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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重覆的謊言--極左派的西藏史

作者: Joshua Mich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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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一個終身、長期在全球各地為人權呼喊的運動人士,我的觀點就是,一個文化的最佳代表,就是其人民;人民創造出自己的歷史,而在那些受到殖民、受到壓迫 的例子裏,歷史往往都是由壓迫者所改寫的。我並不假設,就因為某個國家是共產國家、社會主義國家、或資本主義國家,其政府對其人民的政策,或其外交政策就 比較高貴,或比較不高貴;在各種說詞以外,實際的情況總是可以以受到影響的人民的反應來加以衝量。
西藏議題是一個被極左派發現有點兩難的問題,就單單因為其他大部份很有人氣的人權奮鬥,可以輕易地與反抗美國與歐洲帝國主義的大奮鬥連結在一起。因此,這些奮鬥,不管是巴勒斯坦、東帝汶或哥倫比亞的議題,都能夠很完美地符合左派的大世界觀點(通常也是相當近視的世界觀)。
然而,西藏是一個爭取基本人權與國家權的奮鬥,其反抗的是一個共產黨政府,所以它也為左派帶來了一大堆問題,因為左派很自然就傾向把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看成一個與「西方帝國主義」完全相反的好例子。
中國,這個在1950年入侵西藏的國家,也就是這樣一個例子--雖然中國政府過去五十三年的施政,以及目前集權資本主義的傾向,很難作為一個正面的例子。 然而,中國的社會主義史,以及其人民革命運動,仍然是是西方左派的靈感泉源,因此某些歷史學家--特別是那些信仰馬克思主義與毛澤東教條的學者--看到目 前西藏國家運動的熱門,因此將「舊西藏」的慘澹現實提供短暫地幾瞥,成為他們責無旁貸的工作之一。
最近擁抱這種「舊西藏乃人間地獄」觀點的史學家是麥可‧帕蘭提博士(Dr. Michael Parenti),他是一位耶魯的學者,在他的專業生涯之中,他已經就各種民萃議題發表各種文章。公平地說,帕蘭提先生只差沒有贊同中國的佔領。然而他確 實對1950年以前的西藏,投下一個非常不美好的看法。
在他寫作的西藏裏,帕蘭提與所有的前任者--安娜‧路易絲‧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湯姆‧格朗菲(A. Tom Grunfeld,又譯戈倫夫),與蘿瑪與史都華‧葛德(Roma and Stuart Gelder)--相同點在於他的寫作基本上是議論式的。他的寫作不是為了提供一個國家沒有偏見的歷史,他的寫作是為了證明某個論點。在這個例子之中,這 一點就是他試圖證明,「舊西藏」是個可怕的地方,而現在這麼受到媒體注意的反抗運動,都是為了重建這個可鄙的政權。
用帕蘭提自己的句子,他說,舊西藏是個「一個社會秩序,是由農奴制與貧窮構成的獨裁、落後的神權制度,對於人類精神如此有損,因為其廣大的財富都有極少數 人所擁有累積,而這些少數人靠著多數人的血、汗與眼淚供養著。對於流亡的西藏多數貴族而言,這是一個他們熱烈地想要回歸的世界。這絕對不是香格里拉。」
我選擇分析這篇論文,因為它有太多與中國文宣部同樣的論述,也有許多現代馬克思主義者、毛思想信徒常常丟在西藏運動者身上的說法,不管是在網路的論壇裏, 還是在抗議的場合裏。我們將會看到,這份論文的錯誤前提,說明了極左派如何可悲地未能達成其目的--亦即削減藏人的為了爭取基本權利與國家權的合法掙扎。
我再度重申我是人民歷史的堅定信仰者。而帕蘭提的立場的主要問題在於,他的西藏史,與西藏人民自己的論述、證言與共享的記憶完全相左--而這些人就是理論 上帕蘭提要捍衛的人。帕蘭提所相信的西藏,其觀點也是中國政府官員的--特別是文宣部的官員的論述。曾經有一度,這種觀點由少數的英國歷史學家所擁抱-- 而這些人自己就是二十世紀初年的探險家與殖民者。但過去,這種觀點一直都是旁觀者的觀點,與形形色色的藏人自己如何看待自己的社會與自己的歷史毫不相干。
在帕蘭提所描述的舊西藏裏,他特別大量引用四位歷史學家的作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湯姆‧格朗非、以及蘿瑪與史都華‧葛德。而事實是這四位歷史學家 都對毛澤東主義有羅曼蒂克的偏好,並且大部份都引用中國政府的統計數字,這兩點都應該引起讀者的重視。一個真正關心(印尼)亞齊人權問題,或者東帝汶問題 的人,不會信任印尼政府的官方說法,或者,美國政府繼續認為伊拉克人民歡迎美國佔領的說詞。這種對於公共情感的操弄,將佔領說成「人民意志的展現」的說 法,不例外的,只是用來達成佔領者之目的。
大體而言,認為舊西藏是獨裁封建神權制的帕蘭提與少數歷史學家,與身於西藏內地,或流亡海外的藏人,都很少,甚至沒有真實的接觸。因此,他們無法評估西藏 人民的感覺。帕蘭提、斯特朗、格朗非、葛德這四位都不會說藏語--甚至連中文也不會說--所以這些歷史學家可以採用的文獻十分有限。湯姆‧格朗非從來沒去 過西藏,一直到他的書出版以後,他才前往一遊。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死硬派的馬克思主義者--在遊西藏的時候,是由中國政府嚴密監督之下完成的,然後 她就宣稱:「一百萬西藏農奴已經站起來了!他們埋葬了舊農奴制,建設新明天!」你可以說你不必到巴黎才知道艾菲爾鐵塔確實存在。然而,在宣稱整部西藏文化 史充斥著專制壓迫之時,也許值得先與其代表講講話。
相反的,格朗非反覆地使用一些英國殖民探險家的寫作,而這些人,就像所有的探險家一樣,把他們聽說的每一件可疑的傳說與謠言全部記錄下來,當成事實。格朗 非描寫藏人是吃人族、蠻夷、迷信的狂熱信徒的史料來源,並不比早期到非洲去的歐洲探險家聲稱見到三個頭的土著,更加可信。而這些描述,沒有一項由當代的藏 人、漢人、印度人所寫歷史所證實,然而這些材料格朗非都沒辦法得到,因為他對於學習地方語言不感興趣。
格朗非也大量使用查爾斯‧貝爾爵士(Sir Charles Bell)的紀錄,這一位他常常不顧前後文的大用特用。貝爾的立場事實上是認為,藏人被中國軍隊屠毒,而西藏是個獨立的國家,比其鄰居擁有更偉大的「品 格」。然而這些似乎都是格朗非所未見,他把貝爾的句子肢解,以將最糟糕、最聳動的面向獨立出來,然後將之承現為一種事實。格朗非也犯了一些文化的大忌,可 以讓歷史系的新鮮人覺得不安。得過小說大獎的作者嘉央諾布,在他高明的〈道德墮落的最高點〉一文之中指出來,格朗非甚至誤譯了Tibet的藏文字!
帕蘭提在他的歷史裏,也沒有比格朗非高明到哪裏,他錯誤地說,第一位達賴喇嘛是由「中國軍隊」所建立。你會以為一位耶魯大學的博士學位擁有者,會知道中國 人與蒙古人之間的區別。但顯然的,在帕蘭提-格朗非-斯特朗派的歷史中,兩個字都一樣,而中國人與蒙古人也一樣,只要他們的(馬克思)觀點可以傳達出去就 可以了。
例如,就如扎什‧拉吉(Tashi Rapgey)在她分析湯姆‧格朗非《現代西藏的建成》(Making of Modern Tibet)一文中所指出來,格朗非、斯特朗所區分出來的三個階級--地主、農奴、奴隸--與真正的西藏社會沒有任何關連。這是他們隨意區分,完全於現實 無據,而西藏社會也從來不是根據這三個名詞來畫分的。一個想要寫印度種姓制度的歷史學家,會不會隨自己喜好重新畫分印度社會階層,或甚至發明新名詞,以符 合他們自己的理論?
這樣把尋常地把歷史事實剪除,很快地,這些史學家的寫作都不能闡明真正的西藏史。事實上,格朗非、斯特朗、帕蘭提似乎對於他們所討論的文化一點興趣都沒有。
舊西藏確實有簽契約的農民。也有商人、游牧人、貿易人、非簽約的農民、打獵人、牧人、軍閥、強盜、僧侶、阿尼、音樂家、劇場演員、藝術家。西藏社會是個有 各色人等、多面向的地方,就好像所有的社會一樣。把它簡化成三個低等的經驗--而且還是非代表性的經驗--就是化約論的最糟糕形式。
斯特朗與格朗非對西藏社會的分類不只是超級錯誤,他們的觀察與批評,也與年代與世俗的現實大相逕庭。數百年前的民間傳說,地方迷信、探險者獵奇但沒有價 值、選擇性的歷史事件記錄,都呈現在一起,作為一種顛撲不破的真相。每一件壞事,每一件從1447到1950年10月6日所發生的可怖事件,不論真實或想 像的,都是「『舊西藏』真正的樣子」。基本上,這不是歷史。這是議論政治最粗糙的形式,從非本土的歷史中選擇出來的引文--通常就是佔領者所幫忙寫的-- 並且將之呈現為事實的樣子。
事實上,整個『舊西藏在達賴喇嘛治下完全不變』的觀念,是錯誤的。十三世達賴喇嘛在世時,西藏人的生活,與第六世或第五世的藏人生活,就有巨大的不同。例 如,在十三世達賴喇嘛統治時,西藏政府廢除了死刑--是全世界首先如此做的國家。然而為了某種原因,格朗非與帕蘭提與斯特朗心目中,西藏人必須對於他們遙 遠祖先的事跡負起全責。
在西藏,財富分配並不平均,是確實的事(現在仍然如此,只是漢人成為富裕階級)。藏人發動戰爭,搶對方的財產,擁有嚴格的法律,並且從事肉體的刑罰,就好 像所有社會在歷史的過去都曾經如此一樣。然而,這些歷史學家特別突出這些西藏社會的這種面向,其陰險的動機是,使用「『舊西藏』過去就是這樣」來合理化侵 略與佔領的行逕,就好像美國過去使用原住民「野蠻」來作為清算的藉口一樣;而這一點在斯特朗與格朗非的寫作中特別明顯;帕蘭提則沒有犯下如此大錯。這是徹 頭徹尾的殖民者政治,把原住人民非人化、貶低、降格,好把佔領美化成可以接受的不得已現實,甚至是有必要的「開化」任務。斯特朗對於「粉碎」舊西藏之興高 采烈,毫不掩飾。把政治放到一邊,慶祝一個你從來沒有機會直接接觸、只在書本上讀到的文化死亡,是相當令人害怕的一件事。
斯特朗與格朗非對於中國入侵與佔領西藏、粉碎傳統方式的羅曼蒂克暇想,乃是根據一種根本謬誤的假設,認為入侵行動是一種人民的革命。中國政府的說詞,也是 斯特朗、格朗非、甚至帕蘭提似乎完全買單的--就是西藏人民,特別是西藏農民,歡迎人民解放軍的佔領,而事實上,就是這些農民「推翻了地主」。這樣的假設 沒有事實根據。
中國軍隊在1950年10月進入東藏的昌多,大批殺害了為反抗中國軍隊而組織起來的八千西藏反抗軍。確實有西藏人開始時迎接中國人的來到,而這些藏人是極少數亦無庸置疑。有聲望的西藏歷史學家,如茨仁夏加所寫的《雪域的巨龍》一書裏就證實了這些事實。
然而不管中國文宣部門如何描繪受奴役的農民,如何拋棄了封建包伏,何等羅曼蒂克,沒有事實的證據可以支持這種觀點。大部份由北京製造的證據,都是採用共黨 幹部記錄的證詞的形式,其可疑的性質,無法作為客觀的證據,甚至應該連提都不用提,特別是來自於一個對於「取得口供」特別內行的國家。這些證詞充斥著如此 僵化的文宣用語,正常人幾乎沒辦法擺著嚴肅的面孔讀下去;甚至不可能想像真的有人會說出如此話語。
奇怪的是,與中國政府說法大大不同的是,不是西藏農民擁抱共產主義,而是受過教育的精英人士,對於共產主義特別傾心--就跟在本國(美國)一樣。西藏共產黨是由一群有錢貴族的子女所創辦的;另一方面,農民則最後成為反抗中國政府統治的前鋒。
不管怎樣,在1951年簽下十七點和平解放西藏協議書後,西藏對於北京的看法很快就冷了下來,而到了1959年時,確定對於北京政權沒有好感,當時很多人 加入的起義,甚至危及中國對於整個藏區的控制。此次反抗活動,大部份是由東藏地區的康巴人為主角,他們在中國政府治下忍受了最殘暴的對待。而有一段時期, 這些康巴的戰士們受到CIA 的援助,不應該--就像帕蘭提所假設的--代表一種可以用來貶低西藏反抗運動的目標、願望與存在的王牌。CIA利用藏人,就像是他們在全世界大約十幾個國 家裏,利用當地的民族運動一樣;他們並不是真正關心當地人,而是將他們作為冷戰的工具。西藏的反抗鬥士們,從東藏的貧窮邊疆小村子裏來,對有人支持他們, 都感到十分高興。他們不知道把他們捲入的大的政治架構究竟如何。諷刺的是,是達賴喇嘛本人中止了康巴人的游擊反抗活動,他呼籲他們放下武器,擁抱非暴力的 方法,作為衝突的解決之道。
至於接下來中國佔領後的現實,是世界上每個合法的人權組織都稱為例如「文化滅絕」的名詞,應該不需要繼續解釋。當時其中一件最明顯的歷史文獻,就是班禪喇 嘛上書毛主席的七萬字真言。這份文件不只被嚴肅的歷史學家認為是那個時期唯一可靠的記錄,也突顯了當時知識份子必須如何向黨磕頭,即使是地位崇高的政府官 員如班禪喇嘛都必須如此,才能跟毛主席說話。顯然,毛對於聆聽他所「解放」的「農奴」每天遭遇的問題,一點興趣都沒有。班禪喇嘛被送進監獄,就因為他居然 膽敢建議,西藏地方的人徘徊在餓死邊緣;而一般的西藏農民,若對當地的中國官員說出一樣的批評,下場則更淒慘。
在他的文章裏,帕蘭提再度引用湯姆‧格朗非--這位對於文化大革命有如此美化的看法,應該自動將他從中國佔領西藏的信史中除名--然後提出「奴隸制與不受 給付的勞力制在毛的統治下消失。」這個句子根本在任何合法的歷史寫作裏沒有地位。也許帕蘭提願意坐下來,跟數千位在羌塘的硼砂礦場,被中國軍人奴役至死的 藏人親屬講講話。我曾經與他們見面,而他們絕對比帕蘭提,更值得擁有西藏歷史與文化上的一席之地。毛強迫西藏游牧民族定居,絕對不是一種解放;政府強迫藏 人改種小麥(放棄傳統的青稞),造成許多地方的饑荒,也絕對不是什麼解放。
再一度,中國統治下的藏人並不滿意的真證言,應該來自於人民的行動本身。自從中國入侵佔領以來,西藏一直都有反抗運動。歷年來,這些反抗採取了許多形式- -小冊、公開抗議、眾人的不合作運動、經濟制裁、武裝起義,都是藏人曾經在藏地採取的抗議行動,他們都在冒著生命的危險。
中國政府一直都面臨西藏人民的反對,確定比過去拉薩政府曾經面臨的人民反抗來得多更多,而這一點,無法更一步地推進「舊西藏」是可怕的壓迫社會的理論。目 前西藏難民一直逃出西藏,其比率是1959年前所未見,這個事實一樣證明舊西藏並非如何可怕的地方。帕蘭提無知地猜測,認為西藏難民在1959年未曾出逃 西藏,是因為「控制系統」是如此深,所以藏人「害怕被截肢」。看看西藏地圖,它綿長、很難巡守的邊界,而對於西藏社會有基本的瞭解,也會很快顯示藏人-- 如果他們想要逃離「封建主人」--應該一點都不困難。
也許最能夠說明西藏人民對自己文化的感覺的,就是在1980年代早期,在中國政府終於放鬆了其嚴刑峻罰的西藏政策後,藏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開始重建佛 寺、重送孩子到佛寺裏--「舊西藏」的主要象徵。而他們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到街頭去抗議,要求讓達賴喇嘛回來。這不是想要忘掉過去的人民的行為,更像是人 民想要重新找回他們自己的文化。
這一點又再度印證了帕蘭提論理的基本錯誤--它不是根據藏人的經驗來的。事實是,現在有,過去也有一個藏族的人民運動--在西藏內,與西藏外皆是--他們 壓倒性地支持達賴喇嘛,而且非常明確地支持西藏的建國。這種運動不能被小看為一種意外、受到外國政權支持、或者主要是貴族的性質。說西藏反抗運動都是由貴 族所驅使的,是帕蘭提等人重要的論據,因為沒有這一點,他們就必須承認,有人民的運動,而這個運動也許就意謂,也許西藏人民從來沒有喜歡過毛澤東,而是仰 慕著達賴喇嘛。
西藏的反抗,在歷史上,以及在現時,都是由各個社會階層的藏人所組成的。1950年代晚期與1960年代早期的康巴的戰士,絕對不是貴族;而1969年領 導反抗中國軍隊的阿尼欽列丘卓(Thrinley Chodron),也不是貴族。八零年代晚期藏人上街頭,然後被射殺,這些人也不是前貴族。而現在正在札基監獄裏形銷骨毀的數百位藏人,就因為表達獨立的 渴望而關在那裏,他們也絕對不是。
目前,全世界各地有超過十五萬的流亡藏人。這些人是流亡游牧人、流亡農人、流亡卡車司機。把這整個流亡人口都化約成貴族,或前貴族,是一件非常瘋狂的事。 單單在紐約市,就有五千名藏人難民。我很確定,負責幫助藏人難民在皇后區找工作的西藏辦公室的阿旺‧拉雅(Ngawang Rabgyal)聽到有人描述這些難民都是「貴族」,一定會不以為然地聳著眉毛。
說西藏流亡社區想要回到「香格里拉」,重建他們的貴族,是一種陳腔濫調、一致化的辯論,與藏人自由運動想要達成、也說得很明白的願望完全無關。第一,藏人 從來沒有自稱自己的國家為「香格里拉」,這是外國人詹姆斯‧希爾頓(James Hilton),第一個如此做的。他們從來不認為自己的國家是天堂,而藏人社區肯定也不是尋求重建在1959年前存在的同樣政治制度(事實上也不可能)。 達賴喇嘛事實上已經遜位,不願再當未來的西藏領袖--雖然98%西藏內與外的藏人,可能在兩秒之內會選他為元首--他說他寧可盡宗教責任,而不是政治領 袖。藏人的噶廈現在是由民主選出來的官員所組成的,而西藏流亡政府--不管帕蘭提願不願意承認他們的存在與否,是個合法、負責處理十五萬難民福祉的組織- -也已經為未來的西藏政府規劃出一個民主的架構。
爭取西藏國家的運動,遍及西藏社會的各個層次。西部地區的遊牧人、羌塘的牧人、安多的農人、拉薩的商人--絕大多數的藏人都是敢言的--也盡他們可能地表明其民族的願望。任何曾經在西藏內地或外部待上一段時間的人都知道這是事實。事實不必被寫成腳註,這是一種經驗史。
作為一種個人證言,在我加入西藏政治運動之前,我曾經旅行到西藏去。我到當地時,西藏仍在實施戒嚴,而在某些敏感的地點,我必須由中國導遊監看護送,這位 中國導遊不是很熱衷地向我指點了舊西藏的「封建刑求室」以及一樽被解放的農奴「打斷枷鎖之錬」的塑像;導遊們自己似乎也不太相信。然而,即使是他們,也沒 辦法製造出一些願意辱罵達賴喇嘛,或者講解他們「如何拋棄封建枷鎖」經驗的藏人。我知道沒有一位旅行到西藏的人聽說過這種證言。拉薩有一些藏人官員會說出 這種話;而也許有些西藏的藏人相信這種說法。但再一度,對大部份的人而言,這不是他們的經驗。將任何一位藏族的游牧人、農民、農人、僧人,請到離當地黨官 數百公尺之遠的地方,他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達賴喇嘛的照片;第二件事就是要求你幫助他們,讓他們自由。
那就是事情的核心:「舊西藏」,那個存在於1959年前的西藏,對於普通藏人而言,就不是麥可‧帕蘭提、湯姆‧格朗非、安娜‧路易絲‧斯特朗心目中的樣 子。像帕蘭提、格朗非、斯特朗一樣的學者,採用的是有限的史料,也沒有第一手經驗,把舊西藏看成可怕的地方;然而說到底,他們都不是藏人。如果藏人自己不 認為他們的過去是由封建領主、無情壓迫組成的回憶,那麼為什麼他們需要像帕蘭提一樣的學者來告訴他們,他們的過去是什麼樣子?
對一個文化說出貶低的事情,並不是特別困難的事;用帕蘭提與格朗非的鏡頭來看,幾乎大部份,(假如不是所有的)社會都會是一樣可怖的地方,就好像所有的反抗運動一樣。真正的故事,不是這些歷史學家說了什麼,而是為什麼他們選擇這種方式這樣說。
許多藏人確實歡迎對他們的社會各種面向的評論與批評;我也曾經參與許多關於舊西藏與未來西藏政治方向的熱烈討論。但這是因為我花了時間,真正去瞭解西藏社 會。也許帕蘭提、格朗非、斯特朗的歷史最驚人的一點是,他們採用訴說西藏文化的語調,未曾親身體驗的他們,他們所呈現的事實,不是為了幫助西藏人民。這些 事實都是相當嚴厲的指控,而且作者也假裝很客觀的樣子,但他們的指控卻都含著怨毒。
奇怪的是,帕蘭提--就像格朗非一樣--似乎對於他的作品激起藏人與藏人支持者的情緒反應,感到吃驚。任何有常識的人,應該都會覺得很正常,如果你貶低整 個文化--特別是一個正在受難的文化--然而作出一些與大部份有第一手經驗的人所知道完全相反的說法,當然會激起情緒的反應。也許這些學者很驚訝,因為他 們早已忘記,他們的話語是有重量的,他們的行動在真實的世界會造成實在的影響。在西藏運動裏,這些結果可以很清楚地度量--西藏運動者的主要工作,應該是 要為基本自由被剥奪的藏人爭取基本人權,卻發現自己處於一個必須為一個已經逝去的社會的行動辯護的位置。曾經受刑求的受難者,被十九歲的美國大學生詢問著 舊西藏的問題,這位大學生從來沒有去過西藏、從來沒有見過藏人、也從來沒有一位家人被以電棍刑求。這些,對於一個正在從事追求權利的民族而言,不僅是非常 令人難過的經驗,也幫助了壓迫者遂行其目的。
中國政府視文宣活動為其減損西藏人權運動、國家運動的利器,並不是什麼秘密。中國的國營媒體--採用捏造與扭曲的歷史事實是無可爭議的--經常性地貶低、 攻擊西藏文化,特別是達賴喇嘛本人,他被經常性地詆毀--而且中國還對可以這樣做覺得興高采烈。西藏難民人口也一樣被他們蔑視,負責安頓十五萬難民、並向 國際遊說人權與認同的西藏流亡政府,也被完全貶低。對於藏人而言,幸運的是,北京那種歐威爾式的謾罵--將達賴喇嘛標示為「毒蛇」與「大壞人」--接近可 笑的程度。那是一直到最近為止。現在文字戰已經波及到更高的層次了。

    北京的文宣局,瞭解到藏人與藏人的奮鬥,在西方很受同情,開始尋求贏得這場認知的戰爭,他們開了好幾次會議,討論國內國外有關西藏的文宣工作。這個新文宣 策略的一個主要成份是,更廣泛利用中國與西方藏學學者。2001年,一份外洩的中國政府備忘錄裏,中國共產黨第九次西藏相關的對外文宣會議裏明言:「有效 利用藏學家與專家,就是我們對外文宣,爭取輿論同情的核心‧‧‧」
有這個作為政治背景,採用研究得很差、沒有實質事實支持,對西藏文化的指控--事實上就是中國佔領者用來非法化西藏整個社會--是非常危險的遊戲。批評一 個並不在為自己生存而奮鬥的文化或宗教,是一回事。然而重寫一個民族的歷史,而這個民族已經是一個世界上最大的文宣機器的受難者,則是另外一回事。
讓我最感驚訝的是,極左派對於西藏的看法,是如何快速就把共黨的文宣變成「學術作品」;如何把一個謠言,加上一個腳註,即變成事實。毛說「一個謊言說一百 次即成真理。」可悲的是,在新的西藏學者的例子裏,一個謊言加上一個腳註一次,立刻變成事實。現在世界上已經存在一大堆的糟糕資訊了,任何別有目的的學者 都可以自由取用,然後表現得好像是信史的樣子。很少有人會仔細去看表面下的東西,檢視其高度可疑的來源--提供這些資料的殖民者、壓迫者、外國人,寫著一 部他們沒有資格書寫的歷史。而在此混亂中遺失的,一直都是藏人自己的聲音。
帕蘭提的論文裏有一個說法,總結了他如何完全脫離西藏的現實。在他的論文裏,他說,舊西藏是一個「有損於人類精神」的社會。任何一位曾經花時間跟藏人一起 的人,都會對其中的諷刺之處感到好笑。只要曾經跟各種職業的藏人相處,不管是在西藏內還是之外,你總是對於西藏文化具有傳染力、不可置信的精神性印象深 刻。從康巴人的飲酒歌,到藏人所喜歡的野餐,西藏社會以熱情與充滿精力聞名。這種精神就是來自帕蘭提這麼有興趣貶低的文化裏成長出來的。這種精神也是中國 政府如此迫切地想要壓碎的--他們禁止藏人唱自由歌,還禁止傳統西藏節日。反抗專制暴政的奮鬥,就是爭取靈魂自由的奮鬥,而我願意打賭,一個像帕蘭提這樣 的民粹主義者,一定很願意跟流亡藏人一起飲酒,而不是與共產黨幹部聚餐;可悲的是,他永遠沒有機會發現。他已經選擇了他的床伴,希望他得到更多力量。到最 後,還是藏人自己,才是其命運的決定者。當他們命運決定之時,帕蘭提就已經走開了,轉移到下一個議題,而藏人不會因為他這樣做而過得更不好。

(譯者:懸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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