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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時事評論

雪域血紅自由火

作者作者:夏明




在過去三年裡(從2009年2月至2012年2月4日),中國境內已發生了20起藏人自焚事件。在2012年的前五個星期之內,就集中發生了7起。他們都是藏傳佛教的僧人、僧尼或前僧人。最近在甘孜色達縣自焚的三人中據說也有牧民。在我們的記憶裡,恐怕還找不到一個可比的例子,有其他任何一個國家或任何一個教派在短短的時間裡發生瞭如此密集的自焚事件。而且,沒有任何跡象表明,自焚事件背後的訴求已經得到中國政府的及時回應和滿意的解決。也沒有任何理由相信,它們的終極根源也已消弭。所以,面對如此性命關天的大事件,我們必須緊急關注,並努力找到解決辦法。而不幸的是,當西方主要國家都深陷全球經濟危機之中時,西藏自焚事件未能得到足夠的關注。這種忽略讓中國政府可以完全逃避國際輿論的監督,從而漠視自焚者、死亡者和他們生活其中並為之代言的社區的訴求,使得人間悲劇繼續發生。 十二年前,現任藏人行政中央的首席部長洛桑森格博士曾對筆者講到:我們藏區沒有石油,連空氣都稀薄,我們只有喇嘛。所以,西方世界對我們漠不關心。今天,一個又一個的男女僧侶在雪域高原燃燒,他們應當給我們帶來震撼。在人性的根本層面,這種震撼產生的關注應該遠遠高於緊吸全球人類眼球的石油,因為,石油的燃燒驅動的是我們的轎車、我們的經濟;而生命的燃燒,尤其是那些“生如秋葉之靜美,死如夏花之絢爛”的僧尼的燃燒,燒灼的當是我們的良心、驅動的應該是人類社會的進步。為此,我想討論和闡明下列幾個議題:藏人自焚的國際、國內大背景是什麼?藏人自焚傳達的訴求和訊息是什麼?是什麼複雜的原因造成了藏人,尤其是僧侶的頻繁自焚?在佛教和藏傳佛教裡,暴力、自殺和自焚與佛法教導有何關係?最後,解決自焚的關鍵在哪裡? 西藏和藏人的危機 西藏雪域高原,藏人的鮮血在燃燒!藏人的生命在抗爭!這是因為,西藏,這塊土地養育的人民,和他們賴以生存的文化、宗教、民族特性和生活方式都面臨著滅頂之災。 西藏高原惡劣而獨特的地緣、氣候和農牧環境造就了藏人的獨特生活方式。以其獨特的生活方式,尤其是虔誠的佛教信仰,藏人成為世界屋脊的最好守望者。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當全球的大多數國家和民族都獲得了歷史發展的新機遇時,早已皈依佛教、放棄武功的藏人卻被迫去面對世界上最大的毀佛政黨和無神論武裝起來的軍事暴力機器。據達賴喇嘛在回憶錄中的描述,1955年毛澤東見了達賴喇嘛,說:“宗教是毒藥。首先僧尼守戒不結婚,它減少人口。第二,它忽視物質進步。”獨立學者李江琳的研究揭示,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期,中共軍隊一直不停地對藏區(西藏自治區和四川、青海等地的藏人居住區)進行“秘密戰爭”。而後,所謂“平叛”的軍事長官變成了當地的行政領導,從西藏建制初期就實行了“軍區”和“工委”兩塊牌子、一套班子的模式。六十年來中國政府在藏區實行著“軍政府”控制的歷史。官方有意掩蓋或淡化文革中藏區遭受到劫難。與官方的歷史敘述恰恰相反,在《殺劫》一書中,藏人澤仁多杰和唯色父女用圖片和文字記錄再現了“文革”中西藏文化和人民遭遇的浩劫。唯色寫道:“一九五〇年,毛澤東派遣軍隊進入西藏,從此軍隊成為掌控西藏的唯一力量。即使在中共總結的<十年浩劫>時期,軍隊仍然牢牢地掌控著整個西藏。”對西藏的“軍事管制”“從未有過任何放鬆,”存在至今。過去的五年,“軍管”還得到了更加系統的強化,甚至廣泛深入到了藏區鄉村,直接控制寺廟和抓捕僧侶。 在1979年中共實施“改革開放”戰略後,次年三月中共中央召開了“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五月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和書記處書記、副總理萬里率領中央工作組到西藏各地考察和指導工作。隨著平反大量的“冤假錯案”、調整極左的政策、中央加大對西藏的財政支助和經濟投入、重建宗教寺廟和恢復宗教生活、開始與流亡海外的達賴喇嘛代表接觸和允許部分流亡藏人返鄉探親,西藏在八十年代初進入了較為平穩的發展階段。期間,在尋求西方的技術和資金的支持發展經濟的過程中,中國政府對國際社會做出了某種讓步,因此,進步向上是主流。藏區的形勢也反映了中國改革的整個大趨勢。但在八十年代末期,尤其從1987到1989年,中國政治的自由化顯露出局限性,它和中國民眾(包括藏民族)的上升期盼(尤其是在民權和自由領域裡的)發生衝突。從內地沿海(例如合肥、北京和上海的學潮)到雪域高原都出現了和平遊行示威。中共內部權力鬥爭加劇,改革派(或叫自由派)逐漸失勢於強硬派(或叫保守派)。中共的政策逐漸趨於強硬和保守。在加強控制、打壓異議人士的總方針下,北京對漢人相對要耐心和克制一點;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心態、對“國外敵對勢力”的臆想、大漢族主義的影響都使得中共領導層更輕易地把少數民族問題上升到“領土和主權完整”、“國家安全”的層面,針對藏人動輒使用軍隊、武警來暴力彈壓。所以,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八十年代,開槍鎮壓和平示威、造成流血事件首先在1987年和1989年發生於西藏。1989年三月的拉薩軍事戒嚴(長達14個月)是由時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的胡錦濤直接決策實施的。以後在1994年召開了第三次“西藏工作會議”,對藏工作繼續強調控制和鎮壓。中共統戰部在1996年發布通告,禁止懸掛達賴喇嘛的畫像。到2008年西藏再度出現大規模遊行示威。在長達25年的時間裡,中共都採取了軍事暴力和廣泛鎮壓來處理藏區冒出來的抗議事件。但軍事鎮壓的效果愈來愈差,治理藏區的成本愈來愈高,藏民的不滿和反抗都在加速產生。以至在過去的五年中,藏區抗議活動從未停息,甚至很快地蔓延到漢藏交界區、內地城市(例如西安和成都)。而且,危機還在不斷升級。從中國政府角度來看,它陷入了“以暴維穩、越壓越亂”的惡性循環。 有必要指出,藏人面臨的災難源頭集中表現在以“械心”聞名的“技術官僚治國”的治理體系。其中尤以後來從西藏回到北京、再升任總書記的胡錦濤,和從四川省委書記升任政治局常委、主管政法工作的周永康為典型代表。胡錦濤頭戴鋼盔在拉薩街頭親自坐鎮並參與89鎮壓的報導在海外已經流傳甚廣。他對宗教、文化事務的僵化和鐵腕控制已無需多寫。但周永康需要提一筆。作家茉莉寫道:“在四川藏區迫害西藏人,周永康也是<有口皆碑>的。2001年夏天,四川省色達五明佛學院的幾千名藏人和華人僧尼遭到鎮壓,他們的住宅被強行坼除,在被驅逐之前,當局要求喇嘛在聲討達賴喇嘛的聲明上簽字。穿著破爛袈裟的喇嘛和尼姑被迫到處流浪,這成了周永康的<治藏政績>之一。”她還寫道:2000年3月,剛上任兩個月的周永康在和四川農民人大代表見面時說,“他視察了四川藏區甘孜地區,不明白四川藏民為何不顧今生只顧來世。他反對西藏人捐獻給寺廟“,還說,“西方也有宗教信仰,但他們哪有把錢都送到教堂去?”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精神層面的滿足對藏人如此重要,將藏人和佛教三寶(佛、法、寺)割裂開來,也就在文化意義和生命本質上消滅了藏人。如果“以食為天”、“信奉吃教”的漢人能夠反思一下,某一天,突然成吉思汗的一位後人(大多數該是穆斯林)又重新入主中原,新的統治者將豬肉從漢人生活中剝奪,漢人的文化認同又將在何處存在?我們必須明白,“三寶”提供的精神層面上的價值是任何寶貴的美味都無法替代的。顯然,對藏人來說,讓他們忘記來世、只顧今生,就必然剝奪他們的根本,完全在無神論和唯物主義指導下的現代化就會成為“西藏的腫瘤”。如果藏人沒有掌控和決定自己民族命運的自治權和自決權,西藏繼續缺乏內生性的、有機的發展動力,就難以擺脫被“天葬”的命運。胡錦濤和周永康表現出對宗教和精神信仰的徹底無知,以此想要來為西藏危機找到出路,必然是沒有希望的。而如果以軍事暴力機器去推行這樣的“大現代化”,它引起的就不僅僅是宗教不自由、人權沒尊重的問題,而是整個西藏和全體藏民族的危機。 達賴喇嘛領導的流亡藏人 1959年達賴喇嘛出走是中共試圖在西藏推行第一次“一國兩制”的失敗,也是產生以後西藏問題的一個重要根源。產生這一結果的原因是,達賴喇嘛不只是帶走了自己的家人,而且藏區的四大教派和苯教的高僧領袖也全部逃離,帶走了西藏的靈魂。從此,喜馬拉雅山兩麓的藏人過上了“靈”與“土”分離的生活:逃離家園、暫居佛土的藏人獲得了精神的自由家園,但卻失去了祖國故土;留守家園的藏民卻難以在精神上自由歸家。王力雄觀察到:“當北京把人權等同於<生存權>,把<經濟發展>當作民族政策時,儘管生存指標和經濟指標取得了相當進步,面對的卻是更多不滿。物非心,物也不一定買得到心。”對藏人來說,心的家園在西藏以外,“達賴喇嘛如同父母,甚至高於父母。”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藏人在藏區境內自焚,境外的藏人也有自焚(例如在新德里和尼泊爾),因為山麓兩邊的藏人渴望在藏土重歸一家已經近六十年了。 不僅藏傳佛教的最高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流亡海外,而且中共認定和培養了十幾年的大寶法王十七世也在千禧年之夜逃離西藏,居留在達蘭薩拉。可以說,今天中共控制下的藏區除了有大片的土地和六百外藏人外,藏民族真正的“軟實力”是在海外。首先,達賴喇嘛是藏文化的品牌和名片。在全球國際舞台上,達賴喇嘛的被識別率恐怕是和世界第一軍事強國的美國總統奧巴馬不分高低的。而他的受歡迎程度在西方甚至超過他們自己的天主教教皇。王力雄曾寫道:“由於達賴喇嘛是西藏流亡者幾乎獨一無二的象徵,所以在某種程度上,西藏問題的國際化,實際上就是達賴喇嘛的國際化程度。” 其次,隨著佛法在漢地遭到大規模毀壞和污染,流亡藏人和他們飄散在全球各地的僧團成了那爛陀佛教傳承的守護者和純潔性的捍衛者。在流亡政府的所在地達蘭薩拉和南印度等地建立了佛教的研究、譯經和辯經中心,全球各地都建有弘揚佛教中心。西方的後現代主義和向神秘主義的回歸同藏傳佛教的全球化相互擁抱、融合。中共逼走達賴喇嘛,萬萬不曾料到佛教透過達賴喇嘛在西方日常生活層面產生如此廣泛深刻的影響,這也是不幸事件中的萬幸。未來也會證明,當中國漢地要重新回歸正教,擺脫社會道德淪喪,清除現今內地佛門庸俗之風,未受污染而還在佛陀故鄉不斷昇華的藏傳佛教又會成為中華道德復興的源泉。 第三,流亡藏人社區推行的政府民主化和世俗化的政策已經取得顯著成就。身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最年輕的國家領導人”達賴喇嘛在北京參加過人大會議。到了印度訪問,總理尼赫魯陪同他參觀了印度的議會。兩個不同的議會比較,讓達賴喇嘛認定民主的優越性。1959年開始流亡生涯後,達賴喇嘛就提出了建立“政教結合的民主政府”並在此年建立“西藏人民議會”,議員由選舉產生。在1961年流亡政府公佈的《憲法草案(討論稿)》中,提出了一條規定,“根據憲法和議會的章程”,如有需要可“罷免達賴喇嘛”。儘管這一條文當時遇到僧俗的抵制情緒而未被採納,但可以看到,達賴喇嘛在流亡建政之初就有意識地推動“民主化”和“世俗化”。2001年以後,首席部長(噶倫)也由流亡藏人直接選舉產生。達賴喇嘛逐漸放棄對議會和政府的干預權,處於半退休狀態。2011年他又宣佈在政治上完全退休。 第四,新的政府內閣班子全面反映了全球化、年輕化、多元化和世俗化的特徵。在2011年的大選中當選首席部長的洛桑森格,任職時年僅45歲。他是在印度德里大學和美國哈佛大學受到精英法律教育,並拿到法學博士學位的。六位內閣成員平均年齡也只有40-50歲,最年輕的衛生部長只有38歲。其中有兩位女性(46歲的外交和新聞部長,48歲的內政部長),兩位從北美返回,全部是受到印度和北美優秀教育的俗人。這樣的內閣班子和議會、政府行政人員基本上都是在海外出生的第二代藏人,同時還反映出流亡社區藏人的對本民族盡責盡義務的獻身精神。 第五,全球化的援藏國際公民社會已經形成,並對藏人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尤其是近年來,達賴喇嘛對中國政府的信心愈來愈低,但卻在他身邊吸引和匯聚了愈來愈多的海內外華人。例如2011和2012年歲末年初,達賴喇嘛在印度佛教聖地菩提迦耶舉行的時輪金剛大灌頂法會就吸引了上千的大陸漢人。他對華人民眾的信心越來越高,因為他們中的許多人已經意識到,中華民族的道德復興和民主化進程都可以與西藏民族的自我拯救和自由解放形成良性互動。 僧人自殺自焚的根源 可以說,中國政府近二十五年來倒行逆施的對藏強暴政策與流亡藏人社區的加速世俗化和民主化形成強烈對比,把藏人群體靈與肉、精神家園與祖國故土、上師與信眾更加撕裂開來,造成一種更隱蔽的事實上的種族滅絕。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折磨(親情上的或精神上的)成為每一個藏人生活的常態。在佛教教導中,佛祖創建佛教首先是針對“生苦、老苦、病苦、死苦”(“四苦”)的,對僧眾來說,它是能除一切苦的善法。《法句經》明確教導:“一切眾生恐懼死亡”,“一切眾生珍惜生命,以身作則將心比心,自不殺生莫教他殺。”因此,佛教根本宗旨是戒殺,在小乘佛教裡並明確反對自殺。那為什麼在藏區出家為僧為尼的佛門弟子,卻成為連續自焚的主體呢?是什麼原因讓皈依佛法並以此普度眾人出苦厄(死苦也在其中)的僧侶把死亡當成了一種手段呢?如果死亡變成了一種手段,那麼它服務的更高的價值又是什麼?是什麼因素造成這更高的價值受到威脅,僧人必須以死相爭相護呢? 我們來分析一下2012年1月8日在青海果洛州達日縣縣城自焚的索巴仁波切(Rinpoche,即漢語的“活佛”)的遺囑。年僅42歲的索巴仁波切身穿黃色袈裟、點燃汽油自焚。在犧牲前,留下了錄音遺囑,他說道: 我的犧牲不是為了顯示自己有多麼偉大,我誠心誠意地懺悔所犯三昧耶戒以及一切罪業,特別是金剛密乘的誓言戒——不允許對自身的虐待和犧牲,我在此虔誠懺悔。 並且我發願,希望遍法界的一切眾生,乃至如蝨子等一切微小眾生,臨終時未有恐懼,不受痛苦,往生無量光佛的身邊,獲得圓滿正等正覺的果位。因此我願供養自己的壽命和身體。也為了人天導師尊者達賴喇嘛丹增嘉措為主的所有高僧大德長久住世,而把我的壽命、身體化作曼札供奉給他們。 我做出這一行為,絕無貪圖名譽、恭敬、愛戴等自私自利的心態,而是清淨的,虔誠的,如佛陀當年捨身飼虎一般,其他犧牲的藏人同胞也是如我一般,為了真理和自由而捨生取義。 呀!諸多的金剛道友和各地的信徒們,大家要團結一致,同心協力,為雪域藏人未來的自由,為藏地真正成為我們自己的家園,為這樣的曙光,大家要團結一致,為了這個共同目標而奮鬥,這也是所有獻出寶貴生命的英雄們的心願,因此無利益的一切行徑必須要放棄,比如那些為了爭奪草山而自相爭鬥等。 最後,國內外的所有法友們,請你們不要難過,請你們為善知識們祈禱,乃至菩提間我們未有離別。依怙我的老人們和百姓們也請如是發願,無論快樂與痛苦、好與壞、喜與悲,我們都要依靠上師三寶,除了三寶再沒有依靠處,請你們不要忘記,扎西德勒! 從上面摘取出的遺囑中,我們可以看到下面幾層意思:第一,索巴仁波切認真遵循了《中陰救度法》教導的死亡前的準備,避免產生貪念、嗔怒和畏懼,做到心不散亂;同時觀想上師,向上師祈請。第二,索巴仁波切坦誠對自身的虐待和犧牲是破戒,因而發出懺悔。第三,索巴仁波切對上師達賴喇嘛尊者和一切眾生,尤其是藏人同胞發出善念,祝愿前者長壽、後者和平自由。第四,索巴仁波切對在他之前“所有獻出寶貴生命的英雄們”祈禱發願,因為根據《中陰救度法》,在四十九天之內,祈禱善願可以幫助亡者順利轉到下一世。第五,索巴仁波切明確指出“三寶”(佛,上師;法,教義;僧,僧眾和寺廟)是藏人的“依靠”,此外別無他法。第六,索巴仁波切明示,他的自焚是“為了真理和自由而捨生取義”,此外別無他求私慾。這裡的大義是維護佛法的純潔和永存,而雪域藏人的自由又是佛法得以維護的前提。第七,索巴仁波切引用佛陀捨身救虎的例子,來證明為了實踐、印證和捍衛佛法的根本慈悲,肉身是可以捨去的。第八,“此處無聲勝有聲”的是,遺囑沒有一句提及中國政府、軍隊入侵寺廟、鎮壓僧人等。 從上面的遺囑我們可以看到,自焚的僧人明知他們已經破戒,但仍然赴湯蹈火,對藏人來說,他們的選擇已經不可能在好與壞之間進行了,卻只能在懷和更壞之間選擇。那麼,對索巴仁波切和其他犧牲的僧侶來說,他們自焚這一“壞的選擇”又是在避免哪一種“更壞的選擇”呢?前者是僧人個人的自身虐待,後者卻是“三寶”的毀滅和雪域藏人未來的毀滅。 那麼,有什麼理由說“三寶”在雪域高原正在被毀滅呢?概而言之有下面三點:第一:中國推行的無神論和唯物論的意識形態在系統地摧毀和破壞中國和西藏的信仰體系。江澤民對“法輪功”的強暴鎮壓、對地下教會的騷擾打擊、對所謂“邪教”的“黑社會化”處理方式、對藏人和維族人的濫殺都是最明顯的例證。農曆新年西藏黨委開展的“百萬領袖像”(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進村進寺、落實寺廟“九有”工作會議(即:有四位領袖像、有國旗、有道路、有水、有電、有廣播電視、有電影、有書屋、有《人民日報》和《西藏日報》),與此同時又嚴厲禁止出現達賴喇嘛的畫像,就是在意識形態的最高層面對藏人的信仰進行侮辱和圍剿。 第二,中國政府插手靈童轉世、以舞弊方式內定靈童,強迫僧侶和信眾背棄和侮辱自己的上師,也是毀滅藏傳佛教的根本教義,破壞它的獨立和純潔。原歷代班禪喇嘛駐錫地西藏日喀則市札什倫布寺的主持、曾擔任尋找第十一世班禪喇嘛轉世靈童委員會負責人的恰扎強巴赤列仁波切被中國政府以洩密罪判刑入獄6年,後死於非命(據身邊人說是被毒死的)。青海塔爾寺前住持、中國佛教協會前副主席阿嘉活佛逃離大陸後披露,中共在選定西藏宗教領袖班禪喇嘛轉世的金瓶掣籤儀式中作弊,在一個裝寫有候選人姓名的象牙籤的錦套中塞了棉花,讓這個候選人的簽高出一截,因此才順利的選中了內定的候選人。中國政府把被達賴喇嘛認定為十一世班禪喇嘛轉世靈童的格頓確吉尼瑪監管了起來,至今生死不明,成為世界上最小的政治犯。現在中國政府又在準備在未來達賴喇嘛的轉世上做文章。 第三,正如約瑟夫∙列文森在《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一書的結語中,談到共產黨政權與傳統宗教的關係時寫的,表面上看來,一些寺廟和聖物還保留了下來,但他們發揮的功能就是不要宗教發揮功能。他寫道:“<宗教器物和宗教人物都只是留著<來被觀看的>。<不許觸摸偶像>非常形像地延伸到<不許滋養敬拜者>。<不許觸摸偶像>似乎是革命中破壞偶像的延續,而不是它的反動。”換而言之,儘管我們也看到中國政府恢復和修建了部分寺廟,但由於政府派幾千工作組進駐寺廟,用政治學習和宣傳代替佛法研修教導,並任意驅逐不配合的僧侶,動員僧眾批判和詆毀自己的上師(例如,除達賴喇嘛之外,還有十七世大寶法王、塔爾寺前主持阿嘉活佛等),實質上是不讓僧眾敬拜自己的上師,不讓上師加持自己的信眾。如果出家為僧者無法弘揚佛法、普渡眾生,如果信眾無法皈依上師、獲得教導,藏傳佛教就無從談起了。如果僧團想做出任何政府不許可的事,政府動輒派軍隊圍攻、入侵寺院。肉體上的摧殘已廣為人知,但對於自焚的僧俗人來說,心靈的痛苦遠遠超過了肉體的痛苦,所以,自焚這一摧殘自我的行為才會為藏人平靜地接受。 自焚事件的價值判斷 如果我們在上述的背景下來理解自焚行為,我們可以看到自焚展示的四個層面:第一,自焚是一種最高形式的、不傷害危及他人的抗議。它的抗議對象就是六十年來中共在西藏的失敗統治和近期的暴力鎮壓升級。第二,僧人自焚是一種殉道。它是用點燃身體來頌揚佛法的偉大和維護它的尊嚴。第三,從個人層面來看,舍生取義的僧人在自焚中脫離今生苦難、獲得了圓滿。第四,從僧人的自焚我們也可以看到,在經歷肉體和靈魂的雙重折磨中,只有獲得了圓滿頓悟的英雄才能超越肉身的痛苦,同時在經歷精神痛苦的折磨後能昇華涅磐,讓生命能量燃燒、綻放出不朽的火花。對於千百萬藏人來說,他們的光明將普照雪域高原。 這裡涉及一個倫理問題:自焚是否是破壞性的暴力?從個人主義的倫理觀來看,個人的自由包括對自己身體處置的自由(例如隱私、安樂死和自殺等)。但個人的自由又要受責任和義務的限制。個人的自殺可能對自殺者家屬和孩童產生不利影響。但對出家人來說,這一家庭責任幾乎不存在。但佛教教義裡有學者解讀出自殺在一定的情況下是允許的,尤其是獲得開悟的僧侶。例如,學者們在討論,佛陀涅磐是否是一種自殺,佛陀捨身救虎是否也是一種自殘,等等。在巴利文的《相應部》(又稱《雜尼迦耶》)經書中提到僧人錢那(Channa)的“自殺是無可指責的”。印度哲學家拉達克里希南(S.Radhakrishnan)在《東方宗教和西方思想》一書中寫道:“佛陀譴責自殺,但也有特殊例外:哦,舍利佛,任何人捨棄自己的身體,換上另一個,我都認為是該受責備的。但沙門錢那的自殺是不應當受責備的。如果犧牲肉身是出於強大的內在信念、它的維持已不能帶來任何益處、或者是為社會做出更高的公益,那就是可褒嘉的。”當然,有學者持異議,認為佛陀並非在“接受”、更非在“鼓勵”自殺,而只是在除去某種自殺的惡意解讀和加在亡者身上的指責。但又有學者明確指出,《妙法蓮華經》(又名《法華經》)中的“藥王菩薩本事品”中有“自燃身”來“以身供佛”和後來“燃臂供養”的論述,而且認為這是“於諸施中、最尊最上”: 作是供養已,從三昧起,而自念言,我雖以神力供養於佛,不如以身供養,即服諸香,栴檀、薰陸、兜樓婆、畢力迦、沈水、膠香,又飲瞻卜諸華香油,滿千二百歲已,香油塗身,於日月淨明德佛前,以天寶衣而自纏身,灌諸香油,以神通力願、而自燃身,光明遍照八十億恒河沙世界。其中諸佛、同時贊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若以華、香、瓔珞、燒香、末香、塗香、天繒、幡蓋、及海此岸栴檀之香、如是等種種諸物供養,所不能及,假使國城、妻子、布施,亦所不及。善男子,是名第一之施,於諸施中、最尊最上,以法供養諸如來故。作是語已,而各默然。其身火燃、千二百歲,過是已後,其身乃盡。一切眾生喜見菩薩、作如是法供養已,命終之後,復生日月淨明德佛國中,於淨德王家、結跏趺坐,忽然化生。即為其父而說偈言: 大王今當知,我經行彼處, 即時得一切,現諸身三昧, 勤行大精進,舍所愛之身, 供養於世尊、為求無上慧。 若有發心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能燃手指、乃至足一指、供養佛塔,勝以國城妻子、及三千大千國土山林河池、諸珍寶物、而供養者。 由於《法華經》在北傳佛教中廣為流傳,所以,我們在大乘佛教國家才看到僧人自焚的行為。除去藏區外,文革期間西安法門寺的良卿法師為了保護佛門的寶物,就自焚以死去阻擋當時的“革命小將”搞打砸搶。1963年越南佛教徒在越戰期間也出現釋廣德法師自焚的事情。所以,自殺自焚與佛教並非完全不容,對捨身取義的殉道和抗議行動,尤其是供養佛法,並不存在道義上的污點。死亡者也不因此而名譽受污。 與自焚相關聯的另一個話題是,佛門弟子是否完全不能捲入暴力。在林照真的《喇嘛殺人:西藏抗暴四十年》一書中,就詳細記述了許多誓不殺生的喇嘛為了挽救西藏,脫下袈裟、變成戰士的歷史故事。學愚所著的《佛教、暴力與民族主義: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佛教》一書,則記載了漢地的僧伽大眾拿起武器,加入抗日大軍的英勇歷史。所以,廣義上的暴力,狹義上的自焚都可以因為行動者心發正願,為了社會大眾的福祉,或者為了捍衛三寶,或者為了供養佛陀,都可以被接受,甚至成為英雄義舉。正如我的詩人朋友辰岸(也是一位在美國專攻佛教的宗教學博士)在《自殺者說》一書中寫道的:“英雄末路是為那未盡的壯志聖徒殉道是為那神聖的呼喚……擁抱生命者豪邁擁抱死亡者悲壯不一樣的勇氣、不一樣的喜樂”。 中國政府的官方宣傳機器完全不顧國家結構性暴力迫害、軍隊武警在僧伽寺廟屠殺和平的僧侶、政府沒有誠意回應和解決西藏人民的宗教和文化訴求,並由此而造成的藏民族反抗,而是把問題的根源歸罪與死亡者、其他受害者和海外的達賴喇嘛和藏人行政中央。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現代藏學研究教授羅伯特∙巴納特的研究表明,在2008年以來的抗議運動爆發之前的五年,四川甘孜和阿壩兩州的維穩開支就已急劇上升。事實上,維穩費用的飄升反映的是中共把強力鎮壓作為了解決西藏問題的基本政策。而大規模抗議的出現和年輕人成為抗議的主體,則反映出大棒政策的失敗。但今天的中共政府不斷在經濟上收綱、政治上加壓,而且以共產專制主義和種族主義的雙重壓迫來對待藏人,境內境外藏民族的聯合反抗就只會升級。正如達賴喇嘛在許多場合已經講到的,他對中共領導和中國政府已經不報信心。可以肯定的是,胡錦濤和周永康打造和維持的對藏控制體制和政策在十八大他們任期結束時是難以改變的。現在也難以判斷,十八大上來的新領導人是否有政治遠見、魄力和智慧,與達賴喇嘛一道真誠合作,解決藏民族的訴求,化解藏漢民族的緊張關係。恐怕,藏民族和漢民族都共同面臨著一個更為艱鉅的挑戰,那就是只有在與共產黨爭自由的民主化運動中,漢藏兩族才能獲得自由解放,從而共建兩民族的合作、和平的良性互動。所以,能夠在短期內終止自焚行為的可能性存在於藏漢民族同心攜手、發動國際社會力量,運用各種方式向中國政府施壓。從長期來看,藏漢民族必須相互支持對方的自由民主事業,終止共產黨的統治,給所有在中國境內生活的人民帶來“言論自由、敬拜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和免於匱乏的自由”。 面對沒有盡頭的藏人的犧牲,我們現在還能做的就是實踐索甲仁波切在《西藏生死書》一書中談到的方法,對死者,尤其是死於暴力和意外的死者,通過祈禱提供我們的關愛: 觀想從諸佛或聖者身上發出巨大的光,灑下他們的一切慈悲和加持。觀想這道光芒流到亡者身上,完全淨化他們,讓他們從死亡的混禮和痛苦中解脫出來,施給他們深度、持久的安詳。然後,全心全意觀想亡者化成光;同時,他已經被治愈和解脫一切痛苦的意識,騰空升起並永遠與諸佛的智慧智慧心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嗡嘛呢唄咪吽! 本文將刊載於《浴火袈裟》(楊建利韓連潮主編)




2012-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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