災(戰亂)、花災(瘟疫)等多種自然和人為災害,除了念經禳解之外,有效應對的辦法並不多,其後果往往是飢荒和大規模的人畜死亡,疾病流行,乞丐比比皆是。拉薩、日喀則、昌都、那曲等城鎮中,乞丐成群,到處可見滿街要飯的老人、婦女、兒童。據統計,和平解放前的西藏拉薩有3.7萬人,卻有5000多名乞丐。” 到底是三四千人還是5000多人? 中共御用媒體連報個數字、撒撒謊也不能統一,各說各的。只可惜,誰能相信中共憑空捏造, 無中生有的的宣傳呢? 況且那個年代這個統計數字是誰搞的? 誰能證明它的真假?


關於這一點,居住在美國的自由撰稿人陳破空在他的《“西藏農奴制”誰製造的彌天大謊? 》一文中指出:“事實上,生活在20世紀中葉的西藏農牧民,與同期中國農牧民處境相比,地位相似,但西藏農牧民享受的自由程度和生活條件,卻更好一些。原因是,當時中國處於戰亂,中國農民負擔極重,生計朝不夕保;西藏境內,卻和平而安寧(西藏政府奉行中立政策,未捲入世界大戰或周邊戰爭),民眾安居樂業,一派田園牧歌景象。租耕土地的西藏農牧民,上繳給土地擁有者的部分,包括稅賦,僅佔每年收成中的2%至4%,逢天災,還可免交。


1959年之前,西藏從未發生過飢荒,更沒有餓死人的記錄。 中共統治西藏後,把血腥土改、公社化、大躍進、文革等一套,也強施於西藏,並將西藏糧食大量運往內地,嚴重時連種子都不剩。 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期,西藏發生大規模飢荒,這是西藏歷史上的首次。


曾任中共人大副委員長的十世班禪喇嘛,到地方視察,藏人下跪,流淚哀告:“勿使眾生飢餓!勿使佛教滅亡!”為此他給周恩來寫《七萬言上書》,懇切道:“過去西藏,由於佛教傳播極廣,不論貴賤,任何人都有濟貧施捨的好習慣,討飯也可以維生,不會發生餓死人的情況……如今,人們成批死亡,因為斷糧而直接死亡,有些全家人死光……”他悲憤道:“從前西藏討飯的,還有一個碗;如今討飯的,連一個碗都沒有。”因為上書,這個在西藏地位僅次於達賴喇嘛的活佛班禪喇嘛,竟被中共投入監獄,關押10年! ”


筆者記得七十年代末,當時曾任中共西藏自治區書記的任榮跨大西藏的糧食產量,虛報糧產跨越了“黃河”時,曾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的趙紫陽曾經說過這麼一句話:“西藏的糧產跨越了“黃河”,同時西藏的“討飯大軍”跨過了長江,直接影響我省藏區的生活與穩定”


在中共監獄和勞改隊度過33個春秋的僧人巴丹嘉措於一九九二年流亡印度後說﹕ “ 中共把西藏只能使富裕者變為貧窮者, 而沒有能把窮人改變為富人, 因此新西藏竟成了一個討乞糌粑的國家。 ” 


赫爾迦笛森( 音) 所著《 西藏及其歷史》 中也指出﹕ “ 中共作者承認西藏的生活沒有多大的改善”。 其實是一九八零年胡耀邦進藏視察, 親眼目睹了西藏貧困的生活後指出﹕ 必須將西藏的生活狀況恢復於一九五九年以前的水平” 。
 


以上所舉的這一切難道不就是所謂“解放西藏後的翻身農奴幸福生活”的真實寫照嗎?


因此,把西藏整個系統標記為“落後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是大漢沙文主義的集中表現,也是適應北京的政治需要而徹底歪曲西藏的文明。 


西藏有史以來第一次飢荒是1959至1961年間毛澤東發起的瘋狂的龐大計劃——三面紅旗造成的。 這個對經濟全面帶來災難的政策,至少釀成36萬中國人和西藏人的非正常死亡。 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通過烏托邦人民公社造成局勢的惡化,據中國最直言不諱的批評者之一劉曉波的說法;“數百萬人成為順從的奴隸”。 由於沒有私有財產,個人自由和全面禁止言論自由,令中國成為奧威爾噩夢。 
    
二、在“舊西藏是一個“文明社會”嗎?一文中又稱:“舊西藏竟然是一個“文明社會”? 證據呢? 美國藏學家譚·戈倫夫就曾經說過:“沒有證據證明西藏是一個烏托邦式的理想的世外桃源。”而證明舊西藏是一個殘暴的封建農奴制社會的證據卻比比皆是,大量的史實、藏學研究者的研究成果、那些親歷舊西藏黑暗統治的人們,都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了舊西藏就是一個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社會。 ”云云。這真是虛評妄說。在他的這一行裡,除了無根無據、憑空捏造的文字之外,似乎沒有任何一部史實、藏學研究者的研究成果、 那些親歷“舊西藏黑暗統治”受害者的供詞或其他細節引出來可供考證。 只可惜的是, 除了他們符合黨的宣傳口徑的假、大、空編造出來的上述文宣資料之外,拿不出一樣客觀公正、以理說服人的證據或理由。正如在他的文中所言:“幾個漂亮的辭藻、幾聲別有用心的“喧囂”,無論怎樣巧舌如簧,都掩蓋不了歷史真相。 ”


事實上, 在西藏法律中不僅明文規定,任何莊園主都不准殘暴地折磨、虐待農民外,這也不符合西藏人民的道德習俗。 從七世紀松贊干布開始,很多西藏的執政者把佛教觀的“ 十善” 作為法律來確定。 這一國法的宗旨為﹕ 國家的執政者們要把自己視為廣大民眾的父母,對民眾進行照顧和愛護。 一九一九年十三世達賴喇嘛曾下旨﹕ “各縣及莊園主等首領對民眾只許公平合理的使用徵稅法。 不得偏向一方、 隨心所欲地以各種名增設差稅騷擾民眾。若出現額外差等情況,應立即上報” 一般西藏的傳統習俗中認為任何沒有仁慈的行為都是卑鄙下等的。 佛教的宗旨是慈悲,其目的不僅造福於人類,而且禁止傷害一切生靈。 


就算美國藏學家譚·卡倫夫就曾經說過: “沒有證據證明西藏是一個烏托邦式的理想的世外兆源”。 需要指出的是;但他也沒有否認舊西藏'是一個文明的社會;更沒有說舊西藏是一個“封建農奴制”。 


至於《新華網》“事實勝於雄辯--達賴集團對舊西藏的描述顛倒黑白”一文中所描述的有關: “事實是,舊西藏通行了幾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將人分成三等九級, 明確規定:上等上級的人如王子、大活佛等,其命價為與其身體等重的黃金,而下等下級人如婦女、屠夫、獵戶、匠人等,其命價僅為一根草繩。舊西藏地方政府設有法庭和監獄,大寺廟也設有法庭和監獄,僧俗領主還可以設立私牢。當時的刑罰極其野蠻殘酷,有剜眼、砍手、斷足、剝皮、抽筋、投水等。”這簡直是聳人聽聞,與真實的西藏風馬牛不相及。


在過去西藏的拉薩朗孜廈監獄,其規模,僅能容納不超過二十名犯人的大小。 事實上,1959年以前全西藏的犯人總數不超過一百人。 正如在其他任何社會那樣,西藏也有很多法律制裁方法,其中有些是本土的懲罰規則。 然而,根據藏族學者嘉央諾布及維色等人的研究證明;'木枷'和腳鐐以及'凌遲'等大部分懲罰是滿清帶來的。 (譯文載於:http://woesermiddleway.ti-da.net/e2806306.html) 但這些措施一般不會使用。 1898年,西藏通過新的法令,除叛國罪或危害國家利益等重罪外,取消多種殘酷的懲罰方式。 把罪犯流放到偏遠的地方是西藏較常見的處罰方式,比如,土登根培被流放到貢布。 他是第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寵臣,但後來被控未把達賴喇嘛病情及時報告內閣而治罪。


20世紀初,西藏的法制系統和法律規則經過幾百年的發展而變得更加先進,如果不滿地方掌官的法律評斷或遭受莊園主的虐待,所有西藏公民則可以直接上訴最高政教領袖達賴喇嘛。


相對於當時的中國乃至今天的中國普通公民無法享受審判公正,法治和個人自由,'舊西藏'是一個更加文明的社會。 沃倫史密斯在《是中國的西藏嗎? 自治或同化》一書中證明;“去過西藏的中國人,其他外國人士或西藏人見證了這一點”。

在《嘉央諾布:黑暗到黎明——從清朝到獨立的西藏刑罰》中指出:“中國的這種宣傳裡面,永遠讓人感到驚訝的是,他們對於所謂西藏舊社會暴行的說法,完全缺乏任何明確的細節。 不知所謂的受害者沒有名字,更令人奇怪的是,連犯下如此惡行者的名字—封建領主或地方裁判官—也都絲豪未提。”中國人擁有西藏法庭的整套整舊紀錄。 然而,我所知道,沒有任何一位西藏貴族、官員或裁判官曾經被明確地控以挖別人的眼睛、切斷別人的手或腳的罪名。 成千上萬的藏人被控以[反革命]與[分裂分子]罪名而被處死。 但我從來也沒有聽說任何一位西藏貴族或裁判官,因為執行了這些中國文宣裡所講的[殘酷而野蠻的]折磨或罪行,而被處死。 即使是那些折磨人的刑具,如此珍惜地被展示於博物館,都沒有註明任何起源於出處。 解說文字裡面,從來沒有提及,是從哪個人、哪座監獄或哪座法庭取來的這些刑具、或者是在那個時期,這些刑具被使用?


而能說得說完,該做得做盡以後, 中國那些有關於吃人的農奴制度的宣傳幾乎等同於沒有已在重複的刑具老照片(很多都是來自中國),還有人的大腿骨與頭蓋骨,都可以輕易在加德滿都、紐約、新德里、今日甚至在北京、香港、上海的古董店裡買到。 ”


陳破空在他的“西藏農奴制”誰製造的彌天大謊? 一文中指出:“中共杜撰“農奴主”、“農奴”等名詞,還編造“剝人皮”、“挖眼睛”等故事,聳人聽聞,與真實的西藏風馬牛不相及。倒是中共自家的酷刑,堪稱世界之最:張志新被割斷喉嚨,鐘海源遭摘除器官,李九蓮被竹籤穿連下顎與舌頭,高智晟遭極端性虐待……


以從前西藏律令,土地擁有者無權趕走佃農,更無權體罰佃農。 民眾如有犯罪,地主或領主無權處罰,而須納入政府法律程序。 1959之前,西藏境內的犯人,不到一百人;中共統治西藏後,在藏區遍設監獄和勞改場,關押犯人數以萬計,尤其關押大量政治犯。 因堅持宗教信仰而竟淪為囚徒,在從前的西藏,根本無法想像。 ”


嘉樣諾布於又寫道:“當今西藏已成為“一個殘酷無情的達爾文現實主義的影子,...處於有償提供情報者,秘密警察,監獄圍牆,酷刑,處決,失業,種族主義,瀕臨滅絕和文化全面消失的境地,個人家庭生活中流露出暴力襲擊和日益絕望”,這是西藏人的現實日常生活,與北京官方雜誌用飽和的彩色照片描繪微笑的牧民在草原上擁抱天空,城市高層建築鱗次櫛比的景象完全相反。”


由此可見,在所謂的“解放”後,西藏監獄的數目大增。 僅就世人公認之拉薩監獄的規模和犯人的人數來看,顯然很清楚,西藏歷史上什麼時候才是最黑暗和最殘暴的時期。 “謊言說了一百遍,就會成為事實”的理論在21世紀訊息時代將無法長存。
    
三、”舊西藏是一個“文明社會”嗎?一文中稱:“舊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是建立在農奴主對生產資料和農奴人身佔有基礎之上的。 舊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場、森林、山川、河流、河灘以及大部分牲畜都由官家、貴族、寺廟上層僧侶佔有,他們被稱之為“西藏的三大領主”。 佔西藏人口90%左右的差巴(領種份地,向農奴主支差役的人)、堆窮(意為冒煙的小戶)是農奴,他們沒有生產資料和人身自由,靠耕種份地維持生計。 另有約5%的朗生是世代奴隸,被當成會說話的工具。 早在17世紀後半葉,五世達賴頒發的村地文書即明確規定:人(農奴)和水、草、森林是跟隨土地一併封給農奴主的。 農奴主可隨意出賣、抵押、轉讓或處死農奴。 嫁出或外贅一個農奴要換進一個農奴。 農奴主還強迫那些未直接為其支差的堆窮繳納人役稅,以示人身依附關係。 ”


有一句格言說得好:過分的誇張失去了真實意義。 事實上,20世紀中葉,西藏和中國農民的生活狀況並沒有很大的差距。 而且,西藏農民享有更多的自由和美好的生活條件。 中共向不知真相的世界及大陸民眾宣傳西藏舊社會同中世紀的中國與歐洲盛行的農奴制和封建制度相似,這是彌天大謊。


藏人主要以手工業、農業和畜牧業作為謀生的方法,需要合法的賦稅和集體履行社區共同義工外。 沒有任何不正當的壓力,而且,藏人能正常的生活,沒有極富或極窮可言。 西藏農民包括在國家農民,為私人耕種的農民和寺院的農民。 國家、寺院和私人需要盡量照顧農民的利益。


關於這一點,獨立評論員雲兒在《我們村的“農奴們”--寫在第一個“農奴解放日” 》一文中;寫得很客觀。 筆者不妨引用幾段來, 說明舊西藏的所謂“農奴制”也就是莊園制度的真實面目。


“我要講的這個村子,在當年西藏第三大城---江孜的東南,離城約65公里,地處拉薩通往不丹和印度的交通要衝,是一個半農半牧地區。村子裡共有83戶人家,人口約250人。 


西藏的土地,名義上歸國家所有,劃分成大大小小的莊園,由三大領主(政府、貴族和寺院)分別領有。 領主和庶民都分屬於不同的莊園。 根據中國官方的一項調查,舊西藏土地佔有結構,38%歸政府,37%歸寺院,此外25%歸貴族。 


我們這個村,歸政府,藏語叫"雄居巴",即政府差地。 用當今東土官府的話說,所有村民都是政府這一領主的農奴。 但是在藏語中,村民們統稱"米薩(miser)",也就是屬民、庶民、百姓的意思。 本村的社會結構,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藏族傳統社會---即中國官方所稱"農奴制"---的某些基本特徵。 


一、身份制度 
一切屬民,均有不同身份。 這種制度,跟當今中國大陸的戶口身份制度,非常相似。 本村的屬民,大體上分為兩種身份,差巴和堆窮。 僅就本村而言,這兩者的區別,在於有沒有本地正式戶口(法律上是否屬於本地莊園),是否承擔向領主交公糧、出工差等等正式義務。 


差巴共有8戶,將近40人。 差巴的意思就是"支差的人",他們是登記在冊的正式居民,全權佔有和支配全村所有的土地,同時必須支應領主(在我們這個村,也就是政府通過其代理人)下達的大量納稅和差役。 如同大陸的戶口身份是世襲的,西藏的差巴身份也是世襲的。 差巴的子女,生下來也是差巴。 女孩跟母親,是母親所屬莊園的差巴;男孩跟父親,父親是所屬莊園的差巴。 這一點,跟中國大陸不同,後者子女戶口一般跟母親,倘若母親身份是農業戶口,生下子女也歸農口。 


差巴們要隨時支應差使,所以,除非他們僱到別人來完成這些義務,否則就無法單方面長期離開村子。 另一方面,只要他們完成明文規定的義務,領主也不能另外再加重負擔,更不能單方面奪走他們佔有的土地。 如果領主違法,他們可以到拉薩去告御狀,制止領主的違法行為。 這樣的事情曾經發生過,最後是屬民們贏了。 


8 戶差巴佔有土地多少不等。 最少的一戶掌握120畝,最多的一戶有1800畝,平均約600畝。 雖然名義上不能出賣土地,差巴卻擁有高度自主權,領主無權干預。 他們可以自主決定哪些地種莊稼,那些地休閒,那些底作牧場,決定僱人來種,還是長期出租給別人,自己只收租子,甚至還可以拿土地去抵押典讓,等等等等。 這麼說吧,差巴的土地權利,不僅絲毫不亞於當今中國大陸農民,他們在抵押質典方面的權利,甚至還超過了後者。 


作為正式居民,差巴不僅掌握著村子的全部土地財產,也掌握著村子的行政管理權和糾紛裁決權。 除他們外,住在村子的其他人,是無權參與村莊管理的。 這就像在中國大陸,沒有式戶口的外來人口,長期以來都沒有當地投票權,自然更不能參與當地的行政管理了。 


堆窮的意思是"小煙戶"、"小戶人家"。 本村堆窮共有75戶,210餘人,都是交"米波"的屬民。 所謂"米波",就是人頭稅的意思,只要他們自己或通過親屬,每年給自己領主繳納固定數額的稅金,就可以自由流動,去自己想去的任何地方,給任何人做任何他願意做的事情。 用當今中國來打比方,堆窮約摸相當於流動的"農民工"。 


堆窮的身份也是世襲的。 堆窮的子女,生下來也是堆窮。 本村的大部分堆窮,上輩子就來了,其實也可算永久居住在本村的居民,但是他們在法律上不算本村的正式居民,只是由於得到了本村差巴們的許可,才能住在這裡,所以無權參與村莊事務的決策。 還是用中國來打比方,他們相當於沒有本地正式戶口的人。 


堆窮提供了村子裡必不可少的勞動力資源。 他們或者當僱工,或者從差巴戶租賃土地經營,此外也從事各種特殊職業,從鐵匠一類的技術行當,到經商販賣,再到背屍人這樣的職業,都是他們在幹。 


再作個類比,這個村子的結構,有點像中國的南街村。 外來打工的人口,大大超過了本地村民。 但是外來人沒有什麼政治地位,行政管理權由本地村民獨占。 
    
二、差稅負擔 
稅金和徭役,藏語裡統稱為"差"。 西藏的差,既繁且重,但不是隨便定的。 每一種差稅義務,都起源於一定的"差地",也叫"稅基"。 基本上,要繳納什麼稅金、 支付什麼差事,就要先給屬民一份相應的差地,作為其經濟基礎。 沒有差地,就不支差。 差地按土地(耕地或牧場)算,一定數量的差地,對應著一定的差。 差地數量,一般在某次清查時確定。 


本村的差地數量,是百多年前即1847年那次清查時確定的。 當年的土地清冊,是分配差稅負擔的根據,關係到村民的切身利益,所以村莊里專門留存有一個副本。 


領主下達給本村的差稅,並不到戶,一般是把指標和任務下達到村,再由村集體決定如何分配到戶。 這些差稅,包括貨幣稅、實物稅和徭役。 所有差役,主要都由差巴負擔,按掌握土地多少好壞來分配,但是某些次要的、臨時的差役,如修理灌溉渠道等等,也分攤給堆窮戶。 


貨幣稅按藏銀計算。 實物稅則種類繁多。 本村的差巴有義務繳納的物品,包括青稞面、青稞、乾草、草藥、肉、酥油、羊毛等十幾種。 


有些實物稅也可以用貨幣繳納,比如一種朱差,計青稞130克,獲准折錢繳納。 本村掌握一份由政府頒發的文書,規定折算率為每克6錢藏銀,不得提高。 後來在1940年代出現爭執。 當地行政官通知本村,由於通貨膨脹,藏銀貶值十幾倍,每克6錢已不合適,要求改交實物。 本村差巴不服上訴,指出此項差稅並無相應差地作為基礎,他們只是出於信仰,才額外繳納,請求政府審查他們的土地登記簿,並提出了當年議定不得改變折算率的文書。 結果,政府收回成命。 


稅之外,又有徭役。 本村負擔的差役,大約有四種。 


第一種是兵役,本村差巴每年必須出6個人去甲瓊兵團服役。 對這項義務,差巴們自家並不出人,由村集體僱用六人去當兵,支付被雇者的費用和工資。 1933年前,他們給每個人9隻綿羊和9兩藏銀。 1933年後,士兵要求給現金,改為每人400兩藏銀。 此數不斷上漲,到了1950-51年,年工資長到了2000 兩藏銀,此外村里還供應衣服和臥具等等。 


2000兩藏銀看似很多,其實不然。 1950年代後期,大陸中央政府規定的藏銀鈔票對人民幣官方兌換率,是50比1。2000兩藏銀,也就相當於40元。 折算起來,當年西藏士兵的月工資,也就是三塊多而已,並不高。 


第二種是交通役,也叫"烏拉差"。 西藏地處世界第一高原,交通極為不便,政府便採用了一種獨特的交通制度。 每條交通線上,每隔半日路程,都設有一個驛站。 每當政府需要運送人員或者貨物經過,像本村這樣的政府差地,差巴們必須提供牲口腳力,僱用搬運工人,將人員和貨物從一個驛站,送到下一個驛站。 驛站的距離, 正好使得他們可以當天打個來回。 


這是本村最主要的差役,繁重且不定時。 政府發給差巴大量差地,就是為了使他們有足夠的資本,得以擁有足夠的牲畜、車輛和糧食,一方面能夠應付支差之需,另一方面能夠維持自家生計。 這樣,政府無需出一分錢,就可以實現全藏地的交通。 


第三種是"冒煙差",意思是凡是生火做飯、向天上冒煙子的人家,都得出人應差。 此差分配給所有人,不分差巴與堆窮。 這通常用於支應若干非經常性的勞務,如修繕水渠之類,要求規定時間,每家出一人。 


第四種所謂"尊差",徵差權力歸於寺院。 本村附近有一座至古寺,是當地百姓進行信仰崇拜的場所。 當自願出家的僧人人數,未能維持一定水平時,至古寺有權從所在地方徵集小孩出家。 慣例上,差巴家庭若有三個男孩,中間那個得出家;堆窮家庭若有兩個男孩,大的須出家。 


名義上,僧人屬於西藏的統治階層,不承擔任何差稅且享有特權。 所以,小戶人家自願送子女出家的,也有不少。 



回上方回上方
 
西藏的天空
視訊西藏
網路電子書
重   要   文   獻
要   聞   回   顧
藏人行政中央噶廈在西藏民主日第五十七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
西藏人民議會在西藏民主日第五十七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
藏曆2143年國際西藏要聞綜合回顧
藏曆2143年西藏境內要問綜合回顧
西藏人民議會在西藏民主日第56周年紀念集會上的講話
2016年國際漢藏友好團體代表大會共同表決聲明
藏曆2142年國際西藏要聞綜合回顧
藏曆2142年西藏境內要問綜合回顧
藏曆2142年流亡社區要聞綜合回顧
藏曆2142年達賴喇嘛全球重要行程回顧
西藏人民議會在西藏民主日55周年紀念集會上的講話
西藏噶廈發表流亡西藏民主日55周年紀念集會上的講話
藏曆2141年流亡社區要聞綜合報導
藏曆2141年西藏境內要聞綜合報導
藏曆2141年達賴喇嘛全球重要行程回顧
臟曆2141年國際西藏要聞回顧
藏曆2140年國際西藏要聞回顧
藏曆2140年流亡社區要聞回顧
活   動   剪   影
藏心靈動
悲智足履70年
西藏宗教文化特展
2001-2009 Copyright, 財團法人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版權所有.  聯絡我們
本網頁適用IE 6.0、Mozilla1.4、Netscape 7.0,螢幕解析度支援800x600以上,螢幕顯示色彩最低16bit。
地址:臺北市基隆路二段189號十樓之4/5 電話: (02)2736-0366 傳真: (02)2377-9163 劃撥:19170836 戶名:財團法人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