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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流亡組織抵抗運動始末


83歲的確紮(Chodak)曾經是名僧侶,五十多年前中國血腥入侵西藏之後他走上了逃亡之路。如今,他在印度山城大吉嶺的一所難民中心靠著修整毛毯消磨 時光,難民中心俯瞰著一所寧靜的茶園。確紮這類西藏流亡者的處境以及他們的非暴力主張在世界範圍內喚起了人們對他們事業的同情。


然而確紮還有過一段曲折的人生經歷。在一段鮮為人知的西藏歷史中,確紮是曾經拿起武器反抗中國統治而又有幸活到今天的遊擊戰士之一。為他的生活烙上印記的不是和平,而是戰爭。

從上世紀五十年代末起,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培訓了數十名藏人(多數是喇嘛),然後為他們配備了武器和無線電設備,連人帶物一起空投回西藏。開展這項行動的關鍵人物是270萬藏民的精神領袖、以和平抵抗運動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達賴喇嘛的一位兄長。“我們當時奮起反抗是為了保護佛教免受侵害,”確紮在一次採訪中說。他的雙眼如今患上了白內障。

這些日子以來,僅僅依靠對和平的呼喚以及偶爾對北京當局的冷嘲熱諷,73歲的達賴喇嘛在一場國際公關大戰中佔據了上風。他號召自己的信徒在世界各地舉行抗 議,包括在剛剛結束的北京奧運會期間,這讓中國政府感到臉上無光。所有這些都令中國官員大為惱怒,並發表了措辭有些誇張的嚴厲譴責。在三月份發生的西藏騷 亂期間,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慶黎指責達賴喇嘛破壞西藏地區穩定,將這位元佛教領袖說成是“披著神聖外衣的狼,是人臉獸心的怪物。”

對於北京當局的指控,達賴喇嘛一概以冷靜的幽默應之。他多次重申,如果西藏的自由運動演變成暴力活動,他將從此遠離政治。他說,去調查吧,如果我們真是煽動者,我們會等待懲罰。

達賴喇嘛曾表示,自己最初並不清楚五十年代進行的武裝反抗活動,但在獲悉此事後,他便立即表示不鼓勵藏民參與此類行動。他還否認任何有關西藏獨立的打算,只是向中國政府施壓,要求給予西藏更多的自治權,保留當地的民俗和語言。

然而這段抵抗運動的歷史、加上它與達賴喇嘛密切的家族聯繫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與中國政府持續不斷的緊張關係。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即便是初步和談都未能取得任何成果。雙方的下一輪談判有望於十月份舉行。

美 國中情局退休官員約翰•肯尼斯•諾斯(John Kenneth Knaus)上世紀六十年代曾負責領導位於新德里的一處西藏秘密軍事基地。他回憶說達賴喇嘛顯得左右為難──從個人情感來說他同情那些英勇的同胞,可另一 方面他又不願公開支持一場血腥的反叛,因為這與他遵循的佛教教義背道而馳。諾斯談到,達賴喇嘛對當時發生的所有事都心知肚明,但他不能為 (反叛者)祈福。諾斯1999年著有《冷戰孤兒:美國和為生存而戰的西藏》(Orphans of the Cold War: America and the Tibetan Struggle for Survival)一書。

達賴喇嘛的二哥、曾是抵抗運動領袖的嘉樂頓珠 (Gyalo Thondup)拒絕就本篇報導接受採訪。嘉樂頓珠通過他兒子Tempa Thondup傳話稱,由於涉及方方面面,眼下不便發表談話,時機敏感且多有不當。而在嘉樂頓珠位於印度新德里和噶倫堡的住所,開門人說這位八十歲的老者 不在家。據包括六名武裝倖存者在內的西藏抵抗戰士描述,嘉樂頓珠與中情局支持的活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嘉樂頓珠加入抵抗運動時具有他那一代西藏人大多不具備的“資質”──流利的普通話以及對中國歷史的瞭解。1949年,解放軍擊敗國民黨部隊、佔領當時的首都南京時,嘉樂頓珠正在那裏求學。後來,他與妻子”──一位國民黨將軍的女兒最終定居在靠近尼泊爾邊境的印度大吉嶺。在五十年代初中情局與嘉樂頓珠接觸之前,他已經在組織藏民逃離西藏,擺脫中國政府的控制。而妻子Nancy Chu則幫助建立了一所中心,難民們可以在這裏學到一門手藝,以此在印度謀生。

中情局的一位發言人拒絕就他們在西藏的行動發表評論。在難民中流傳著一些悲慘和可怕的故事。例如西藏農民Tsering Dakpa回憶說,1954年時他親眼看見幾名中國軍人將他們懷疑的叛亂分子拖出村外,命令他們挖出一條水溝,再灌滿冰冷的水。然後這些人被扒光衣服,扔 進溝渠。只要他們的回話令當兵的感到不滿,就會被開槍射殺。

這位77歲的老者談到這次屠殺時說,我的心都停止了跳動,於是那時我決定加入抵抗。同年,達賴喇嘛趕往北京會見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國領導人,希望為西藏爭取更多的宗教和政治自由。可是在西藏的康區,一場反抗中國政府的抵抗運動已經開始醞釀了。也就是在康區,1956年爆發了雙方最為激烈的一場衝突,當地的理塘寺見證了一場持續了數日的戰鬥。而如今在大吉嶺難民中心度日的確紮就曾經是理塘寺的一名 喇嘛。他記得當時一位將領在談判時要求他們放下武器(寺廟的喇嘛為了防範強盜攜帶有武器)。確紮說,那位將領威脅如果他們不繳械,就放火燒掉寺廟。

“他們說會保護我們,我們不需要帶著武器,”另一位僧侶Nawang Datha說,“但我們拒絕了。”Dakpa和確紮回憶到,理塘寺的僧人們夜晚秘密集結,襲擊了附近的一處軍營。作為回應,中國軍隊在一天拂曉前對寺廟發起進攻。藏民們則用自製手槍、步槍、斧頭和匕首進行反擊。確紮說,人們四處亂跑,我們不知道自己在殺誰。

Datha 的弟弟Tenlay Tenzing騎著家裏的一匹黑馬及早逃離了寺院。軍隊開槍擊中了馬,但弟弟還是逃過了一劫。不過當初看到馬匹的屍體時,Datha以為弟弟也已遇難。後 來在父母的家中,兄弟倆再次重聚。當中國空軍轟炸寺廟時,確紮逃往了距理塘寺步行需幾周時間的西藏首府拉薩,那裏的緊張氣氛遠不及康區。

按照中國政府對理塘寺衝突的官方記載,理塘寺所轄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政府網站稱,喇嘛們暴力抗拒政府廢除封建農奴制。政府指責當地的叛亂藏民襲擊軍隊和政 府官員、破壞公路橋樑,還姦淫捋掠。該網站指出,有鑒於此,中國共產黨下達了平抑騷亂的重要指令,將之稱為“西藏解放戰爭。”

理塘寺事件,不僅使西藏全境的藏民群情憤慨,也為抵抗運動推波助瀾。看到寺廟不再,許多喇嘛紛紛脫下僧袍加入反抗中國政府的行列。一度內訌的西藏各派系此時也擯棄前 嫌,聯手作戰。後來中情局應該從理塘寺招募到了幾個人,他們希望自己能掌握與中國軍隊相匹敵的現代化裝備和軍事素養。

理塘寺僧人、Datha和Tenzing二人之兄Lhotse化妝成商人逃往大吉嶺。來到這裏後,他便前往拜訪嘉樂頓珠。身為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兄長,嘉樂頓珠在藏民中間已經是一位響噹噹的人物,他的政治主張也同樣廣為人知。聽了Lhotse講述那場失敗的起義經歷後,嘉樂頓珠提出了一個建議。他說,“如果你想參加訓練,也許我可以帶你去個地方。”

據Lhotse的兩個兄弟介紹,Lhotse後來告訴他們,自己接受了這一秘密任務。不僅是Lhotse,嘉樂頓珠還招募了另外五名藏族戰士,並于1957年初將他們送往太平洋上的塞班島,接受中情局的訓練。在那裏他們學會了如何操作無線電臺和現代化武器以及如何設伏。

達賴喇嘛的長兄土登居美諾布(Thubten Jigme Norbu)當時是塞班島上的一名翻譯。據他最年輕的弟弟丹增曲傑(Tendzin Choegyal)介紹,長兄現在的健康狀況很差,無法對此置評。諾布是印地安那大學(Indiana University)藏學專業的一名退休教授。

在塞班島度過六個月後,Lhotse和另一位名叫Athar的僧人被空投回西藏。與當地抵抗組織會合後,二人不但通過無線電向中情局發出了補充武器和供給的請求,還不斷向他們通報抵抗局勢。

前 中情局官員諾斯1999年向國會作證時寫道,中情局曾於1958年7月和次年2月兩次向西藏投放武器。其中包括403只李•恩菲爾德式(Lee Enfield)步槍、60顆手榴彈、20挺機槍和2.6萬發子彈。諾斯估計到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時,中情局已經向反叛人員提供了70萬磅的補給。

中國政府試圖鎮壓拉薩周邊騷亂的行為令雙方關係進一步惡化。1959年3月,達賴喇嘛悄然離開布達拉宮,騎馬逃往印度。受過中情局訓練的反叛人員也隨同他一起,並通過無線電向華盛頓彙報達賴喇嘛的最新行蹤。看著這位西藏精神領袖即將安全穿越中印邊界,反叛者們一片歡呼雀躍,連連向達賴喇嘛揮手。而達賴喇嘛也向他們揮手。確紮說,在他看來,達賴喇嘛的揮手示意是在向他們賜福,然後他們就繼續回去戰鬥了。

達賴喇嘛的助手指出,當時這位藏族領袖對反抗運動並不十分瞭解,也不清楚中情局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達賴喇嘛駐新德里代表丹巴次仁(Tempa Tsering)說,達賴喇嘛的兄弟的確向他隱瞞了這些事──這也是為了他好。

就在嘉樂頓珠投身中情局支持的抵抗運動時,Datha和弟弟Tenzing也加入了進來。Tenzing回憶了1959年抵達位於科羅拉多州洛基山一處隱蔽 訓練基地赫爾營(Camp Hale)時的情景。他凝視著松林,仰望著白雪覆蓋的山頂。“我覺得自己好像回到了西藏,”他說。諾斯在呈遞國會的書面證詞中指出,藏民在科羅拉多州接受 秘密訓練的狀況一直持續到1964年。嘉樂頓珠的另一個兒子、也是他私人秘書的凱度頓珠(Khedroob Thondup)談到,父親四處奔走,在宣傳西藏困境的同時也招募戰士,並培養同海外情報機構的聯繫。難得空閒時,一家人會到大吉嶺霧氣籠罩的山中去野餐。孩子們擺弄著嘉樂頓珠的老式溫徹斯特(Winchester)步槍,父親有時還會教他們如何修剪玫瑰。

不過在西藏,反抗活動也漸漸偃旗息鼓。中國政府先進的無線電技術比對手更勝一籌。他們的空軍力量擊退了西藏反抗者。而中情局派往當地的特工大部分不是被捕就是遇害。

照片攝於六十年代,反抗軍的戰士正在尼泊爾與西藏邊境上巡邏

在混亂中,抵抗戰士們向藏南撤退至尼泊爾境內的莫斯坦山區基地。那裏的戰士們說,嘉樂頓珠定期出現在營地,為大家鼓舞士氣。“你們無需擔心食物和供給,我 們背後有人為我們考慮這些,”Nyima Namgyal援引嘉樂頓珠的話說,這名反抗戰士當時在莫斯坦曾聽見過嘉樂頓珠如是說。

Namgyal還指出,他們覺得“背後的人”就是美國。65歲的Namgyal目前住在達蘭薩拉一所養老院。

由於太多人一下子湧入莫斯坦,這裏的供給開始吃緊。確紮說,為了購買必需品,他變賣了自己的刀和系在脖子上的護身符。戰士們還洗劫了西藏境內的農場,為的就是搶奪羊只,以此獲得食品和羊毛禦寒。

對於莫斯坦組織來說,內訌的威脅不亞於中國軍隊。據Tenzing回憶,一些藏族戰士抱怨指揮官中飽私囊。1968年,帶著對抵抗運動蛻變的厭惡,Tenzing離開莫斯坦,回到大吉嶺開了一家小吃店。

而 對於美國人來說,到了六十年代末,援藏行動也漸漸失去了意義。中情局幾年前已關閉了訓練營,並逐步減少了供給。面對越戰泥潭,美國政府擔心在另一起亞洲沖 突中越陷越深。1972年,時任美國總統的尼克森(Nixon)會見了當時的中國國家主席毛澤東,從而掀開了兩國關係的新篇章。

對達賴喇嘛而言,一個新的對華立場也將成型。七十年代初時,他試圖解散抵抗組織,結束雙方的流血衝突。確紮說,1972年他在達蘭薩拉見到了達賴喇嘛,一番聲淚俱下的會面後,他決定結束同中國的戰爭。

不 是每個人都同意離開莫斯坦。達賴喇嘛的發言人丹增塔拉(Tenzin Taklha)說,有些戰士寧可開槍自殺或是自刎也不遵從達賴喇嘛的命令。那時,雙方的戰爭可以說是基本結束了。1974年,達賴喇嘛曾在其住所一間灑滿 陽光的會議室裏,與助手聚在一起。他在近日的一次採訪中回憶道,我們達成了共識,與中國政府對話是遲早的事,獨立已經不再有那麼重要的意義了。

而在其中牽線搭橋的應該是雙方都熟識的一個人,那就是達賴喇嘛的兄長嘉樂頓珠。

(Peter Wonacott ── 原載 華爾街日報中文版  Tuesday, September 02,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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