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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時事評論

西藏問題與中國民主

作者作者:武宜三




大家好,很榮幸能參加這個由中華民會、達賴喇嘛基金會、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共同舉辦的這個中華公民政治討論會。

自從2009年以來,不到3年時間,西藏至少發生了100起自焚事件,這裡面有民族問題,但是首先是暴政問題——是中共權貴暴力集團對包括西藏人民在內的各族人民的剝奪和壓迫,這個剝奪包括政治權利、個人財產、人身自由和安全、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等等。(請注意:這個貴暴力集團從來沒有也不可能代表中共的廣大黨員,廣大黨員不但享受不到權貴分子特別是個別頭目的特權,而且也享受不到「黨章」賦予他們的「黨員權利」,甚至隨時成為受害者,我稍後還會談到,敬希廣大中共黨員同志不要「對錯號入錯座」。)

中共權貴暴力集團對人民的剝奪和壓迫,是不分民族、不分黨派的,大家回憶一下,中共建政60多年來的歷次運動中,有多少人被逼自殺——跳樓、跳江、上吊、服毒,自焚也不罕見。陳毅曾經把被三五反運動逼得紛紛跳樓的資本家、中共各級幹部,嘲笑做「傘兵部隊」。

北京政府和西藏於1951年簽訂了《十七條協議》。這是西藏政府在武力威脅下的城下之盟,北京政府占盡了便宜,然而,中共政權仍然撕毀自己的承諾(協定內容),肆無忌憚地對西藏人民採取各種暴行。人為地製造了1959年的所謂「西藏叛亂」事件,並且以此為口實,野蠻、殘酷地鎮壓和屠殺西藏人民,實行種族滅絕。

言而無信,背信棄義,是中共暴力集團的一貫作風,1949年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佈告》中號召國軍將士,只要放下武器,不但既往不咎,而且還要量才錄用云云。結果,言猶在耳,放下武器的國軍將士,就大批大批的被殺害。

1952年,被欺騙、被以國家民族名義「爭取」回大陸的7,110個志願軍戰俘,幾乎全部都被開除軍籍、開除黨籍團籍,送到農村、農場監督勞動,還有些被送去勞改,更有些被秘密殺害。在我編輯的《1957年受難者姓名大辭典》中就有一些是志願軍戰俘,最有名的就是張澤石先生,他去年剛剛到過臺灣。

1949年公佈的《共同綱領》和以後所制定幾部《憲法》,沒有一句是被遵守、被實行的,以致于《炎黃春秋》的今年元旦社論竟是《憲法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共識》——至高無上的《憲法》居然還不是這個國家各階層人士的共識。

中共為香港制定的《基本法》,承諾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也被糟蹋的不成樣子,現在的香港就是京官治港,西環治港(西環是北京政府駐香港辦公室所在地),港共(地下黨)治港——暴力執法、挑動群眾鬥群眾,北京官員動輒對香港說三道四,已經司空見慣。

現在我從中共官方出版的地方誌中,找一些例子,來看中共是怎樣迫害西藏人民。

先看青海省尖札縣——
這個縣1951年總人口只有16,704,6月份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就殺了11個「反共救國軍」;12月發生「暴亂」,「叛匪」就有800餘人。

殺的結果,1952年,總人口只有16,148,少了556人。5月又發生昂拉「暴動」,被殲滅的「匪徒」有1,595人(其中擊斃264,俘864,投降864),10月份尖札再「暴亂」。

1958年,總人口有21,075,這年又發生尖札、昂拉、當順「暴亂」,「叛匪」618,占人口16.9%。

1959年12月到1960年3月僅康楊公社就「因營養、疾病」死亡218人,全縣人口從1960年的21,589人降到1961年的17,122人,淨減少4,467人,總數不見了20.69%。(《尖札縣誌》,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年)

附帶說明一下,這個1957年人口只有19,994人的尖札縣,生產力、文化教育相對落後的藏族區域,也抓了11個右派分子,真是閻王不怕鬼瘦。

尖札縣受到迫害的頭面人物有:
赤列嘉措(1896—1958),藏族,赤卡寺活佛,投共後先後任縣、州政協副主席,縣、省人民代表,在1958年武裝平叛中,受到州人民委員會全體委員擴大會議的批判鬥爭,憤而自殺,1979年被「平反」。

項謙(1904—1959),藏族,世襲千戶,投共後任縣長、副州長、省政協常委,在1958年武裝平叛中,縣長、副州長、省政協常委職務被撤銷,另委為州政協委員,家屬、子女受牽連,1959年「病死」,1979年被「糾正」。

雄武才郎(1885—1968),藏族,投共後任縣人民政府委員、副縣長,雖然支持中共「平叛」,卻沒有逃過惡運,「四清」運動中,受到撤銷職務、戴「帽」管制的處分,1968年「病死」,1979年被「糾正」。

雄吾旦周(1904—1975),藏族,祖上是世襲萬戶,投共後歷任副鄉長、縣政協副主席,州政協委員、常委,「四清」中受迫害,撤銷職務、沒收財產,子女被株連。1982年被「平反」。

更登(1901—1976),藏族,管家,投共後任副縣長、州政協副主席、省人民代表,「四清」中受迫害,撤銷職務、戴「地主分子」帽子。1976年「病死」,1979年被恢復名譽。

馬玉清(1908—1959),回族,阿訇,投共後任縣人民政府委員、副縣長,1958年以「破壞合作化」被捕,未經審判,1959年「病死」看守所。1980年被「平反」。(《尖札縣誌》,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年)

再看青海省貴南縣——
魯朝勒嘉(1880—1958),藏族,千戶,1953被委任為縣人民政府委員、副縣長,1955年,升副州長,1958年在參加全省牧主頭人學習班,以「叛亂」罪名逮捕入獄致死。1981年被「平反」。

巷欠(1919—1958),藏族,千戶,1953被委任為縣人民政府委員、建設科副科長、副縣長,1955年,任州農牧局副局長,1958年任縣長。雖然支持中共「平叛」,仍然被送去「防叛集訓」而死在其中。1981年被「恢復名譽」。

洛加(1902—1958),藏族,百戶,1953年後任區長、副縣長。1958年被送去「防叛集訓」而死在其中。1981年被「恢復名譽」。

才加(1899—1958),藏族,官人,1953年任副縣長。1958年在「防叛集訓」中死去。1981年被「恢復名譽」。1981年被「平反」。

尼爾倉‧羅桑克珠(1910—1958),藏族,活佛,1953年任、縣人民政府委員、州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58年在「防叛集訓」中死去。1981年被「恢復名譽」。

貢哇喇嘛(1888—1958),藏族,1953年開始,先後任縣人民政府委員、治安委員、區長、縣政協副主席,1958年以「跟叛匪逃」被捕,死在獄中。1981年被「宣告無罪」,恢復名譽。(《貴南縣誌》,三秦出版社,1996年)

我這裡僅僅舉青海省尖札、貴南兩個縣,這些受到迫害的、被記載的僅僅是頭面人物中得到平反的,但是被殺害、被傷害更多的是沒有被平反、沒有資格被記載的普通的藏族人民。

這些所謂縣政協主席、縣長、州長,實在也太過兒戲,朝是座上「官」,晚變階下囚。中共根本沒有把藏人看做自己人,哪怕有些西藏人已經加入了共產黨。

貴南縣1958年一下子死了6個副州長、副縣長、縣政協副主席,其中5個人一起死在1958年的「防叛集訓」中,這個「防叛集訓」班就是監獄,而且比監獄還要黑。他們搞逼供信,活活的把人折磨死,不是死一個,而是死一批,普通的老百姓肯定更多。

中共地方一小撮官員為了搞「政績」,殺良冒功,不惜逼死副州長、副縣長、縣政協副主席這些頭面人物。然後又拿他們的「口供」(如果有的話)作為西藏「叛亂」的根據,再對西藏進行種族滅絕。

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騎兵團有個叫胡德南的獸醫,他在甘南「平叛」中,看到有些軍隊幹部「竟然將藏族孩子兩腿抓住撕裂成了兩半」,他覺得「太過分了」,就在1957年的大鳴大放中講了出來,於是他被打成右派分子,受到「開除軍籍,送甘南夏河縣獸醫防治站勞動改造」的處分,他的哥哥胡德海(西北師範學院教育系講師),也是右派分子。(武宜三:《1957年受難者姓名大辭典》)

由這裡我們可以知道,一,所謂西藏「叛亂」是中共暴力集團的高壓政策激發出來的,而更多的,是中共暴力集團「製造」出來的,它必須製造「叛亂」的藉口,才能對西藏人民進行鎮壓和屠殺。(中共暴力集團「製造」的假案,罄竹難書,舉其大者有: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案、胡風反革命案、章伯鈞羅隆基聯盟案、彭德懷裡通外國案、劉少奇叛徒內奸工賊案、劉曉波顛覆國家政權案……)二,中共暴力集團的鎮壓「叛亂」,從1949年就開始了,而且幾十年從不間斷。三,中共暴力集團對待西藏人民的手段比日本人對中國人更殘暴、更無恥、更下流。

在「平叛」、「防叛」和大饑荒等多重災難的摧殘,社會結構、宗教、文化、生態環境都受到嚴重破壞,特別是人口,李江琳女士說,藏人人口的大幅度減少,僅僅在所謂的「平叛」戰爭的6年中,藏人在戰場上被殺、俘的不完全數字是34.7萬多,相當於1953年藏人總人口的12.5%。

再加上「鎮壓反革命」、「合作化」、「宗教制度改革」、大饑荒,藏人人口更是「驚心動魄」的被減少,如甘肅省的藏人人口,1957年是255,947,1959年降至188,050,減少67,897人,1961年再降到174,581,4年間共減少81,366人,為1957年總人口的31.8%。

青海省玉樹州1957年至1963年,人口從159419降至93,483人,減少了65,936人,達41.3%。

果洛州,1964年人口比1963年減少49,753,即48.9%。(李江琳《在歷史的非常時刻——〈赤風呼嘯〉》)

這些來自官方檔的數字,是被大大縮小的,但的確是「驚心動魄」,而數字後面更是血跡斑斑、慘絕人寰。

當然,中共暴力集團對漢人和其他民族也好不到哪裡去,中共暴力集團甚至對自己人也好不到那裡去。你看毛澤東對彭德懷、對劉少奇、對林彪,劉少奇對高崗,鄧小平對高崗、對江青、對胡耀邦,江澤民對趙紫陽,薄熙來對王立軍,都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

所以,中國的民主是包括廣大共產黨人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任務,中國沒有民主、憲政,包括共產黨中央主席、總書記在內的每一個沒有外國護照的而且不和外國政府以及銀行相勾結的中國人,都不會有安全感。

中共中央為什麼躲在戒備森嚴的中南海?為什麼當官的出來都要前呼後擁、如臨大敵?就是因為沒有安全感、就是怕死。在中國,不要說總書記、總理、中共省委書記、省長,就是縣委書記、縣長,鄉鎮幹部,也絕不敢像西方的國家元首、政府首腦那樣深入民間,隨便在馬路上和群眾握手、交談,為什麼,就是怕死,難道還有別的原因嗎?!

民主,已經不是什麼不可捉摸的東西,而是實實在在、行之有效的擺在那裡了,臺灣的民主制度,已經成熟。西藏流亡政府也做出了卓越的榜樣。

達賴喇嘛為解決西藏問題,以及使流亡藏人逐步走向自由民主制道路,于1960年成立了西藏人民議會,1963年頒佈了《未來西藏憲法精要》;1991年制定《流亡藏人憲章》及其有關法律法規,使西藏人民議會逐步成為名符其實的立法機構;2001年開始流亡政府總理直接由一人一票選舉產生;目前,西藏流亡政府組織已經具備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相互監督制約,並擁有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務員選拔委員會、審計署等獨立部門的完善的民主機構。

鄧小平1979年說:「除了西藏獨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實際上中共利益集團一直不敢談,它一定要給達賴喇嘛扣個「分裂祖國」的帽子而拒絕談判,僅僅是因為對流亡藏人的民主制度的恐懼——就像害怕香港的全面選舉一樣。

但是,中共現在危機重重,許多矛盾已經不可調和,真是寇深禍亟,內(亡黨之心不死的貪官污吏同志)外(「亡華」之心不死的帝國主義朋友)交煎。政治改革、民主憲政已經無法再躲避了;如果再不趕快實行政治改革,「革命」就一定不可避免了。

是做推國家民族於苦難深淵的歷史罪人,還是做民主時代開創者?習近平一班人必須當機立斷,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這幾天,我的確看到了一點好苗頭,1)違憲違法、為國人深惡痛絕的勞教制度已經宣佈停止執行。2)香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先生宣佈會在3月份到北京參加兩會時去看望劉曉波夫人劉霞;劉夢熊先生還敢於和中央宣傳部唱反調,大聲地說出——「輿論一致,禍國殃民」(《東方日報》)。劉夢熊先生是右二代,他的尊翁也是個右派分子。3)在烏坎事件、《南方週末》事件中,官方似乎已經留意到「民心的向背」的問題。

我們必須與西藏人民共命運,支持他們的鬥爭,支持他們民族自治的訴求。我們應該明白,沒有西藏人民的自由和幸福,也一定不會有漢族和其他民族人民的自由和幸福。

漢藏蒙維回等民族真正的團結起來,守望相助,民主憲政離我們就不會太遠了。

(此文為作者在中華公民政治討論會上發言(2013.1.12,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作者為香港五七學社出版公司總編輯、《1957年受難者姓名大辭典》主編)






2013-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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