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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時事評論

洛桑森格沒有錯

作者作者:阿瑪給給




2009年洛桑森格來台灣大學演講,我為了書寫西藏流亡教育的碩士論文而採訪他,附件是採訪後所寫的相關章節。

那幾天,洛桑森格很忙,我只分到一個午後的採訪,意猶未盡,所以我主動要求送他到桃園中正機場繼續採訪。那晚,一路上洛桑森格都在瞌睡,他說18天跑五個國家演講,有點疲倦。我回他:「這樣太累啦!」他說:「這兩年日子都是這樣過,為西藏在世界各地奔走,不累。」我觀察他真的不像一般人疲累的樣子──在車上即使瞌睡也在動腦筋思考,想這想那的!

「你在想什麼?」
「想西藏的事情啊!很多要想的。」

在機場,他問了我的西藏流亡教育研究情形,我說了囊巴拉蔣揚與父親的故事,盡是惆悵。

我還記得,在機場劃位時耽誤了一些時間,因為洛桑森格拿的西藏難民證件被翻來翻去檢查一陣子。我常見到來台弘法的藏僧因西藏難民證件得花時間被查證的情形,已經習以為常,可是我很疑惑地問洛桑森格:「你在美國工作住那麼久,怎麼沒有美國護照?」洛桑森格說:「我可以申請美國護照,我不要。我是西藏人。我有美國的居留證綠卡,跑各國通關驗證時也不算太困難。」

洛桑森格的就職演說,當我聽到:

「在我當選首席噶倫後的第一次召見會上,尊者達賴喇嘛提醒我,幾乎二十年前,也就是1992年,我也是坐在同一個位子第一次與他見面。尊者告訴我,我的噶倫任期會很吉利;我會努力讓他的預言成真。但無論如何,僅靠我的雙手是不夠的。就像達桑占堆實現了輔助十三世達賴喇嘛回歸拉薩的事業,我祈求大家向我伸出你們的一千二百萬之手,助我實現達賴喇嘛尊者在1959年三月17日那決定命運的夜晚所發的願:他會回到西藏。」

已是熱淚盈眶!──20年前洛桑森格坐在同一位子與達賴喇嘛尊者說話,現在成為尊者政治上的接班人,洛桑森格會帶領眾人實現尊者的發願:回到西藏。

達賴喇嘛尊者有計畫地栽培第二代流亡藏人,洛桑森格因此到美國學習,培養自己成為西藏的棟樑,儲備為西藏奮鬥的能力,洛桑森格因此住在美國有什麼錯?在美國成家生子也很正常。如果洛桑森格都留在印度,怎能培養開闊的國際觀?自外於世界的香格里拉,已是刀殂魚肉,西藏人想回西藏,想要延續西藏的宗教文化,西藏民族不想被滅絕,就必須與世界接軌!

與其花時間精力去批評洛桑森格是否拿美國護照或綠卡等雞毛蒜皮八卦事,不如好好想想自己能為西藏實際做出什麼正義事業!一如花時間找機會呼籲達賴喇嘛尊者去要求藏人勿自焚──弄錯了主題與對象,去找同化西藏的真兇吧!

附件
幕後告白
塵埃落定,開始看書。我仔細再看《喇嘛殺人》與《血祭雪域》兩本書。《喇嘛殺人》中,阿旺說沒打過仗不知道怎麼做。顙東仁波切也在《流亡藏人基礎教育政策》前言指出,《西藏流亡藏人憲章》裡說的「符合西藏基本需求與學生未來前途」,不知道教育要怎麼才能做得到。的確,第一代流亡藏人在沒有戰爭的經驗中,失去家園,流亡印度;也在沒有設校的經驗中,複製了帶有英國殖民影子的印度教育制度,創制普及教育來培養第二代流亡藏人;第二代流亡藏人學了英文差點丟了藏文,在沒有教育改革的經驗中,邊走邊修,修一點點來教育第三代流亡藏人。

教育改革不敢大刀闊斧,在因循中一拖再拖,現在急需在沒有菁英教育的經驗中,做出菁英教育再改革,目前正值需要菁英教育再改革的關鍵點。1959年至今,一等五十年,西藏仍在流亡中。菁英教育再等下去,不能突破流亡教育的瓶頸,流亡社會沒有各行各業菁英的領導,西藏就不能突破流亡的困境。

如果流亡藏人想在印度安居樂業百年千年萬萬年,目前的流亡教育不必再改革,繼續執行即可。不然,放棄一些堅持,不要堅持保有自己的語言文字,不要堅持當西藏人,丟棄一些宗教文化,學習去過漢化經濟突飛猛進的好生活,稍為出賣一下自己的信仰,不要供奉達賴喇嘛相片,可以藏在心裡反正沒人知道,這樣也許就可以回家鄉。

昔日抉擇流亡,流亡日子不好過,後悔了嗎?想一想人生的抉擇!

一般人在被流亡生活折磨時,也許可以像上述那樣想,那是人性的考驗。但是那也是西藏民族菁英領導群的責任,流亡政府有能力時,必須兼顧流亡藏人找不到合適有意義謀生工作的窘境。而教育,就是該一肩挑起培養菁英人才的責任,使菁英有多元的視角,思慮周延任事。

我在新難民孩子身上看見西藏民族的希望,西藏流亡教育真的不做菁英教育再改革嗎?如果在宗教信仰上不能讓步,如果在當西藏人這一點不能讓步,如果在語言文字文化上不能讓步,那麼,請拿出剛流亡的精神,居安思危,規劃想好之後,就去做!請別遲疑,不要猶豫,流亡菁英教育再改革,等不得。

當我訪談洛桑森格時,見到他思考時點撥彈跳靈動的指間,他有豐沛的腦波活動,他是不停思考的第二代流亡藏人菁英。但是,他是由哈佛代訓才逼出他的菁英特質。當我訪談達瓦才仁時,見到他思考時撥數念珠的拇指,他能把旺盛的思考一一付諸實踐,他也是不停思考的第二代流亡藏人菁英。但是,他卻是由中國代訓逼出他的菁英特質。

我著急,很著急。我同時也在思考,思考時我會十指指尖舞蹈,一如天女獻供。流亡教育,不能靠自己培養第三代藏人逼出菁英特質嗎?我要找誰說去?因為我見到囊巴拉蔣揚眼中熾熱的火苗,他想要燎原。因為我見到江達心裡的懸樑刺骨,他想要脫繭而出。我很急。論文完成後,行走步履卻愈見沉重,輕鬆不起來。

如果可以,我要呼籲西藏流亡學校所有老師:「請站起來,為西藏而教!」流亡菁英教育不能等,第一線教師和孩子相處時間最多,影響也最大,我要懇請各位同行老師:「速速站出來,一起為西藏菁英教育而教!」

2009年12月21日論文口試,是形式上的終點。

我清楚明白,其實是生命轉折的起始點。

我也知道,流亡教育,我沒有寫全,只寫了俗人的普及教育,師長師兄幾度鼓勵我得把僧人的寺院教育完成,並細數繼續書寫完成流亡僧俗教育的百般好處,我知道很重要很值得很有意義,但是現在的我做不到。

因為如此,這篇論文的完成,未見歡欣,而是見到流亡教育僧俗兩大系統我只做了一半,愈顯不足,更見遺憾。

流亡,成為西藏的命運
西藏,到底有幾個?
為什麼又是在拉薩又是在印度?

談到西藏,人們一般會想到的可能是蒼茫高原、巍峨雪山、亞洲諸江河之源、還有布達拉宮(PotalaPalace)等,但是為甚麼卻常聽藏傳佛教徒說要去印度聽達賴喇嘛尊者說法呢?

有兩個西藏嗎?
是的。1959年以後,有兩個西藏。

1959年以前,西藏只有一個,那是從公元七世紀建立統一政權、創制文字、發展出獨特政教體制的西藏,是一個擁有千年古老文明農牧各半與世無爭的香格里拉。

1959年3月17日,西藏的佛王: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尊者,變裝成為士兵,在幾名隨從的陪伴下,被迫離開了他的夏宮:諾布林卡(Nobulinca)。三天後,中共軍隊砲擊布達拉宮和諾布林卡。八萬餘西藏子民隨達賴喇嘛尊者離開世居的香格里拉,流亡國外避難印度。從此,流亡,成了西藏的命運。在歷史上曾經是一個獨立國家,擁有自己民族宗教文化的西藏,因為流亡,從此有了兩個不同的西藏:一個是已經被併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西藏,另一個則是分布在南亞印度、不丹、尼泊爾三國七十多個地區的流亡西藏。前者稱作西藏境內,後者稱為西藏境外,簡稱境內境外。

1959年是兩個西藏的關鍵年。流亡西藏,在印度達蘭薩拉成立西藏流亡政府,是西藏難民所在地,為了保存西藏民族宗教文化而奮鬥。西藏境外的流亡西藏,有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尊者,有藏傳佛教各主要教派的傳承,也有西藏流亡學校教育,還有老中青三代的流亡藏人。

在過去的五十年裡,流亡,似乎成了西藏民族的宿命,每年都可以看到成百上千西藏人冒險翻越喜瑪拉雅山脈流亡國外的新聞報導,包括2000年逃亡到印度的十七世大寶法王噶瑪巴(H.H.the17thGyalwangKarmapa),當時他才十六歲,雖然會受到中共政府的重用,但他卻選擇了流亡。2009年11月8日,噶瑪巴在向流亡西藏大學生發表演說時指出:「雖然在故鄉比較快樂,但流亡生活更充實,更自由。」顯然,流亡的西藏雖然寄人籬下,但卻被西藏人視為是自由的家鄉。

不同於蒙古、俄國等藏傳佛教傳布地區因共產主義的掃蕩而近乎滅絕的狀況,中國統治下的西藏,六千餘座寺院雖然在民主改革及文化大革命中幾乎被摧毀殆盡,當時宗教活動也幾近絕跡,但西藏宗教和文明卻由於流亡西藏的存在而獲得新生。流亡藏人不僅在流亡中重建了被摧毀的寺院,而且幾乎所有西藏宗教的重要法脈也在流亡中得到傳承。同時,由於西藏各大教派的重要領袖都在流亡中,經由他們的努力,西藏佛教越過傳統的西藏、蒙古和喜馬拉雅山區,走向世界,在西方文明主導世界的當今時代,西藏佛教甚至成為由東方向西方逆向傳播發展的文化現象之一。

我接觸到各個時代不同的流亡藏人,雖然他們都有著強烈的宗教情懷和民族意識,都將傳承和延續西藏文化視為人生最重要的目標,但因不同的時代背景、流亡經歷和價值觀,所側重的立場也不盡相同。根據流亡的年代和接受教育的地點,可將流亡藏人分為老中青三代,1959年以前出生於西藏並在西藏完成主要教育的僧俗流亡藏人是第一代流亡藏人。1959年以後出生,目前已完成主要教育的僧俗流亡藏人是第二代流亡藏人。第二代流亡藏人又可分為兩類:在印度出生並在流亡學校完成教育的第二代流亡藏人與在西藏境內出生並在西藏境內完成主要教育的第二代流亡藏人。1959年以後出生目前正在受教育的僧俗流亡藏人是第三代流亡藏人,同樣地也分為在西藏境內出生與在印度出生兩類。這三代流亡藏人在不同的流亡年代與背景下,有不同的特質與面向。

被迫且退且走的第一代流亡藏人
1959年以前出生於西藏並在西藏完成主要教育的第一代流亡藏人,是在1959年之後被迫逃難離家,逼不得已而成為流亡者。和外省人剛到臺灣時也期盼反攻大陸一樣,第一代流亡西藏人也是在異鄉他國等待返回西藏的過程中渡過了他們的一生。木蘇里西藏之家基金會(TibetanHomesFoundation,THF)總秘書長札西彭措(TashiPhuntsok),曾任職西藏流亡政府駐南非與法國代表,在訪談中他告訴我關於他和祖母的故事,還原了第一代流亡者的真相:

戰亂中,我也不知道我的生日,也許是1962或1963年吧。當時是祖母把我揹出來的,祖母說,先是逃到尼泊爾,邊走邊等,想要等時局平安就回家鄉去。但是,一直等不到回家的時機,祖母就隨著難友們打聽聖尊達賴喇嘛在哪裡,便邊打聽,邊走邊找,找啊找的,為找到聖尊達賴喇嘛而來到印度。

當時的西藏人,是老一代的流亡藏人,其實剛開始並不知道自己會成為流亡者,在逃難的觀望中,追尋心中的觀世音菩薩: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尊者,不知不覺中竟變成了流亡藏人,更不知道遠離家園的倉皇逃難,竟會變成流亡五十年的難民!於是,我才知道什麼叫做觀望,什麼叫做且退且走。原來第一代的流亡藏人,不是蓄意成為流亡者,而是在匆匆離家逃難的且退且走中,不知不覺成為流亡者。

流亡藏人為了西藏的事業與適應現代社會,必須要接受現代的教育制度,與維持傳統民族文化教育。達賴喇嘛尊者堅持建立自己獨立的西藏學校體系,木蘇里西藏之家基金會總秘書長札西彭措,在我採訪西藏流亡初期教育第一現場時,告訴我木蘇里是流亡歷史的關鍵點。

木蘇里中央藏管學校,1960年設校,是西藏流亡教育的起始點,西藏流亡學校規劃由此而起。流亡之初,達賴喇嘛尊者就是在木蘇里建立西藏流亡政府,規劃流亡重建之路,而後才搬遷到達蘭薩拉。木蘇里西藏之家學校的校園內,還矗立著西藏流亡後所重建的第一個寺院。

木蘇里西藏之家基金會,為了第一代流亡藏人,還成立照護老人計劃,提供65歲以上老年人的照養。總秘書長札西彭措,告訴我學校其實還承擔了第一代流亡藏人一生的責任:

木蘇里西藏之家基金會有木蘇里西藏之家學校,除了是學校的性質,還是提供食宿醫療的中心,收容新難民與流亡社會貧童孤兒,承擔教育的責任,因為部分第一代流亡藏人後來成為無子女的老人,所以學校也是承擔老人與失業者的中心。看似是學校,其實承擔了流亡藏人一生的責任。

我的師父洛桑屯越(LobsangDonyo)格西,也是老一代的流亡藏人,西元1959年西藏淪陷後,因中共破壞寺院,兩年後逃往印度。當時青壯年的師父流亡到印度繼續學習,於西藏高等佛學院修學三年以阿闍梨(Archarya)學位畢業,於達蘭薩拉榮獲拉然巴格西(LharamspaGeshe)最高級學位。西藏的格西學位有不同的等級,其中拉然巴格西是最高等級。學完五部大論僧侶需先完成歷時六年的格魯派大會考,然後必須在每年舉行的祈願大法會上面對幾萬名僧侶,答辯所有佛學疑難問題,立宗辯論並取勝後始能獲得拉然巴格西學位。

接著師父入下密院(GyudmedMonastery)專攻密續達十年。年逾半百後,為奉獻所學,赴美弘法十九年。75歲應達賴喇嘛尊者召喚回色拉傑寺擔任住持五年半。卸下住持的職位後,八十高齡仍於美國、印度、蒙古、臺灣間奔波弘法。師父圓寂前,仍到臺灣持續弘揚佛法,當師父示現病相回到色拉傑寺時,身為第一代流亡藏僧的屯越師父說:「我可以不必再旅行了。」

第一代流亡藏人從與世隔絕的家鄉流亡到陌生的世界各地,他們努力學習英文,努力了解這個世界,努力和這個世界溝通,以西藏最珍貴的佛法和世人分享。從達賴喇嘛尊者到屯越師父,我們在世界各地都可以見到這一代流亡藏人的卓越和成功。

民族意識強烈的第二代流亡藏人
1959年以後出生,目前已完成主要教育的第二代的流亡藏人,現為青壯年中年,包括在印度出生成長於西藏流亡學校完成教育的藏人,以及在中國統治的西藏境內出生於西藏境內學校完成主要教育而後逃亡到國外的流亡藏人。這兩類第二代流亡藏人,雖然在完全不同的環境下接受教育,卻有著許多共同點,包括強烈的民族意識和對宗教的虔誠信仰,此外,他們還有另外一個令人詫異的共同點,那就是他們中的大部分人的藏文都不怎麼好。

在境外接受流亡教育的第二代的流亡藏人
由於流亡後在異鄉人生地不熟,又必須向國際社會介紹西藏流亡狀況,還有現實生存環境等因素,所以造成了在西藏流亡社會對英文人才的需求。因此,精熟藏文的第一代流亡藏人在印度所培養的第二代流亡藏人,苦練加強英文,克服第一代流亡藏人亟需英文能力的困境。

這類於西藏流亡學校接受教育的第二代流亡藏人中,有一部分在學生時代接受西藏流亡基礎教育赴國外留學後,留在西方工作。哈佛大學法學研究員洛桑森格(LobsangSangay),是這類流亡藏人菁英中的佼佼者。森格在教育部所屬的流亡藏人學校讀完高中,到德里大學(UniversityofDheli)讀六年大學與研究所後,考上公費留學到哈佛大學讀七年拿到博士學位。森格是西藏流亡政府下任總理的熱門候選人,根據網絡民調他是顙東仁波切的接班人中人氣指數最高者。

森格告訴我目前流亡藏人約有14萬人,在印度約九萬人,尼泊爾約一萬人,美國有一萬多人,加拿大與瑞士各五千多人,比利時一千多人等等。我向流亡政府查證詳細數目,只能查到上次於1998年的人口普查資料,2009年最新的人口普查數據,目前尚無法取得全貌,須待2010年三月才公佈。在海外的學者中像森格一樣繼續堅持西藏民族運動的同路人,多是屬於在印度成長於西藏流亡學校接受教育的第二代流亡藏人,他們有個Global Tibetan Professional Network組織,簡稱GTPN,在美國和印度有兩分部,洛桑森格說:

和我一樣這類的流亡藏人,目前約有150人組成海外藏人的組織GTPN:Global Tibetan Professional Network(USA-INDIA)。加上其他沒入會也有約150人,總共大概是300人。雖然持有綠卡等他國護照,大家都願意為了西藏努力,其中我知道的就有十幾人特意學中文,精熟藏英中三種語言,並持外國護照到西藏境內工作,以自己的專長直接協助境內西藏人。

木蘇里西藏之家基金會總秘書長札西彭措,也是在西藏流亡教育中成長的第二代流亡藏人菁英,他介紹流亡教育初期第二代流亡藏人受教育的情況,並指出流亡藏人的人生與西藏流亡社會息息相關:

六十年代,流亡政府初設,流亡社會裡只有少數人懂英文等現代化知識,因此木蘇里西藏之家學校早期培養流亡孩童,由於人才急缺,五年級讀畢就送到流亡社會工作,後來好一點,八年級讀畢即送去工作。現在流亡社會裡懂英文等現代化知識的人很多。我就是讀到十一年級畢業就當老師。後來又因為政治需要,做了青年會六年代表與外交工作。我們這一代流亡藏人,人生是為了流亡的需要而承擔不同任務。

由於流亡初期缺乏英文人才,英文教育事實上成為流亡學校的主要努力目標。雖然使用英文,但他們作為西藏民族傳人的使命感並沒有因此而改變,並且是代代相傳,希拉辜西藏兒童村學校的校長珠次仁(DukeTsering)舉例告訴我:

我自己是西藏兒童村學校畢業回到學校教書,後來籌備希拉辜西藏兒童村學校擔任校長。學校裡有一位的數學老師,是蘇佳西藏兒童村學校數學老師貝茉的學生,貝茉老師的兒子現在此就讀,貝茉老師也曾是西藏兒童村學校的學生。

西藏流亡學校絕大多數的教師有很多是這一類第二代流亡藏人,他們中許多人早先是西藏流亡學校的學生,畢業經過教學培訓後,又重新返校工作任職。五十年來,已有數千名西藏流亡學校的畢業生在就讀各大專院校後,回到西藏流亡社會工作,擔任政府官員、學校教師、醫院醫生…等職務,努力為流亡西藏付出。這一類第二代流亡藏人,在學生時代接受西藏流亡教育,學成後回饋流亡社會,活著是為了西藏民族流亡所需,人生不同階段是為了流亡西藏出任不同任務。

隨著精通藏文第一代流亡藏人的凋零,在印度受教育的第二代流亡藏人以運用自如流利的英語迎向世界,同時也在西藏流亡社會的各個領域嶄露頭角。此時,在流亡社會裡,因第一代流亡藏人的凋零,以及第二代流亡藏人以英文為主要的交流工具,藏語文開始被邊緣化的問題才顯露出來。到九十年代,流亡社會驚覺第二代流亡藏人逐漸失去使用藏語文的環境,藏語文教育開始受到流亡社會各界的重視,但因各種原因,實施成效並不盡如人意。對此,西藏流亡政府總理顙東仁波切甚至在公元2004年頒定的《流亡藏人基本教育政策》前言中沉痛地指出,由於中國政府的壓迫境內人民失去學習藏語文的機會,但流亡藏人卻是主動放棄學習藏語文的權利:

為了給西藏青年提供合格的、現代和傳統相結合的教育,達賴喇嘛尊者以各種方式建立了學校。當時雖然不得不借鏡所在國的教育體系,但仍將藏語文和西藏文化植入這些體系,並重新編寫相關教材,培養師資,也得到很好的成績。隨著流亡教育的立足異鄉已粗俱規模,根據西藏民族的長遠利益和需求,制定新的教育制度是非常必要的。但初期緊急時借鏡他人的一些體制因循舊習地沿襲下來,沒有意識到、或者是即使意識到也不敢去變革,幾十年就這樣過去了。

後來因各種內外因素,六年級以上的課程仍需要依賴外國語言,此令人驚心的現象一直都還存在。可以說,西藏境內的人民,由於中國政府的壓迫而失去學習藏語文的機會,而流亡藏人卻是主動放棄學習藏語文的權利。

所以才會有《流亡藏人基本教育政策》的制定,期望對流亡教育做修正。作為本研究重點的西藏宗教文化傳承的民族教育而言,初期的流亡教育雖然幫助流亡藏人與世界溝通,但顧此失彼的窘境其實依然存在。

受境內中國漢化教育的第二代的流亡藏人
八十年代以後,或持中國護照或無護照偷渡邊境,通過各種途徑離開西藏的第二代藏人,他們出生和生長在西藏,他們大多是在民族情懷和為民族利益效忠的強烈動機下自願選擇流亡,由於是在中國統治西藏的教育政策下的學校裡就讀,因此中文取代了西藏母語,不少人中文比藏文好。因為語言溝通無礙,我和他們這一群人的接觸最多,感觸也最深。

這一類第二代流亡藏人,有多人在西藏流亡政府效力,在瑞士日內瓦的一次聚會閒聊時,他們和我談到精通中藏文的流亡政府公務員:

1992年西藏流亡政府招考懂中文的公務員十名,五十年來,這唯一的一次中文公務員招考,目前有才嘉、達瓦才仁、札西嘉措、布瓊、索南多吉、慈仁拉姆、札西東珠、帕巴才仁等八位流亡藏人仍在擔任公務員。這八位第二代流亡藏人,幾乎都是由中國代訓的。

這群流亡社會的菁英,學生時代在中共把西藏人改造成中國人的政策下受教育,卻選擇翻越喜馬拉雅山的冰封雪地,逃脫中國的同化,流亡至印度成為難民,把自己還原為西藏人,使得中國統治下的西藏境內成為「流亡西藏的菁英人才培訓代工廠」。

由於他們是在中國政府的漢化政策下接受的中文教育,因此,多人都沒有接受過藏語文的教育,但他們都具有強烈的為民族利益效忠的意識。西藏流亡政府駐臺灣代表達瓦才仁(Dawa Tsering)正是這一類在西藏境內接受中國教育的第二代的流亡藏人,曾經擔任流亡政府外交與新聞部發言人,以中文發言時口若懸河侃侃而談。也曾以中文書寫厚達七百多頁《血祭雪域》一書,留下西藏護教救國抗戰珍貴史料。達瓦才仁告訴我他的第一志願:

有時我想我的家在哪裡?在臺灣租屋處?還是在印度的宿舍裡?或是出差開會的旅館裡?我沒有家。我們是難民,沒有家。年輕的時候,我最想做的是成為游擊隊員,想和四水六嶺護教軍西藏游擊隊一樣衝鋒殺陣。沒做到。寫下《血祭雪域》,以感恩前人為西藏民族的生存所做的犧牲,敬仰前人為雪域民族的自由而表現出的勇敢,並給後人留下史料,以了解真相。

達瓦才仁也指出現在正在為流亡西藏奔走努力的第二代流亡藏人,不論是那一類型都願意為西藏民族合作共事以成事。我的譯者大易(化名)、三奕(化名)也都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大易告訴我他在中國統治下的西藏境內學校學會中文,這一生一切都是為了西藏民族。

我原來是西藏的文盲,只會和家人說西藏話,不認識西藏文字,但是學校讀書中文聽說讀寫流利。後來因為坐牢,在牢中利用機會自習,才學會西藏文字的。出獄後,大量看書,思索西藏與中國的關係。偷渡時,走了一個多月來到印度。我有出國移民的機會,我不要,我要留下來為我們西藏民族做事。

譯者們有時也會對我說一些翻譯以外的事,大易有次說:

許多留在境內的藏人為了民族的生存而失去了生命,有些為了民族的自由而失去了自由,我自己卻在流亡的安全環境中苟活著,因此,我感到愧疚,我只能用努力為民族工作來彌補這種愧疚,當然,我也同時對不能為家鄉父親和孩子盡責而感到很愧疚,也許永遠沒有辦法補償,但我絕不會後悔。

三奕也是自己選擇成為流亡者的,也是不想出國移民。

我有西藏境內的民族大學畢業證書。在西藏境內時,我有機會讀了許多有關西藏的禁書,大學一畢業,放下論及婚嫁女友,我就出來。在達蘭薩拉,雖然工作不是正式職位,但是我是西藏人,可以作自己想為西藏民族做的事,我不想出國,只想為民族盡力工作。

這類在西藏境內出生受中國漢化教育第二代流亡藏人的處境,以及他們的養成教育裡對西藏語文與文化的缺失,是西藏民族在面臨中國入侵和現代西方強勢文明的文化雙重夾擊下,一種措手不及的真實寫照,弱勢民族其實無力按照自己的意願來選擇文化和教育。幸而他們有近乎赤子之心的熱情以及為民族利益效忠的意志,並盡力培養第三代流亡藏人,所以這種缺失似乎並沒有帶來真正的威脅延續到第三代,這一點從第三代流亡藏人的努力學習傳統宗教文化與藏文和《流亡藏人基本教育政策》中捍衛藏語文的政策可見一斑。

想成為西藏人的第三代流亡藏人
1959年以後在西藏境內或印度出生目前正在受教育的僧俗流亡藏人是第三代流亡藏人,我的研究對象主要是在蘇佳學校讀書的新難民學生,這些千禧年後流亡到印度的西藏年輕流亡者,就是在西藏境內出生的第三代流亡藏人。此校幾乎是為從西藏逃亡而來的新難民兒童專門設立的,學校的學生絕大部分都是新難民。學生們告訴我,他們自西藏境內流亡到印度的原因,是為了想當西藏人,想學西藏語言文字,他們是為學習而流亡到印度的。

目前就讀十年級的學生自治會會長索多(化名),來此校六年,是西藏境內隔代教養農家子弟,七歲上學,學校多漢人,沒特別為藏人開設藏文課程。隨著同鄉哲蚌寺(Drepung Monastery)僧人到印度,而發現世界大不同,他告訴我其間的轉折:

在家鄉時,學校沒教藏文。80%藏人不懂藏文重要,和漢人無異。家裡用漢話溝通,聽不懂藏語,作夢也用漢語。沒聽過藏獨,不知達賴喇嘛是西藏的政教領袖。還曾經以為自己是中國人。
我是西藏人。初流亡到尼泊爾時,同鄉說漢人壞,還反駁說,不,宗教上經濟上受漢人幫助,可以自由出家修行。是出來才知原來有聖尊達賴喇嘛,境內不能崇拜達賴喇嘛,也不能有達賴喇嘛相片。現在我在校常看書,以前不能看的書,如達賴喇嘛的《吾土吾民》,政治犯的書《阿瑪阿帝》、《平措汪傑的傳記》等,現在對政治有興趣。

在西藏境內讀到高二,隻身來此三年,現在不敢和父母聯絡的右加(化名),就讀七年級。流亡前在西藏境內的父母是中等家庭的農家。現在愛好看書,課內課外各式各樣的書,也喜愛彈吉他,最愛好籃球,在家鄉打過校隊,他告訴我為何而來:

流亡是為學習西藏語文而來,因為在西藏境內學習不到自己想要學的藏文科目,比如宗教和歷史方面,校方也不看重藏文這個科目。也為拜見聖尊達賴喇嘛而來印度。我小時候根本沒聽過甚麼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之類的事,高中時父母告訴我這些事,我很好奇想了解這些事,也想見我國的大活佛和領袖。想進一步了解西藏的事和真實的一面。同時也為父母為西藏而來印度。

流亡兩年的蔣揚是囊巴拉(Nambala)新聞事件當事人,現就讀新難民語言班,英語很好。在逃亡途中的囊巴拉翻越邊界時,遭中國邊防軍遠距離開槍射殺。蔣揚等三十多人則被逮捕入獄三個月,出獄後不氣餒的蔣揚二度偷渡,安抵印度。他說:

逃到囊巴拉這個隘口時,中國邊防軍開槍殺人,我們只是小孩,沒做甚麼叛亂的事,只是想學習。

第三代流亡藏人流亡的處境,和眺望家園且退且走邊看邊找的第一代流亡藏人不同,也和具有民族意識但卻由於環境的衝擊而在接受西藏的宗教文化和語言等方面有著缺憾的第二代流亡藏人不同。很多第三代流亡藏人,都說希望成為一個真正的西藏人,希望學習西藏語言文字,希望接受西藏人的宗教文化教育,他們為此來到異鄉印度,為此而成為難民。

但不論是那一代的流亡藏人,他們在承受流亡這個西藏人共同命運的同時,都對西藏歷史有了源自本民族的認知和解釋,「我是西藏人」、「我要傳承和延續西藏的宗教文化和民族特性」等意識已經在覺醒後普遍地建立。由於不願意繼續接受中國漢化教育,也不願意繼續被中國同化,流亡藏人為了尋找自己的根,只好離開熟悉的家園,遠赴異鄉他國。因為那裡有達賴喇嘛尊者,有熟悉的西藏寺院宗教,有熟悉的西藏話語,可以過熟悉的傳統西藏文化的日子。流亡,竟成了西藏人與世人不同的另一種尋根之旅。

囊巴拉蔣揚
流亡兩年多的西藏難民少年蔣揚桑丹是是囊巴拉(Nambala)新聞事件當事人,因此大家叫他囊巴拉蔣揚。囊巴拉,位於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瑪(聖母)峰附近的山口,很多西藏人選擇通過這個山口逃亡印度。蔣揚流亡印度後,在比熱的蘇佳西藏兒童村學校讀書,就讀新難民特別班:語言班,專攻英語。2006年秋冬,我在臺灣的媒體,就曾經看過「囊巴拉槍殺事件」的報導。

在訪談蘇佳西藏兒童村學生時,我已隱約觀察到隱藏在學生內心的思鄉情懷,尤其囊巴拉蔣揚抑鬱最為嚴重。我在學生會會長的宿舍房間裡看到牆上掛著英文月曆,諾大一張西藏難民兒童與中國邊防軍在囊巴拉的相片,旁有文字介紹「囊巴拉槍殺事件」:

2006年9月30日,中國邊防警察,開槍射擊了75個的流亡藏人,其中17歲的尼師格桑龍措被殺,20歲的葛松南加被打傷。槍殺事件發生在離卻勇營地不遠高達18753呎的囊巴拉隘口。中國邊防軍還拘留了大約30個難民,其中包括14個兒童,他們很多不知去向。但41個幸運者,他們安全的到達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中國政府宣稱,槍殺事件是為了自衛。但是週邊的目擊者報導,難民朝著山上跑,但邊防警察一次又一次朝著他們開槍,沒有警告,他們手無寸鐵,毫無招架之力。中國外交部宣稱的自衛,後來被目擊者的鏡頭,證明了是謊言。鏡頭裡,難民像狗一樣被獵殺。為了逃離中國不公正的法律,每年有不少藏民冒著生命危險穿越喜馬拉雅,到達尼泊爾。

蔣揚給我看了附近登山的目擊者在遠處所拍攝的槍殺事件紀錄片,那一片皚皚的白雪裡,偷渡的難民們一個個小小的身影朝著山上跑,蔣揚為我解說模仿鏡頭裡答答答槍聲時的無力與絕望,至今猶在眼前。當時有近百名外國登山客目睹了獵殺過程。2008年11月12日,BBC紀錄片「Murder in the snow」,有羅馬尼亞登山客目擊拍攝的影片,並採訪當時被射殺的尼師的同伴、登山客、羅馬尼亞籍的拍攝者,重建現場當時情形。在以下網址可以看到整個過程:

http://tw.youtube.com/watch?v=UtVEVM12Mvk,
http://tw.youtube.com/watch?v=oV_aJRgYyaM,
http://tw.youtube.com/watch?v=BkMcj4vQtRU,
http://tw.youtube.com/watch?v=veQIdaR0J70

蔣揚不是那幸運偷渡成功的41人之一,他在囊巴拉隘口被抓入獄;或許也可以說蔣揚是幸運的,因為他沒被射中槍殺。不論幸與不幸,蔣揚和三十多人被逮捕入獄三個月,他告訴我坐牢期間挨餓挨打被強迫吃一種藥丸,吃了後腦子變笨了,反應變慢記憶變差,至今後遺症依然。

出獄前和難友們討論過,蔣揚表示沒逃成功他不怕,還想要再度流亡,其他難友也說要再走,於是大家相約一起走。但出獄後到約定時間地點只有蔣揚一人出現,其他人沒來。不氣餒的蔣揚暗下決心定只有一人也要走,這次他要變換不同方式出走。蔣揚出獄時先打電話告訴昌都的父親,要再去印度,父親不肯,急著叫他留在拉薩等父親來接他回家,千萬別去印度。蔣揚堅持二度逃亡,再次借錢買假的過橋通行證。蔣揚喬裝成卡車助手闖關二度偷渡,終於安抵印度。成功逃到尼泊爾時,蔣揚馬上打電話回去報平安,居然聽見父親竟已過世。原來父親那天接到電話後,匆匆騎摩托車馬上出門去車站,想要趕赴拉薩接兒子。可是那天江水大漲,跛腳的父親連人帶車摔入急湍江水中,屍骨無存,連車都找不到。

難民接待站發現蔣揚是囊巴拉槍殺事件後的二度流亡者,幾個小時後立即召開記者會,記者們輪番而來,蔣揚機械式的有問就答,傷慟的他比一般難民被留在接待站的時間更長。蔣揚告訴我當時的煎熬:「盧老師,我哭,一直哭,眼淚不會停,我也不會吃飯,也不會睡覺,他們以為我瘋了。」像瘋了的蔣揚,直到三個月後才被帶到達蘭薩拉見到達賴喇嘛尊者,蔣揚說:「達賴喇嘛尊者要我到學校好好學習,他會為我祈禱,我才慢慢好起來。」

和其他西藏難民少年一起被安置在蘇佳兒童村學校讀書的他,除了於記者來賓參訪時回應關於囊巴拉新聞事件,兩年多來封閉自己,平素沈默寡言,不願和同學多說話。經過相處,囊巴拉蔣揚願意為我訴說他的憤怒與傷心:

當我一想到父母和妹妹,就會傷心,想為西藏犧牲。但想到就算我死了,對西藏沒有幫助。所以現在好好學習,我要做對西藏有幫助的事。

我父親不讓我念漢人學校,每天教我聖尊達賴喇嘛的事和宗教理論。我小時候上學時,有一天公安看到我脖子上戴著達賴喇嘛像,把我拉去角落問話,還打了我,把我的達賴喇嘛像摘下丟在地上踩。我傷心流淚,回家告訴我父親。父親很生氣拿了刀去找公安,此事鬧很大,我父親被抓了,判了五年牢。那時我十一歲。父親放出來後,我已了解西藏的情形,想去印度。逃到囊巴拉這個隘口時,中國邊防軍開槍殺人,我們只是小孩,沒做甚麼叛亂的事,只是想學習。

蔣揚告訴我他想為宗教奉獻。他愛上蘇佳學校的宗教課,愛在上課時提問。他喜歡宗教課所教內容,對宗教有興趣。他舉例告訴我,即使是六字大明咒雖然只佔宗教的一小部分,但是已具有廣大意義,更何況佛教所有教義。宗教的感動,使囊巴拉蔣揚願意為宗教奉獻。十八歲年輕的囊巴拉蔣揚,計劃兩年讀完蘇佳學校的語言班後,想要去德拉東的西藏職訓中心學習技藝半年,然後再去達蘭薩拉的政治犯團體「古居松」(Gu-chu-sun,即九、十、三),學當記者。他說:

囊巴拉事件使我害怕恐懼震驚,沒想過人民解放軍會開槍殺人,把人當成動物一樣令人生氣憤怒。想當記者是因為囊巴拉事件常常在腦海裡重現,記憶猶新,記者報導囊巴拉事件使我了解新聞記者揭露真相的力量,我想當為西藏真相說話的記者。

第一次訪談時,我從囊巴拉蔣揚眼中看到燃燒的憤怒,我想點醒這個看似沉默說起囊巴拉事件怒氣沖沖侃侃而談的大男孩,能否區分憤怒的對象,反問他如果他是邊防軍會怎麼做。他說:

我對中國邊防部隊殺人不滿,但不會對平民漢人不滿。如果邊防部隊軍人是中國人,我想那是無知,如果我是邊防部隊的藏人,我不會對藏人同胞開槍,穿越邊境只是想求學。

在初次訪談時,我已隱約觀察到隱藏在學生內心的思鄉情懷,訪談到後來我發現囊巴拉蔣揚尤其抑鬱最為嚴重。所以我有機會就找他,第十七是大寶法王噶瑪巴來蘇佳學校說法祈福,學生表演西藏傳統歌舞獻給噶瑪巴時,校長邀請我參加,我找囊巴拉蔣揚隨身當譯者,我一有機會就找他。我常找他說話,囊巴拉蔣揚也常來找我提供論文資料,我倆也投緣,我倆常說話。後來我要他多說一些他和父親的事情。他說了他這個康巴少年的坎坷:

我和我爸爸一樣,喜歡自己看書。父親坐牢時我十一歲,期間我輟學幫忙家計,挖蟲草加入劇團賺錢交給媽媽。父親出獄後我想去印度,父母不肯,我找親戚借五千五人民幣給帶路人,帶我偷渡,在囊巴拉被抓。前天海外藏人青少年來校參觀,他們對西藏家鄉和囊巴拉新聞事件好奇,每次外國人來,我都會被找去。我很願意去說,我要告訴全世界真相,中國對西藏不好,是活生生的見證。我想讓世界上所有人知道我爸爸是怎麼死的,中國邊防軍在囊巴拉是怎麼殺人的。

這孩子眼中都是仇恨。現在才十八歲,以後的日子怎麼過下去?
平常不和同學說話的囊巴拉蔣揚,雖然宿舍和班上同學都對他好,但是就是不想說話。當老師的我想打開他封閉的世界,試圖把他從囊巴拉事件拉出來。

我:不和同學說話,這幾天常和我說話啊,今天還來找我兩次,為甚麼?
蔣揚:和盧老師說話是我的責任。
我:原來你在統戰我。(我逗蔣揚)
平素不苟言笑的他露出難得的微笑,赧然不知如何回答。
我:蔣揚,父親和囊巴拉事件成就了你。他會死是因為父愛,父愛會死是因為中共,世人現在都知道囊巴拉,你父親沒有白死。

我當然明白蔣揚不是在統戰我,我知道因為一起共患難的友伴過世,相較之下他是在流亡的平安生活中,所以蔣揚想要挑起友伴的未竟之志,所以蔣揚要告訴全世界囊巴拉槍殺事件。也因為蔣揚傷慟父逝,所以他想為西藏做事的動力更強烈。因此我倆常說話,說到後來,囊巴拉蔣揚把我帶進他的生活圈,並嘗試扮演記者,實況報導他的初次偷渡行,我才知道原來在蘇佳學校共有三個囊巴拉槍殺事件的倖存者。囊巴拉蔣揚當起實習記者,為我報導第一次偷渡時,帶路人帶著他和拉薩路上結識的朋友慈仁(化名)偷渡時,患難見真情感人肺腑的故事。時窮節乃見,板蕩識忠貞,蔣揚這個善良的孩子,也懂得別人的善良。實習記者囊巴拉蔣揚報導時如是說:

慈仁和我在拉薩在等帶路人時認識,看見幾個小小孩和父母抱頭痛哭,我們想這麼小的孩子去印度很可憐,就對他們父母說,雖然非親非故,但是我們會代替你們照顧孩子,帶去印度的,不必擔心。一路上,慈仁一手牽一個,帶著兩個的小小孩,還背著他們的背包。偷渡到囊巴拉,開槍時,慈仁還不放手,答答答槍聲響起,兩個小小孩在哭說我不去,不肯再跑,慈仁強拉著兩個小小孩一起逃命,跑啊跑,小小孩跑到吐血。慈仁想吐血再繼續跑,小小孩還沒到印度就會先死了,才放手。我也帶著一個小小孩,他們都不肯跑,在高山上跑小小孩就吐血。三個小小孩和我都被抓。

我們很敬佩慈仁。有一天半夜過河,我揹著我的小小孩過去,慈仁揹著一個睡著的小小孩,大家走了一個多小時,已經深夜三四點了,慈仁發現少一個小小孩,他很著急回去找,那孩子蹲在水邊一直在哭。我們都很感動。

終於,囊巴拉蔣揚開口對我訴說他的心痛。傷心至極心就會痛,我們討論失去父親的哀傷與內疚帶來的心痛,那痛點在心口脈輪處遊走鑽營,愈是傷心心愈痛,那種心痛嚴重時逼使人不能吃飯不能睡覺,恍若行屍走肉,當心裡走不下去快撐不住時,連路都不想走,真想倒地就躺下去,永遠不必起來,不必再走路,不必勉強自己去活著。這孩子不和同學說話,離群索居,封閉自己,只肯打開一小縫隙在記者來賓前談他的囊巴拉新聞事件。父親的死,傷痛到極點,難以承受,憂鬱到心痛,蔣揚生病了,那是心病。心病,要去就醫。我留了一千盧比要他看藏醫,去吃Loong的藏藥。

囊巴拉蔣揚,在執意的流亡中失去所愛的父親,他的傷慟需要協助,心痛曾想死的他,有憂鬱症的徵兆。西方的醫學,可以尋求醫療協助解除相關症狀,必要時也需要藉助心理諮商走出憂鬱。西藏醫學,則以風脈不調論症,可以吃Loong的藏藥。蔣揚需要有人和他說話,不必繼續封閉自己自苦。

我在訪談蘇佳學校的學生時,試著順便教導學生靈活思考。因為訪談,我和學生自治會會長索多、籃球健將右加、囊巴拉蔣揚常聚會,這三個十來歲年輕康巴青少年不但很配合訪談,還協助我把訪談內容寫下來。我也教他們判斷思考該給我哪些資料,索多會長提過他積極想對在印度出生的學弟學妹提振西藏民族心,我曾教他自治會可以努力的點:可以去想如何用不同方式來達到目的,比如集會時可以說,也可以去家庭說。不料在一旁的蔣揚聽進去了,而且我在蘇佳學校最後一個週末夜,他做到了。

那一夜在我住宿的14號家庭學生宿舍,蔣揚來陪我,一起仔細觀看囊巴拉槍殺事件記錄片。我和14號家庭32個成員及家庭宿舍仁增媽媽,還有鄰居15號家庭幾個男孩,一邊觀看影片,一邊聆聽蔣揚的旁白補充,片中的蔣揚是一臉想要玉石俱焚的仇恨。那一夜包括家庭媽媽共有15人是和蔣揚走同一條偷渡路線,播放囊巴拉隘口時,紛紛指著我的筆電螢幕激動在叫:「我就是走這裡!」「我也是!」「我也是!」蔣揚告訴這群有共鳴的孩子,他的爸爸是怎麼死的,眼中灼熱的仇恨滾燙欲嗜人,蔣揚模擬答答答槍聲的聲音裡滿溢憤怒,一屋子的同仇敵愾氣憤不已。孩子們還問他坐牢的事,挨餓嗎?挨打嗎?……孩子們問不停,蔣揚回答也一直說不停,他和走同一條流亡路的學生們說了很多的話。末了,蔣揚眼中忿恨的火苗漸弱,他環視四周的孩子們語重心長的說:

我因為囊巴拉槍殺事件有很多外國人贊助者,有的想帶我去美國,我不要。我想,出國我可以過好一點的生活,但是,我自己好有什麼用?我要留下來。我在達蘭薩拉不管做什麼,都能為西藏做事。

必須離開蘇佳學校的我,知道蔣揚把思鄉病藏在從不和家人聯繫裡,在蘇佳學校近三年來不敢打電話回家鄉給媽媽,從不連繫,怕連累他們。我安排囊巴拉蔣揚假日去處,希望他能得到家庭媽媽和朋友的關心。我要樂觀平和的右加去比熱定居點時帶囊巴拉蔣揚一起去逛逛,請仁增媽媽邀約蔣揚週日來14號家庭吃飯,還要蔣揚一定得去看藏醫。我在蔣揚班上上課時就交代談戀愛擇偶注意事項,要找藏族姑娘為良配,要選擇能吃苦、懂操持家計、願共患難的好女孩,一起共度人生的喜怒哀樂。捨不得流亡孩子受苦的我,短暫的停留,很難做到什麼,只能盡力,但願我這個媽媽老師,能給我流亡異鄉的孩子們一絲溫暖,以慰鄉愁。

離開蘇佳西藏兒童村學校,我去參訪囊巴拉蔣揚想去的德拉東職訓中心,想弄清楚孩子們是否真的適合去這所學校。參觀後我鬆了一口氣,囊巴拉蔣揚等新難民學生若能來此校就讀,可以學習良好的技職教育,對日後在印度生存就業很有幫助。但是,我還是生病的放不下囊巴拉蔣揚,卻苦無合適的管道,難以聯繫。採訪第二代流亡藏人森格時,囊巴拉蔣揚正好從印度蘇佳學校來電話。原來不是只有我會思念,他向廚工哥哥借手機,問我論文寫得如何。我要了廚工的手機號碼,急著打過去印度,我等這一天很久了。電話中我們同時急著問對方:「你過得好嗎?」我趕緊回說都很好,急著問蔣揚:「你呢?心還痛嗎?」

他說:「好多了。老師你離開那天,我輪值廚房切菜工作,所以不能去送行。盧老師,別擔心,我有去看過藏醫吃Loong的藏藥,也和右加一起去過比熱定居點,還常常和他一起去看電視,也有去14號家庭。」我追問去了14號家庭幾次?回我有八次。我算算時間,四個月去八次,平均兩週去一次。肯定有得到溫暖,可以了。

離開比熱蘇佳西藏兒童村學校時,相熟的孩子們:索多會長、右加、美真、丹美、中文社等幾個大孩子來14號家庭送行。14號家庭的孩子們列隊唱西藏國歌送我,末了大家大喊:「FREETIBET!」獨缺囊巴拉蔣揚。我擔心這孩子怎麼了?還無法面對愛別離嗎?這四個月我常常想起這個有心病的大孩子,擔心他能不能走出傷慟。知道囊巴拉蔣揚依我安排看藏醫、出去玩、週末去14號家庭,我真是鬆了一口氣,這孩子終於從自我囚禁中踏出去了。

蔣揚說:「盧老師,醫生叫我去醫院開刀,昨天我去比熱定居點一間寺院問仁波切占卜,他說開刀的卦象比較好。」我問:「生什麼病?開哪裡?開刀需要用到錢嗎?」蔣揚:「我也不知道。不是很清楚。」經過仔細盤問,安排蔣揚和我相熟的師兄及陪同的譯者友人接上線,我要囊巴拉蔣揚若有重要事一定得說,他們必會轉知我。我們相約每一段時間,他先借手機找我,我再回撥。最後還交代這孩子去學校圖書館看我送去的書,每一本書內頁我都寫上叮嚀:「讀西藏書、說西藏話、想西藏事、做西藏人」,並且要囊巴拉蔣揚轉知蘇佳學校的孩子們:大家好好生活、用功讀書、靈活思考。





2013-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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