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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時事評論

金銀灘之痛

作者作者:尹曙生




到青海省旅遊,海晏縣的金銀灘是首選之地。那是因為王洛賓創作的《在那遙遠的地方》這首經典民歌裡的故事,就發生在這裡。想像著能看到草原那美麗的風光和婀娜多姿的牧羊女,怎能不想到此一遊呢!不過現在到這裡旅遊,更重要的理由是想看看我國第一顆原子彈和氫彈研製的地方是個啥樣子。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在金銀灘建立起來的占地1170平方公里,由18個廠區、4個生活區組成的總建築面積達60多萬平方米的代號為221廠(對外稱“青海省綜合機械廠”),研究、製造出了我國第一顆原子彈和氫彈,打破了美、蘇的核壟斷,使我國成為繼美、蘇、英、法之後,第五個掌握核武器的國家,大大提高了我國的綜合國力和影響力。221廠過去對外絕對保密,以致這個廠所在地的“金銀灘”的地名,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從報紙雜誌上消失了,電影《金銀灘》拍攝完成只放映了幾個月,就被禁止。現在解禁了,大家都想去看看這塊過去想看而不能看、想說而不能說的神秘地方。 

這可是真正值得一看的地方啊。它的故事多著呢!1959年前,中蘇關係良好,蘇聯答應説明中國,提供技術資料、樣品,培養中國科技人員,説明中國研究、製造原子彈,221廠選址在金銀灘,得到了幫助中國研製原子彈的蘇聯專家的認可。從建廠初期開始,美國中央情報局從空中通過U-2偵察機不斷進行偵察,和臺灣情報機構合作,多次向青海空投特務,竊取情報。中蘇關係破裂後,蘇聯撤走專家、帶走技術資料,但是,當它通過間諜和各種管道得知我們研究、製造的進展後,十分驚訝。隨著中蘇關係進一步惡化,戰爭烏雲密佈,蘇聯曾經設想採取外科手術式的先發制人的打擊,來摧毀我們的研究製造基地。 

我們國家對核武器研製基地的保衛、保密工作十分重視,制定了一系列保衛、保密措施,以確保萬無一失。青海省公安廳專門成立一個處,調配專門人員,在公安部大力支持下,採用先進的科學技術進行安全保衛和反間諜偵查工作;221廠還單獨設立一個公安局,名字叫“礦區公安局”,具體負責廠內安全保衛、保密工作,受省公安廳和上級保衛部門雙重領導,可是外面沒有人知道還有這樣的一個公安局存在。在221廠工作的人員,受過嚴格的保密教育,單位與單位之間,部門與部門之間,小組與小組之間,人與人之間,都不得打聽彼此的工作情況;就是上班走路,不同工種的人,也有著不同的路線,不得進入別的廠區;只有少數專家和領導配發特別證件,能隨意在廠區內走動。每個廠房,每個部位都有衛兵把守,沒有通行證,休想通過。在這裡工作的人和外面的通信聯絡都通過專門保密信箱傳遞。為“兩彈一星”貢獻出青春和智慧的職工們,可能還不一定都知道,他們的來往信件,有時被嚴格檢查,方能發出和收到。對發現在通信中有洩密行為的(往往是無意的)輕則批評教育,調離工作崗位;重則開除,勞動教養,甚至刑事處罰。221廠工作人員的親屬不知道自己的親人在哪裡工作,是幹什麼的。圍繞金銀灘,還有大量武裝員警和全副武裝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包括高炮部隊,在週邊擔負保衛任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這樣嚴格的保衛、保密措施,也不能確保萬無一失。 

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在新疆羅布泊爆炸試驗之前,美國中央情報局通過間諜衛星,發現中國將試爆原子彈,並率先在我試爆前發佈消息,令世界震驚。可221廠的多數職工和科技人員,竟然不知道自己所從事的工作性質是什麼。221廠在完成了它的神聖使命之後,上個世紀80年代中央決定撤銷;1995年5月15日,新華社向世界宣佈“中國第一個核武器研製基地已完全退役”;2005年11月國務院命名中國原子城(221廠)為國家級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從此成了青海省重要的旅遊目的地。

筆者曾經在青海省公安廳工作,對221廠並不陌生。在時隔40多年後,重游青海,陪友人到此遊覽(說實話和當初的221廠比,已經是面目全非)。在遊覽過程中,對講解員的講解我沒有認真聽,因為對它的歷史我一清二楚。我腦海裡翻騰著40多年前初到這裡的情景。回到安徽後,我翻閱日記和保存的資料,覺得有必要整理成文,讓人們知道,在金銀灘這美麗、輝煌的背後,曾經還有過巨大的傷害。

1963年5月18日,青海省公安廳辦公室主任李謙打電話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對我說:我們不斷接到公安部、監察部、民政部轉來的申訴信,反映海晏縣1958年鎮反和移民問題。前兩年中央有關部門、西北局和省裡派人去檢查過,也處理了一些個案,可是申訴信、來訪仍然不斷。省委指示,由公安廳牽頭,民政廳派人參加,組織聯合調查組,再進行一次調查。省廳一處、二處各派一個人,民政廳派一個人,連你共4個人。這次調查報告得要你寫,你要有思想準備。你們此行的任務就是瞭解情況,把1958年海宴鎮反和移民寫一個詳細的調查報告,至於是對、是錯,不要亂表態,調查報告由廳領導研究後報省委。

接受了李主任的任務,我就預感到,我們這次去調查,不會有結果,因為我們四個人,組長是一處的馬科長,其他三個人兩個科員,一個辦事員。前兩年到海宴鎮調查的領隊都是廳(局)級、處級幹部,他們沒能解決問題,我們能幹什麼?尤其是當年知道海晏縣鎮反和移民沒有錯,為確保我國核武器研製基地的安全,做出了貢獻。

5月19日,我們四個人開會討論如何完成這次調查任務。馬科長開門見山地說:我們這次到海晏縣調查,完成任務不難,不就是寫一個調查報告嗎?寫調查報告理所當然由小尹承擔,你是大學生嘛。我們三個人給你找資料、找檔案、找人開座談會,你負責記錄,然後整理寫一個報告,就萬事大吉了,我看有十天半月,准能完成任務。

正如馬科長說的,我們此去只用了15天時間,其中有5天時間是到移民最多的祁連縣、剛察縣,想實地去看看移民安置點,瞭解移民到底生活得怎麼樣,結果都被婉拒,理由是中央和省裡來調查了好幾次,都有報告,我們找來看看就行了,沒有人陪你們下去。我們無話可說。

調查工作接受結束後,我很快寫好調查報告,在調查組集體討論報告時,對報告上寫的1958年至1959年海晏縣的鎮反和移民情況,完全贊成,沒有修改意見。但是,對報告最後一部分我擅自加進去的“時間”是在“大躍進”背景下發生的,他們三個人都堅決主張刪掉,說這不是我們調查的內容。我只好服從。

今天我寫這篇回憶文章,就不能不先寫發生“事件”的大背景。

1958年,“大躍進”運動開展起來以後,中央青海省委積極回應,提出在青海省將“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步走並作一步走”的口號,用兩三年時間,在“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徹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完成牧業社會主義改造”。當時青海省的農業區已經基本完成農業合作化;牧業區為少數民族聚居地區,不少地方還保留著部落社會形態,沒有合作化。省委要求在牧區立即成立牧業生產合作社,把牧民主要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牧場和牛、羊、馬交給合作社,牧民成為合作社社員。這樣做,牧民的私有財產被完全剝奪,自己無處置權;吃肉、喝奶、吃素有糌粑,都要向牧業合作社領取,牧民居住十分分散,鄰居之間動輒幾十公里,成立牧民生產合作社是一個瘋狂的做法,不僅廣大牧民強烈反對,就是黨員、團員、基層幹部也堅決抵制,當然也遭到了少數民族上層人士的強烈反對,一度引起了極大的社會恐慌。省委不反思自己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是否正確,而是一味盲目蠻幹,用專政的手段、高壓的方式來解決。他們認為,在青海只要把少數民族上層人物控制起來,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因為牧民是聽他們的。於是,省委在1958年4月14日給各個洲、縣委發出通知,為了加快牧業生產合作社的建立,要求“採取開會、學習等方式,將少數民族上層人士集中控制起來”,不讓他們和牧民接觸、和外界接觸;不讓他們有言論和行動的自由。

根據省委的指示,循化撒拉族自治縣委,將副縣長、溫都寺高僧(常年在溫都寺念經)、當過班禪額爾德尼經師的加乃化仁波切等上層人士,以到縣城開會為名,軟禁起來,使他們和外面失去聯繫。而溫都寺所在地的循化縣剛察鄉,縣裡派出的工作組正在那裡開展牧業合作化運動,遭到包括黨員、團員在內的牧民群總強烈抵制,加乃化仁波切被軟禁後,使矛盾更加激化,成了鬧事的直接導火索。牧民群總和政府多次交涉,要求讓他回溫都寺念經,交涉無效,激起信教群眾憤怒,在少數人的煽動下,將鄉長扣押,打死工作組組長,破壞通信電纜,該鄉首先叛亂。叛亂群眾向縣城進發,和不滿意農業合作化的廣大撒拉族群眾一起,共4000多人,於1958年4月24日將循化縣城包圍,要求釋放加乃化仁波切等人;要求不搞牧業合作化,解散農業合作社,將牛、羊歸還牧民。蘭州軍區緊急調動部隊平叛,4月25日叛亂平息,造成了319人死亡(其中被擊斃435人),俘虜2999人,絕大多數是少數民族的普通群眾;平叛部隊傷亡17人,損失財產90萬元,200間民房受損。此次叛亂中,循化縣有的黨員和69.5的團員參加了,有156名黨員和26名共青團員參加了攻打縣城的行動。

循化叛亂雖然被迅速平息,但是很快蔓延到5個州、24個縣、240個部落、307座寺廟,共有近10萬人參加。毛澤東在中共青海省委關於循化叛亂的報告中批示說:“青海反動派叛亂極好,勞動人民解放的機會就到來了。”其實,由農、牧業合作化運動所引發的叛亂,參加者大多數是勞動人民,他們不僅沒有解放,而且陷入了深淵。

1958年4月28日,省委書記高鋒在省委書記處會議研究平息叛亂的措施時說:“叛亂好嘛!為我們打擊敵人找到了藉口。誰是壞人,地方、部隊都要事先瞭解,做到心中有數,然後在戰鬥中將他們解決掉,要有人專門管這件事。現在的鬥爭比1949年還嚴重,戰線非常廣泛。公安機關要在三年內把青海搞成鐵板一塊。”6月16日,高鋒在省委書記處會議上說:“這一次決心把封建主義蓋子連鍋端掉,兩個革命一齊完成,對那些絆腳石,能在戰場上打死的就打死;牧區揭封建主義蓋子,主要靠打仗,把他們的頭子抓住了,就完成了任務50%;槍斃了沒有,槍斃了就完成了100%的任務。”6月28誒,高峰在省委常委會上說:“牧區還有一個好形勢,就是我們已經捉了7000個反革命(指省委部署的公安工作捕人計畫牧區的捕人數,1958年全省全年逮捕人數4.9萬多人,見筆者《公安工作”大躍進“一文,載《炎黃春秋》2010年1期),這種好形勢是叛亂給我們帶來的。在這個大好的形勢面前,最大的阻力是我們一些領導思想趕不上形勢,有右傾情緒,貴南一個縣一次打死敵人42個,要通報表揚的。”
高峰要通報表揚貴南縣打死42個“敵人”是怎麼回事呢?1958年5月13日,貴南縣委根據省委通知,以學習、開會為名將全縣少數民族上層人士和統戰物件42人集中往州裡送,在到達海南藏族自治州一個名叫“過馬營”的地方汽車停下,要車上的人都下車,集中到一個大房子裡,然後鎖上門,事先佈置在那裡的民警和民兵,從窗戶向房子裡面開槍射擊,將42人全部打死。這樣違法亂紀、濫殺無辜的犯罪行為,身為省委書記的高峰卻要通報表揚。

1958年10月26日,高峰在省委常委會上說:“現在是大破大立,要把宗教徹底破壞,搞得臭臭的,——現在看,宗教越反動越好,只有他們反動,搞破壞,我們才有藉口下手狠狠打擊,才能搞徹底;我們不要怕搞過頭,把宗教搞得越徹底越好,不然我們就不會成為大後方。”

1958年9月14日,主管政法部門工作的省委常委、副省長薛克明在政法工作會議上說:“對宗教實權分子、反動頭人,一律捕光,一個不留,一個不放,死,也要讓他們死在監獄裡。死在監獄比死在社會上好。”

公安廳廳長楊淑芳說:“封建階級的狗腿子、爪子、宗教實權分子,堅持反動立場的反動分子,三年內將其打完,一個不留。”

這就是海晏縣鎮反和野蠻移民的大背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又有了保衛原子彈實驗、製造基地安全的藉口,在金銀灘地區進行社會鎮反,濫殺無辜和野蠻移民就成了必然。當時海晏縣全縣人口只有1.9萬人,80%住在美麗的金銀灘極其周邊地區,以藏族、蒙古族同胞為主,也有少量的漢族和其他民族。藏族和蒙古族還保留著部落組織的形式。

在省公安廳那位副廳長的指導下,1958年6月至10月,海晏縣“破獲”了一個名叫“以打狼(獵)為名的反革命叛亂集團”,有時也叫“以打狼(獵)為名的反革命陰謀叛亂集團”,因為海晏縣從來沒有叛亂過,所以加上“陰謀”兩個字,有時也叫“陰謀叛亂、陰謀暴動集團”—總之,這個“反革命叛亂集團”的名稱是遊移的,不固定。我們在閱讀案卷材料時,罪名有七八個。公安局給我們提高那個的檔案資料顯示,對這個“叛亂集團”成員一共逮捕了734人(也有人說逮捕了800多人)。對只有1萬多人口的小縣,逮捕這麼多人引起的震動可想而知。而且被逮捕的這些人大都是居住在金銀灘及周邊地區的藏族和蒙古族同胞。為什麼懷疑他們叛亂?因為按照少數民族習慣和實際需要,家家都有打獵的槍支,以保護牛羊的安全。上世紀50年代,金銀灘一帶,狼害嚴重,受縣委、縣政府指令,由縣公安局指導,把青壯年牧民組織成打獵隊,經過幾年努力,狼害基本消除。“大躍進”運動發動起來後,加上循化發生叛亂,縣委、縣政府領導認為,這些牧民有叛亂的可能,必須先下手為強,把他們抓起來,防患於未然。在被捕的700多人中,就有打狼隊的631人,其中有231個民兵,14個鄉、社(合作社)長,8個副縣級幹部,34個民族、宗教界中上層人物。被捕的人中有69個党、團員,都是貧苦牧民出身,是共產黨在牧區的依靠物件,卻也被無辜逮捕。

被逮捕人員名單的確定,由縣委政法領導小組(組長是縣委常委、公安局長,實際是公安局確定的名單)提出,報告縣委常委會集體研究決定。逮捕的方式,幹部、民族宗教界上層人物和統戰物件,以開會、學習、傳達檔等名義發通知,等他們來報到時,來一個逮捕一個;其他人,由公檢法幹警到下面就地逮捕。判刑由公安局預審後提出判處刑期,是幹部和民族宗教界上層人物、統戰物件的,經縣委常委研究決定刑期。罪名有十多種,比如“以打獵為名企圖叛亂”、“組織打狼隊,企圖推翻共產黨”、“思想反動企圖變天”、“散佈謠言,盼望蔣介石反攻大陸”、“不滿共產黨、給活佛磕頭、點酥油燈”、“思想反動,剝削壓迫牧民群眾”、“生活糜爛,強姦婦女”、“組織參加反革命集團”、等等。刑期是怎麼確定的呢?有什麼原則?總的要求是:年輕的要重判,因為判輕了,釋放回家後再搞叛亂怎麼辦?年老的,判輕點,因為不到刑滿就可能死到監獄裡。比如一位蒙古族頭人,71歲,研究判刑時,主持常委會議的縣委書記問:“此人多大歲數?”辦案人員答:“71歲”。縣委書記說:“判他10年就差不多了,他會死在監獄裡,不可能叛亂了。”700多人,經過法庭開庭審判的只有63人(查閱法院開庭審判記錄記載),其餘沒有開過庭,公安局預審後,決定刑期,法院照葫蘆畫瓢寫個判決書,蓋上公章了事,送到勞改農場。被告都不承認自己犯罪,說從來就沒想過要叛亂。在公安局預審時,由於被告人不承認犯罪,殘酷刑訊逼供,致死17人,致殘40人

王昭到青海主政後,大力平反冤假錯案,但是海晏縣以“打狼(獵)為名組織反革命集團企圖叛亂”這一涉及700多人的大案,沒有從根本上平反,我們接觸的縣委領導人仍然認為當年海晏縣沒有發生反革命叛亂,是因為及時粉碎了敵人企圖叛亂的陰謀,所以這個案子不能平反,個別人搞錯了,個別糾正。到我們去調查時已經糾正了57人,分別釋放,或在勞動農場就業,成為農場職工,但是不能再回金銀灘。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這一冤案才徹底平反。可是大多數人已經在勞動農場被餓死或被折磨致死,活下來的人不多。

當年定這個案件是省公安廳的一位副廳長堅決主張的,縣裡領導層也有不同意見,認為打狼隊是縣委、縣政府部署,公安局組織實施的,說他們陰謀叛亂不合情理。那些持不同意見的人不是縣委主要領導,沒有決定權,被批判為思想右傾,不久就被調離到別的縣工作。但是他們沒有躲過在“四清”運動中被整肅的命運。

當年支持縣委挖出這個“重大反革命陰謀叛亂集團”,1962年、1963年不同意平反的那位省公安廳副廳長,1965年作為“四清”工作團副團長到祁連縣(和海晏縣同屬海北藏族自治州管轄)搞“四清”運動,又挖出了以縣長“郭振國為首的大革命叛亂集團”,涉案414人,包括法院院長、公安局局長、統戰部部長等等,將該縣領導幾乎一網打盡;全縣28個公社書記、社長,除以個公社社長外,全部打成反革命叛亂集團成員。為此,群眾編了一個順口溜,叫做“四七二十八,剩下劉春法”。只有這個劉春法,因為他從部隊轉業安置到祁連縣當公社社長時間不長,沒有被打成反革命叛亂集團成員。包括法院院長在內自殺34人。這位副廳長嗅覺特別靈敏,他認為1958年海晏縣反革命武裝叛亂沒有搞起來,是因為發現得早,把它消滅在萌芽狀態,保衛了221廠的安全,為原子彈的試製成功,立下了功勞;但是鎮反並不徹底,沒有把根子挖出來,這根子就是調到祁連縣當縣長的郭振國為首的那些人。所以給郭振國定罪仍然是陰謀叛亂,其根據就是郭縣長在基層召開過幾次會議,研究生產和牧民生活問題,被人稱為“反革命叛亂集團全部被平反。可是給人們帶來的災難、傷痛是永遠平不了的。

為了建設221廠,移民是必要的。但是,當年金銀灘的移民做法,極其野蠻。、因為破獲了一個大的“反革命叛亂集團的社會基礎。事先不宣傳、不解釋、不開會、不向群眾當面說清楚。而是下一道命名,限制在兩三天內做好準備,每家可帶三頭牛馱東西,帶不走的扔掉。有的牧民頭天晚上接到通知,第二天早上就得走。全程由員警、民兵持槍押送,打罵虐待,死於中途者幾百人。

根據221廠建廠要求,須搬遷1715戶、9325人,除海晏縣本縣和湟源縣就近安置比較容易,對安置到祁連縣的461戶、2183人和剛察縣的474戶、2649人,路途遠的有幾百公里。1958年10月20日開始移民。到祁連的那些移民在祁連山遇到了暴風雪,又趕著十幾萬頭牲畜,拖兒帶女,受盡折磨;晚上宿營,幾家住一個帳篷,忍饑挨餓受凍,加上打罵虐待,走了26天到達目的地,不少老人和幼兒死于風雪途中。在這次移民中到底死了多少人,我們調查組沒有搞清楚。但是從祁連縣接受移民的名冊上看到,他們一共接受了海晏縣移民1879人。這意味著在移民途中,死了304人。牲畜死了2萬頭。到了祁連後,所有的牲畜,被劃歸托菜牧場所用,剝奪了牧民們對牲畜的所有權,牧民成了牧場牧工。由於縣裡不同意我們去實際瞭解牧民安置情況,對他們在牧場的遭遇,只有從來信中知道一些。移民到剛察縣的那些人,路途中死了400多人。他們的牲畜同樣被劃歸集體,移民們一貧如洗,靠給牧場打工度日。

發生在金銀灘的災難,不僅降臨在這些移民身上,為“兩彈一星”貢獻青春和智慧的221廠職工,也沒能倖免。在“文化大革命”開展的如火如荼的1969年,221廠開展“清理階級隊伍”,破獲了“重大反革命”,80%多的車間、科室幹部,90%高、中級科技人員,收到審查和迫害,在兩年時間內,4000多名職工受到迫害,遭到殘酷的刑訊逼供,使310多名職工致傷致殘,40多名職工含恨自盡,5人以莫須有的罪名遭槍殺。(見王菁珩:《中國核武器基地揭秘》,載《炎黃春秋》2010年第1期)美麗的金銀灘一度成為腥風血雨之地,在這裡生活和工作過的人,包括221廠職工,無論是漢族還是少數民族,都不能倖免。

無疑,知識一段慘痛的歷史,但是,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令人欣慰的是,如今構建和諧的民族關係,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心聲和主旋律,而寫下這段歷史,也是為了有助於構建和諧的民族關係。


作者為安徽省公安廳原常務副廳長
《炎黃春秋》2012年第3期
(轉載自博訊www.peacehall.com)
2012/05/13 發表





2012-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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