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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腳專家

文/嘉央諾布
譯/臺灣懸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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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很少的地方,專家特別多。--Donald R. Gannon

文化大革命夢想出來的許多未經深思熟慮(也常造成大災難)的計劃之一,“赤腳醫生”制度(藏語: amchi kangjema)是廣受許多西方毛澤東思想信徒與名人朝聖者如莎莉麥克琳(Shirley MacLaine)所欣賞的。

只有PRC在七零年代晚期開放以後,中國政府才承認這個系統有嚴重的錯誤。整個制度在1981年取消。許多個案中,由往往不識字的農夫充當、沒有醫療訓練的“醫生”(也缺乏醫療器具與藥品),其醫病行爲對病人造成更多傷害與痛苦,遠遠超過任何好處。南華早報的駐北京記者白克爾(Jasper Becker)注意到,即使是在九零年代,中國鄉下地區的人民,對於整個官方醫療系統失去信心,甚至轉向傳統“巫醫”求助。

今年三月的革命事件爆發後,國際媒體發現自己沒辦法獲得西藏內部在進行什麽事情的詳細資訊,也無法依賴平常使用的評論人與專家。所以他們只好尋求少數(並且分散)曾以西藏爲主題寫作的學者與作家、運動人士、非政府組織職員、藏人政治與小區領袖,來解釋,並且補充西藏究竟在發生什麽事。其中的一些人,也許是個人的脾氣、政治的便宜、以及學院的自大,對我來說,以乎刻意創造出懷疑與誤解,而如果你對於本議題的基本事實有點瞭解的話,事實上都非常單純。他們做的事,造成更多損害,超過任何好處;因此我說他們是“赤腳專家”。

這篇文章並非對這些專家與其說法的詳細分析,只是一種初步的概觀,檢視其中一些比較極端的說法,並且簡略地試圖瞭解爲什麽他們會這樣說。

國際聲援西藏運動的發言人,凱特•桑德斯(Kate Saunders)在BBC的世界廣播(March 14)說,藏人企求的是“有意義的自治”。這是拉薩抗議的第四天,根據唯色的紀錄,當天僧人與俗人在拉薩與拉蔔愣寺呼喊口號,要求西藏獨立,揮舞著西藏國旗--並且被人民武裝警察(武警)給毒打、並且被軍隊開槍射擊。

哥倫比亞大學的羅伯•巴聶特,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March 31, 2008) )的訪問中,亦提供西藏抗議者在口號裏所要求的事情是什麽,一個非比尋常的解釋。“一大部份鄉下的人口說了:‘西藏過去是獨立的國家。我們重申這種信念。然而那不意味我們現在要求再度獨立。’”

巴聶特曾經在西藏的鄉村地區從事政治意見調查?他真的認爲,西藏人將自己置於這種可能會從背後被射殺、被監禁、被刑求的境地,只爲了向中國武警表達一個這樣細緻委婉的訊息?藏族的鄉下人真的有辦法說出這種柯林頓式的三角論證法與分段式?

巴聶特更進一步忠告我們:“我們必須忘記,中國人懷抱著任何惡意,或著他們試圖毀滅西藏的想法。”這個,他暗示著,是流亡藏人正在散播的文宣說法,然後他進一步分析:“我們必須小心,不要混淆流亡政治--他們要求反中國這,反中國那--與內部政治,後者是很實際、很複雜、更加成熟的。”

倫敦政經學院的安竹·費雪(Andrew Fischer)也在衛報上的文章〈強硬無法有益任何人〉("Hard Lines Helps No One.")作出類似于巴聶特的說法:“在接下來的文宣戰裏,西藏本身再度迷失在兩個極端的強硬派中,一個是流亡的西藏民族主義者,另外一個是北京的強硬派。”

注意,這兩個人都對於將流亡藏人呈現爲反中國人士,強硬派民主主義者(與北京的強硬派等量齊觀),不留下一點懷疑的空間;然後把生活在西藏內部的藏人當成無助的難民,夾在兩塊頑固的鐵板:流亡藏人與中國當權者,之間。

但是,“強硬派的民族主義者”、不妥協的“反中國”流亡藏人究竟在哪里?達賴喇嘛與他的流亡政府,已經無條件把西藏的主權讓給中國了。達賴喇嘛重復地說,西藏留在中國內部是一件好事,因爲中國經濟正在起飛。總理桑東仁波切甚至歡迎西藏的新鐵路,他說這會給西藏人民帶來經濟繁榮。最近尊者在五月十八日泰晤士報的專訪,甚至還說:“我迫不及待想成爲中國公民。”

我們必須說清楚的是,達賴喇嘛與西藏流亡政府,控制了流亡藏人的各種組織:政治、行政、文化、宗教,還有大部份西方的支援團體。許多自稱自治的組織,事實上都不是如此。西藏流亡政府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結構,對於西方來的援助款與政府資源,有獨斷的經費控制權。而西藏政府在過去四到五年裏,積極地反對流亡藏人說出他們對於西藏獨立的感覺,甚至還阻止他們在印度與海外從事和平的示威抗議活動。

只有極少數的組織是獨立的,並且擁有與達賴喇嘛不一樣的目標。其中最大的一個是“西藏青年議會”。而最明顯可見,至少在西方如此的,則是“學生支援自由西藏”。然而這兩個組織對於西藏政府的政策,沒有參與權,也無法影響達賴喇嘛的決定。這些組織都言明非暴力,而且也不會用任何種族歧視與仇恨異族的方式反對中國人。他們只是反對中國在西藏的統治而已。對於曾經參加過這兩個組織的抗議活動的人,或者參加過其他流亡藏人所辦的活動的人,都曉得他們的口號十分古意、溫和:“ Shame on China” “China go Home”. Shame Shame…China Shame. Stop the Killings… in Tibet. Free the People…In Tibet. Long Live the Dalai Lama."

這裏絲毫沒有那種你在迦薩(走廊)類似集會裏聽到的:“Death to the Zionist Pigs” (猶太復國豬死掉吧!)“Wipe the Jews of the Face of the Earth” (將猶太人從地球表面上翦除!)之類的口號。當然,也沒有自殺炸彈犯或恐怖份子。我會很有興趣瞭解,費雪與巴聶特是否支援巴勒斯坦人“獨立家園”的主張,及其原因。

稱呼這些藏人是“死硬派民族主義者”不但顛倒事實,而且引起一種憂慮,是否有一種潛藏、下意識的暗示正在被散播之中。對於那些還記得九零年代的事情的人,“死硬派民族主義”之類的名詞,立刻就帶來南斯拉夫內戰的形象:米洛塞維奇、塞爾維亞民族主義、種族清洗與被謀殺的嬰兒。費雪也試圖把奧運火炬抗議運動說成一種邪惡的迪克•錢尼/新保守主義,由藏族強硬派操弄的活動,把反對中國在西藏的政策,“轉變成攻擊中國、攻擊中國人……好像伊拉克戰爭變成美國境內是否愛國的指標一樣。”

這些當然都是典型的責駡受害者的作法。中國也曾經是此種作法的收受者。日本在1937年入侵中國的時候,美國駐日本大使約瑟夫•格魯(Joseph Grew)嘲笑日本是大侵略者,而中國是被踩在地上的受害者的這種看法。西方的許多人,特別是英國人,覺得一個落後、腐敗、像中國一樣的國家,需要被一個有活力、現代化、進步的日本“教訓一下”。

另外一個赤腳專家,帕特裏克•法蘭屈在《紐約時報》裏寫道,西藏境內的藏人,被煽動起來抗議,因爲他們幻想著美國在支援他們,這種幻覺又因爲美國國會頒發金質獎章給達賴喇嘛而更加加強。法蘭屈聲稱,他知道這件事,是因爲一位藏人親口告訴他--是誰他沒有講。如果事情真的如此,那麽藏人爲什麽不在金獎頒發之後立刻發動抗議?美國國會在2006年9月14日宣佈要頒獎給達賴喇嘛。而他本人則在2007年10月17日親自受獎。爲什麽藏人要等十七個月,或至少五個月,才開始發出抗議?肯定的是,藏人們對該獎的興奮早已消散了。法蘭屈刻意忽略了三月十日開始的抗議活動--這一天是申張西藏主權的象徵大日,而且與金質獎章、美國支援都無關。但這點小暇疵不影響法蘭屈建立西方的煽動與鼓勵,就是造成西藏暴動主因的論述。他的意思就是說,美國人不要來搗亂,藏人就會接受中國統治--這對各方而言,都是最佳的解決之道。

安竹•費雪也認爲在政治上操弄藏人的來源,乃是西方,並且聲稱“有一種真正的危險,就因爲(某團體?)在西方設下的不妥協政治目的,藏人在西藏處於險境。”

帕特裏克•法蘭屈試圖窄化這個所謂的西方操弄,直指特定組織:“北京攻擊‘達賴集團’時,所指涉的是讓中國領袖訪問西方國家時,每天都在丟臉的各種團體。以華府爲基地的國際聲援西藏運動,現在主導全球的意見,比達賴喇嘛在北印度的政府,都更加有力有效。歐洲與美國的親西藏組織,就是搖撼西藏流亡政府的狗身的尾巴。”

法蘭屈是在八零年代晚期加入西藏運動的,當時西方的支援團體,與“國際聲援西藏運動”(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ICT)從事各種反對中國的運動。但自從達賴喇嘛大力主張他的中間道路政策之後,當時的活動都已經中止了。而比爾•柯林頓將人權議題與貿易脫鈎、實行與中國“建設性的交往”(constructive engagement)後,也是ICT的主任,洛迪嘉日,超級熱忱地擁抱的主張。所有抵制中國的運動與經濟杯葛都因此嚘然中止了(可以參考我的書,Shadow Tibet裏的“Going For Broke”一文)。這些日子以來,西藏流亡政府與ICT根本不組織抗議,甚至還盡力阻止別的團體進行這種活動。

而大部份的西方支援團體,或者還幸存的一些,現在小心地遵從著桑東仁波切的指令,反對抗議遊行與示威。紐約市每年舉行的三月十日集會,現在變成純然的藏人聚會。而今年在舊金山的反奧運火炬集會,有許多非藏人的支持者,但沒有人是從過去的支援團體來的。事實上,在這個場合裏,我只遇到一位舊日的運動人士,“支援西藏一百委員會”( Committee of 100 for Tibet )的弗雷得•薛柏森(Fred Shepardson),而他特別跟我指明這一點。

事實是,法蘭屈與其他人,對於目前藏人活動的現況已經完全不瞭解了。如果他們從其知識份子的高臺走下來,觀察或(老天有眼)參與一下一兩場示威,他們就會清楚地瞭解ICT與其他支援團體已經不再有影響力了。藏人與藏人主導的團體,包括社團組織在內,已經接手這些抗議活動。而活動人士的組成也漸漸改變,從西藏新來的人,不只是構成這些團體的參與者,甚至開始擔任主導的位置(並且開始創辦新的團體),所以流亡/西藏(sarjor/nyingjor)的分別,正在快速地消失之中。

我們的赤腳專家們大致上在所有的案例中,都很願意在無罪證之前,先假設中國政權乃是清白無辜的。安竹·費雪更進一步告訴我們,爲什麽應該這樣做。“我們需要瞭解中囯共產黨包含了許多不同的意見,包括了一些有力的聲音,贊同與達賴喇嘛協商,甚至贊同西藏自治。我們必須支援這些聲音。然而,如果民族主義的憤怒轉到他們頭上的話,他們很輕易就會被嚇壞,或者被強迫保持沈默。”

這是“反革者 v. 強硬派”、“溫和派 v. 強硬派”的另外版本,這是中囯共產黨一直都很能夠讓幼稚漢學家著迷的腳本。但就因爲政黨都是由人類所組成,你會預期任何政治組織,即使是集權式的,像是納綷黨或中囯共產黨,在黨內亦有各種不同的看法與政策主張。但問題是,這些小差別,在這種CCP封閉、非民主的結構裏,是否有任何意義?或者只是像魯迅對於中國掌權精英的評語:“過去的當權者想要復辟。現在在當權的想要維持現狀。還沒有當權的則呼求改革。情況大體就是如此。”

無論如何,中國內部,誰是溫和派、親達賴喇嘛、親西藏自治的党領導人?我很確定費雪無法給我們名單。同樣的論證也在1930年代出現於英國,當時親納綷的英格蘭人認爲,攻擊希特勒與批評德國重新武裝,都是於事無補的,這樣不只會削弱“溫和”的納綷黨人,讓他們無法與英國協商,也會讓柏林的強硬派占上風。

這一點將我們帶領到費雪的另外一個理論,“(媒體)很少提及的事實是,達賴喇嘛與藏傳佛教在中國很受歡迎。而據我所知,達賴喇嘛很清楚知道這一點的影響力,並且瞭解這個管道是解決西藏議題的重點……達賴喇嘛正在中國內部有效地與北京進行輿論戰,而不是在西方。現在的奧運抗議對此戰役沒有任何幫助。”這是非常有害的垃圾,而且帶有嚴重的幻想色彩。然而我們在此沒有空間詳加討論費雪的理論。那些想知道更多的人,可以讀我的〈從囊帕拉回頭看〉(Looking Back From Nangpala)後半部,其中我試圖將這種謬論一次解決。(懸鈎子按:這篇文章主要是說,滿州皇帝不只是佛教徒,還是藏傳佛教的佛教徒,然而十三世達賴喇嘛在1906年到北京去時被清廷羞辱,回西藏的途中還被清兵追捕,其意圖可能就是要謀殺他。連藏傳佛教徒的政權都這樣了,何況無神論的現代北京政權?)

所有赤腳專家隱含、卻想傳達給西方讀者的訊息,就是國際的各種抗議、製造麻煩,藏人正在給自己、與他們的同胞,帶來他們抗議本身要反對的壓迫與苦難。赤腳專家似乎要忠告我們的是,我們該做的合理事情,是保持沈默,是放棄。中國的崛起是無可避免的,他們似乎這樣說。看看《新聞周刊》與《時代》雜誌的封面故事,看看其他流行的新聞雜誌,都在告訴我們:中國是下一個強權,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世紀,未來屬於中國,等等。你們,我的藏人朋友們,正在阻礙自由貿易、全球化、以及我個人的研究計劃、我的終身教職、以及我的學生下次要到安多去做研究的簽證問題。而爲什麽專家們會作出這種事情,請讀香港大學卡爾森•荷茲寫在《遠東經濟評論》的〈漢學家都已經被中國收買了嗎?〉(“Have China Scholars All Been Bought” )以及普林斯頓的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發表於《紐約書評雜誌》裏的〈吊燈裏的巨蟒〉。

我想聲明的是,我不只是單單挑出這些少數人來批評。我將來還會寫新文章,討論另外一類的西藏/中國“專家”,他們專門重復中囯共產黨的文宣,並且以反芻北京真理部的文宣、漂白中國在西藏的罪行,而建立起成功的事業。跟他們比較起來,我們的赤腳醫生們,假如並不是客觀學術的最高代表,至少他們的失敗還有各種理由。

帕特裏克•法蘭屈在我評論他的書《西藏、西藏:迷失土地的個人史》之前,是我的朋友(請看我的評論: "The Incredible Weariness of Hope" )。他在九零年代早期,是個熱忱的西藏支持者,也是英國爲基地的自由西藏運動主任。除了他這本西藏的書外,他是一位有才華的作家,而我認爲他所寫的《自由或死亡:印度從獨立到分裂的旅程》是印度現代史中最有洞見的一部之一。我也希望在將來讀他的奈波爾傳。

如果有任何人可以聲稱自己是八零與九零年代的西藏支援運動的大將,那就是羅比‧巴聶特。他在1989年創立了西藏資訊網(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 TIN),並且快速成爲有關西藏各種詳加研究的實際材料的寶貴資源。創造出正確、獨立、有質量的口碑後,有一度,TIN在西藏運動裏獲得了幾乎是偶像級的地位。

我不認識安竹•費雪,但有位我所尊敬的人告訴我,他在西藏作的發展研究,是非常扎實,而且有用的學術成果。

所以這些專家們、西藏之友究竟什麽了?還有一個更大的解釋。不只是中國的崛起成爲經濟龍頭,就好像我先前提到的,美國與西方在人權議題上的退卻,全世界民主制度的弱化,最重要的是,達賴喇嘛與西藏領袖的政治與道德的投降,自由西藏運動的崩潰。你如何期待小兵繼續堅守崗位,如果將軍們自己都在對中國臣服的渴望中跌倒?

然後,就是情報收集的失敗,在此例子中也許更加有關。所謂的西方專家學者,長期以來對於瞭解中國內部正在發生的事情,是非常惡名昭彰地無知無覺的。只說一個例子就好:在六零與七零年代,所有漢學界的大人物、常常旅行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甚至住在北京的外交官,都對於死了幾百萬人的大饑荒完全一無所知。而少數唯一發現這個災難的專家,是一對夫妻檔,米莉安與伊凡•倫敦(Miriam and Ivan London),這兩位本來是研究蘇聯的專家。在1971年,他們在香港定居,然後在翻譯者的協助之下,訪問了從大陸來的最近難民。他們寫出了第一份中國大饑荒的正確報導。當然,他們被全世界的專業漢學家大大地批評了一頓。

我總是認爲倫敦夫婦可以清楚地審視中國,因爲他們維持了批評的距離。他們沒有各種意識形態、學術、財政、情感、甚至浪漫的中國情懷--這些都是那些漢學家像駱駝一樣到處攜帶的包袱。

這就是我爲什麽認爲今年分析西藏事件的各種文章裏,寫得最好的,就是某位擁有同樣距離的人。這個人沒有在從事西藏或中國研究,而是東歐與共産主義的專家,也是以《古拉格:一部歷史》一書得到普利茲獎的作者,那就是華盛頓郵報的專欄作者,安•艾波旁(Anne Applebaum)寫在三月十八日專欄裏的文章("Live from Lhasa"),她識別出,西藏的事件代表了各個“受困國家”更廣泛反應的一種展現:維吾爾、蒙古人、西藏人,起來反對的是一個古老帝國、外來政權的暴政,而這個政權長期以來就專門壓迫周圍的弱小國家。艾波旁甚至將獨立的國家,如北韓與緬甸都放在這一個分類裏,因此,更正確地,把金正日與緬甸軍事政府放在北京的代理獨裁者的位置上。好像要證實艾波旁的更廣的理論,路透社不久之後就報導,東土耳其斯坦後來也爆發了主要的示威運動。而奧運火炬通過首爾時,北韓的難民也舉行了抗議,甚至有一個人試圖自焚,以抗議中國的作法。

艾波旁的結論就是,如果中國領導人“……不擔憂的話,他們應該開始這樣做。畢竟,過去兩世紀以來,歷史上有許多強大、穩定的帝國,被自己所統治的人民所推翻,被其所代理的小國削弱,被臣屬小國的民族願望給壓倒。爲什麽二十一世紀就會不同?我昨天看著一個模糊的行動電話錄影帶,看著畫面上拉薩街頭的催淚瓦斯,我不禁好奇--也許不是這十年,這一代或這世紀--然而西藏,與其僧人終究會得到他們報復的機會。”

 

(引自唯色博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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