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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時事評論

右派們反思苦難的幾個視角

作者作者:茉莉




隨著時間的流逝,人們越來越發現,在半個世紀前的反右運動裏遭罪的右派們,其言行和命運,對今天爭取自由民主的我們具有何等的意義。人類的經驗是可以跨代傳遞的,人們需要通過回憶來構建歷史,以指導今天和未來。 近年來,國內外關於反右的回憶錄和研究成果多了起來。那次殘酷的思想整肅運動,其複雜的來龍去脈在人們眼裏逐漸清晰。但白雲蒼狗,當年受難的五十五萬右派分子,幸存于今天的已經只有一萬多人了。那麽,今天幸存的和已故的右派,他們怎樣認識那場運動,怎樣反思自己所經歷的苦難? 今年二月,爲了在中國的土地上留下右派們一息最後的聲音,許良英、茅於軾等年邁的學者發起了《關於召開反右運動學術研討會的倡議書》。倡議書的目的是:要以“獨立、自由、實事求是的普世價值爲依據”,來推動中國社會的政治文明發展。他們令人震驚地宣稱:“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成爲右派也是一種歷史的最高恩賜。” 這些老右派的宣言,大有“這茫茫黑夜就是我的光明”的加繆式生命美學精神,即借助生活中的苦難來發現人生意義。這種自我認識的視角,深具歷史感和啓蒙價值,達到了開悟的境界,也讓人看到了這批老人不朽的錚錚鐵骨。 ◎ “母親打兒子”論調的奴性和勢利 但是,許良英們只是老右派中極爲稀少的正直的思想精英。在1978年平反後,右派們的表現可謂形形色色。按照平反後三十年來的表現,對右派進行分類比較,我們可以認識到,大多數中國知識份子所具有軟弱性和人格缺陷。 第一類是持“母親打孩子”論調的。這種普遍流行的論調,據說最初來自五十年代著名的右派作家劉紹棠。1979年,剛平反不久的劉紹棠對一位作家同行說:“我們倆都是黨的孩子。……我是調皮的孩子,結果是咱們倆都挨了打。娘打孩子,孩子也就不去計較了。” 持這種論調的有一連串著名文化人,如曾獲史達林文學獎的女作家丁玲,她的著名言論是:“娘打孩子”的屈辱都不值得再提。曾被發配新疆改造的王蒙,也在其小說中借人物之口表達相似觀點:“親娘也會打孩子,打完了,氣消了,會摟上孩子哭一場。”其他還有作家張賢亮,以及到處演講,稱自己是“娘錯打了的孩子”的曲嘯。 這種貌似深明大義的論調,成功地淡化了反右運動迫害人權的性質,阻止了罪惡的清算。把中共政權比喻爲“母親”,完全顛倒了人民和政權的關係。即使這些老右派心甘情願認共產黨爲母,如此長期地以殘忍手段虐待孩子的“母親”,在文明社會也是要受到法律懲處的。 爲什麽這一類右派毫無個人尊嚴感?這是由於中國上千年專制對人的奴化,使奴性融入中國人的意識之中。魯迅先生曾說:中國歷史上只有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在平反之後,那些本來就盲目跟隨共產黨、並承認強權哲學的文人,發現做穩奴隸的機會來到了,於是爭先恐後向當局效忠輸誠,以獲取自己的利益。“惟大盜利用鄉願,惟鄉願工媚大盜”(譚嗣同語)。於是,一心跟黨走的王蒙成了文化部長,老右派朱鎔基當上中共的國務院總理。 ◎ 明哲保身哲學消解反抗精神 絕大多數右派在1978年以後接受了“平反”的概念,高興地看到自己屬於官方文件規定的“錯劃”範圍。“平反”對每一個右派的個人命運來說,確實是可喜的改善,但對於整個反右運動的認識,卻是一種嚴重的謬誤,因爲,一旦右派們承認自己屬於“錯劃”,需要“平反”,這就肯定了反右運動本身的正確性和必要性。 這一類右派們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他們遭受了長期野蠻的迫害,身處社會底層只看到官方編織的謊言,對社會制度的改變已不抱希望,只是抱怨自己被“錯劃”,只是訴說自己所經歷的非人待遇,只希望能改變個人處境。即使對反右運動心懷怨憤,爲了避免更多的災難,他們也只好盡可能沈默,馴服地接受現實。 老右派鐵流先生在《中國右派從未起義》一文中描述了真實的情況:“由於中國知識份子貧困,是附在皮上的毛,一當爲執政者或老闆除名,只能痛哭流涕,檢討認錯,除此豈有它哉?”“可是做了半世賤民的老右不少人還心存餘悸,瞻前顧後,謹小慎微,仍不敢挪動半步,惟恐取消醫療勞保,減扣退休工資,甚而批鬥抓捕,沒有一點‘與時俱進’的風範。” 個人的生存本能,加上中國人“明哲保身”的傳統,使這一類老右派不能去做深刻的歷史追問:一個健全的社會應該有“左中右”各色政治光譜,爲什麽當年我就不能做右派?反右運動侵犯人權的罪責應該由誰來承擔?中國文化傳統具有消解反抗的巨大力量,當老右派們終於認命的時候,他們的生活平靜了,作爲獨立知識份子的個體卻已經消失。 ◎ 從鳴冤叫屈到舉起維權的旗幟 幸好還有一些不肯認命的中國老右派。他們或編撰書籍,出版回憶錄,由個案入手拼湊出完整的反右史,以糾正共產黨僞造的假歷史;或組織“五七學社”、召開研討會,對那段歷史進行深入反思。更可貴的是,一些老右派以受害者的身份,向當局要求道歉和索賠。 據俞梅蓀報導,今年2月27日北大舉辦春節校友聯誼會,原北大著名學生右派王書瑤和王國鄉胸前掛著“右派冤”的牌子,在會場裏繞場亮相。他們的訴求是經濟索賠,並向北大校方討一個說法。儘管不被當局理睬,但這種公開展示的抗爭姿態,是中國右派維權史上的一個象徵。 在2007年反右五十周年之際,海內外右派紛紛發起維權運動。新疆、上海、重慶和北京都有右派及其親屬發起連署公開信,表達索賠訴求。其中規模較大的是2007年4月,任衆、燕遁符、鐵流和俞梅蓀聯名上書胡錦濤,要求徹底否定“反右派運動”的錯誤,賠償其經濟和精神損失。2010年4月20日,陸清福等60位四川右派向最高法院提起集體訴訟,起訴黨的總書記胡錦濤、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胡邦國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要求三被告向552877名受害者賠罪道歉。 ◎ 應從歷史視角反省集體責任 對反右運動的反思涉及一個更深刻的問題:爲什麽如此有組織的、大規模的迫害人的運動能夠在中國發生?毫無疑問,我們應譴責毛澤東及其中共的極權主義,但毛澤東爲何能如此輕而易舉地,一次又一次地製造巨大的罪惡? 實際上,在反右和文革兩場對知識份子的大圍剿中,正由於很多人(包括知識份子自己)的參與、容忍或旁觀,毛澤東的陽謀或陰謀才得以實行。宋永毅先生在彙編《中國反右運動資料庫》之後,把一部中國反右史,歸納爲中國民主人士和知識精英的互害、自殘乃至自虐的歷史。他舉出積極參與反右的例子不少,其中有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被譽爲大師的茅盾、巴金、老舍和曹禺等人。 哈維爾曾經指出:“我們大家都多多少少對這部極權機器之得以運行負有責任。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僅僅是這部機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運行,我們每個人都曾出了一份力。”在中國反右運動中,不少人既是施害者,也是受害者。很多人用贊成和沈默的態度,支援了毛澤東的惡行。 這就需要我們以新的視角認識反右運動。二戰以後,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發表了《德國罪過問題》。雅斯貝爾斯在此書中反思德國的納粹問題,說:“我們全都有責任,對不義行爲,當時我們爲什麽不到大街上去大聲呐喊呢?”雅斯貝爾斯將罪過分爲四種,國家或政權應該從法律、道德和形而上等三個層面承擔罪過,但普通人民必須在政治層面上承擔責任。他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論點:公民對國家罪行負有集體責任,並應當進行集體思過。 從反右到文革,再到六四屠殺,一系列歷史災難展示了我們民族性的黑暗面:對邪惡的姑息造成自由的喪失,信念的失落造成人的異化。幸好我們還能聽到許良英們蒼老而剛勁的聲音:要“洗刷國家民族的恥辱”! -------- 原載《爭鳴》雜誌2010年7月號




2010-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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