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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時事評論

安琪:藏人受難匹夫有責

作者作者:小青




西藏喇嘛頻頻自焚事件引起全球關注,不少西藏維權人士和漢人知識分子以及異議人士均呼籲喇嘛不要採取這樣的極端行動也呼籲各界關注藏人問題。最近,旅法作家,自由撰稿人安琪在前哨再次發表文章分析喇嘛自焚事件,在今天的關注中國專題節目時間,我為各位摘錄安琪的文章。
『無知和偏見』

文章指出。從海外華人與西藏流亡者接觸的經驗來看,並不是中國知識分子沒有良知。對許多人來說,藏傳佛教仍然是一個未知領域,深奧難解,而西藏問題本身既複雜又敏感,所以很難對西藏發生的事件作出及時和客觀的反應。其次,一直以來,國內大部分人對於西藏的宗教文化、對於達賴喇嘛所秉持的精神理念所知甚少,基本認知局限在中國政府製造的輿論氛圍和宣揚「共產黨來了苦變甜」的電影「農奴」的政治說教裡,長此以往,難免出現一種由無知造成的偏見和偏見造成的隔膜。儘管大家對中共一黨專制深惡痛絕,但一牽扯到西藏問題時,一些不明真相者(遺憾的是,由於宗教文化和生活習俗的差異,「不明真相者」在注重實際的中國人中為數甚眾)即使主觀並不情願,客觀上也會不自覺地相信如官方宣傳的那樣,所有發生在藏地的訴求都是「騷亂」,都是海外「達賴喇嘛集團」或「藏獨勢力」煽動的云云。傲慢和缺乏常識,使得一些人對五體投地朝拜寺廟的藏人感到困惑,甚至認為這就是愚昧、落後。自去年三月西藏境內接連發生僧人自焚事件以來,在可見的大陸媒體,罕有反思與同情,多有附和中共宣傳,辱罵甚至「妖魔」達賴喇嘛,從中可以感到文革延續下來的思維定勢和語言暴力。儘管這種聲音遠非主流,但由於「主流」無聲,因此,這「一面之詞」至少在大陸便掩蓋了大部分真相。

筆者認為,導致這種「大不敬」的直接原因,就是由於「大無知」――即「無明」造成的。在21世紀的今天,西藏人為了宗教自由和尊嚴,竟不得不採用「自焚」這樣一種極端的方式進行抗爭,我們的心靈受到震憾,這是我們置身其中的所謂文明世界的恥辱!假如有人為西藏人權向中共說不;假如有人公開為西藏吶喊;假如大學生走上街頭,打出還西藏自由,要達賴喇嘛重返家園的橫幅,如此等等,情勢肯定會有不同。問題是這些情形在西方國家頻頻發生,但在最應該出現的地方,卻出奇地沉寂,簡直匪夷所思。

錢不能買來一切
文章指出中國政府經常用一些數字來說明中國對西藏無人可以取代的經濟援助,許多國人對此也感到困惑,認為西藏人「不領情」。問題是,為什麼中國政府的物資援助從來也沒能真正地得到西藏的民心,而飄零的達賴喇嘛,卻緊緊維繫著西藏人的靈魂呢?道理很簡單,對於一個宗教民族來說,「吃飯哲學」從來不是放在第一位的。與泰國、緬甸等佛教國家一樣,在宗教意識尤為濃厚的西藏人的觀念中,出家為僧是受到尊重的,「家有和尚」在西藏家庭是很平常的。有的人家甚至有四、五個孩子相繼出家為僧。他們只要「一息尚存」,就會虔敬佛事。這與當下重物質輕精神的中國社會大相徑庭。

即使在世俗觀念中,對精神價值的認知也是如此。就像文革期間西方人在中國的「遭遇」一樣。當時國人眼中的外國人,是比中國當權者更「尊貴」的「特權階層」。他們在中國的土地上,享受著中國人連想也不敢想的特殊待遇。但是這些外國人也並不「領情」,因為他們的行動被限制在幾個專為外國人服務的有限區域,如「友誼商店」,外國人居住區,「涉外酒店」和「涉外餐館」等。他們不可以接觸中國人,不可以與中國人交朋友,生活局限在他們自己的「小圈子」裡。雖然物資生活沒有大的改變,但是他們的人身自由和權利卻被限製或被剝奪了。而今,一些新富起來的中國權貴,多了一種「包養意識」,動輒拿錢來說事,對內不惜工本,一意孤行地堅持「紅色意志」。對外則用金錢合同扮演大國角色,貶低和扭曲了中國這個文明古國的形象。為什麼「大把花錢」的中國人在國際社會並沒有得到相應的尊重,這不能不引起國人的深思。

陷入民族問題困境的中國政府,應該深刻反省民族政策。說到底,西藏畢竟不同於中國,西藏有自身的傳統文化和宗教,有自己的語言和生活習俗。中國政府一方面豐富西藏人的物質,一方面卻用嚴苛的行政條規來限制他們的信仰自由,讓他們「戴著枷鎖」祈禱,這對於重精神的西藏民族來說,難道不是精神蹂躪嗎?更何況,西藏人從來也不甘願「被養」。為此,他們從來也沒有停止過反抗。因為在西藏人的精神理念中,「被養」與「被奴役」是同義詞。

應該建立漢藏對話平台
達賴喇嘛常說,「改善中國人與西藏人的關係,首要之務是建立互信。」現實提醒我們,解決西藏問題,不能僅僅指望國際社會,也不能僅僅局限在達賴喇嘛及其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國政府的層面。漢藏民族的溝通和了解,中國民眾的普遍覺醒和同情,才是解決西藏問題的關鍵,才是漢藏共同走向民主之路的真正推動力。

以海外漢藏對話為例, 1997年10月,流亡藏人在倫敦舉行首次題為「漢藏對話,尋找共同點」研討會,與會漢人多為八九流亡者和幾位關心和研究西藏問題的海外學人。那是第一次近距離接觸西藏人,遠離家園的悲情應該是漢藏聚會得以實現的基本原因。那次對話給與會者留下的印象有三:其一、漢藏之間積怨太深,需要溝通和了解;其二、西藏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共產專制下中國人的共同問題,不同點在於一個是信仰宗教的藏民族,一個是被所謂「紅色信仰」窒息下的漢民族。其三、漢人身上明顯存在那種潛在的居高臨下的大漢族主義立場。

這種情況並不難理解,除了中國「大一統」的文化積澱外,當年的八九流亡者中,大多為追求「共產主義」理想的「前共產黨人」,或是「體制內」民主派,或是要求進步的「積極分子」。他們的思想認同在很大程度上會不自覺地受其自身的局限。

欣慰的是,對話產生了非常重要的正面意義。正是漢藏流亡者之間的交流與「碰撞」,使對話雙方建立了聯繫和友誼,西藏問題也成為許多大陸流亡者和海外學人所關注的問題。發展到今天,許多海外民運人士和學人學者,以捍衛西藏的宗教文化為己任,通過各種渠道傳播西藏人的訴求,產生了較大影響。年前並有國內學人試圖衝破禁戒,通過互聯網直接與達賴喇嘛對話,向尊者提問題等等。這似乎可以表明,漢藏隔膜可以消除,人為的鴻溝將不復存在。這是否也表明,大陸流亡者能與西藏流亡者對話,中國政府也有與達賴喇嘛對話的可能性?坦白地說,當今中國的政府官員,並不比流亡之初的海外民運人士更保守。關鍵在於是否有對話的誠意和自信,是否具備與「現代化」的達賴喇嘛對話的能力。

藏人受難,匹夫有責
如果說八九六四造就了海外漢藏對話的契機,那麼現在可以說,「解除」政治「武裝」的達賴喇嘛,不僅提供了與中國政府的對話契機,也提供了境內漢藏對話與溝通的機遇。

事實啟發我們,中國知識分子有責任也有能力在國內促成包括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在內的漢藏對話平台,讓中國民眾了解西藏。作為中國人,我們應該捫心自問:假如我們是西藏人,我們應該怎麼辦?古人言:「己所不欲,無施於人」。誰都沒有理由將我們曾經刻骨銘心的被殖民、被壓迫的痛苦強加在西藏人身上。相信有著不屈反抗歷史的「中國人的脊梁」,應該能夠以鄰邦印度為榜樣,抵禦來自強權的欺凌,支撐起西藏人民追求自由、保護自身宗教文化的重任。

當人們了解西藏,當西藏維權與中國民間維權一樣形成一體,成為群體的民眾的聲音時,西藏問題將成為所有中國人的問題,而不僅僅是西藏人和中國政府之間的問題。

同理,中國政府可以用「第三隻手」操縱國際社會,可以不理會西藏人的感受,甚或可以採用某些背棄知識分子良知的「智囊」之「計」,對達賴喇嘛「束之高閣」,不與他發生正面衝突,但卻不能不顧及中華民族的整體覺醒。不能不考慮正在崛起的「80後」、「90後」以及他們的子孫後代對西藏問題的追究。

中國政府如果明智的話,應該清楚, 「屏蔽」西藏問題,將西藏問題指為「藏獨」、從而「妖魔化」達賴喇嘛的一貫做法,已經無法繼續下去了。而且,稍具常識,就會看到,達賴喇嘛不是潛威脅,拒絕達賴喇嘛,不讓達賴喇嘛重返家園才是中國最大的憂患。也就是說,讓達賴喇嘛重返家園,不僅能順從民意,和平解決西藏問題,而且可以藉助達賴喇嘛的「知性」力量――即民主意識和慈悲與尊重的普世價值觀,重建大陸早已崩潰的價值體系,推進中國的民主進程。反之,假如達賴喇嘛有生之年不能返回西藏,那將是西藏民族永遠的「痛」,是中國政府永世無法解脫的罪責,後果將不堪設想。




2012-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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