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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時事評論

達賴喇嘛尊者說:我可以隨時回去

作者作者:觀察




2010年6月27日下午,在日本橫濱,達賴喇嘛尊者接見了新加坡聯合早報、BBC中文電臺、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臺、自由時報、中天電視公司等在日華文媒體記者和部分中國學者共四十多人,並發表了簡短的講話,回答了大家的提問。全文如下: 達賴喇嘛:解決人類面臨的困難,相互認識和瞭解是第一步。我說過,20世紀是血腥的、戰爭的世紀,而21世紀,應該是和諧的世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多年,有很多成果,但是,實現真正的和諧,還是有困難的。如果當初的“全國人民大團結萬歲”,不僅僅是一個口號,今天,胡錦濤總書記就不需要強調和諧了。我說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的“共和”,要通過和諧達成。人與人之間,沒有信賴,只有猜忌,達成“共和”是不可能的。唯一的辦法,就是通過見面,達到理解,消除疑慮。所以,今天見到你們很高興,接下來,大家可以提問。 問:首先向您表示感謝,上次您來日本時,我告訴您,我女兒要考大學了,您對她寫了一句話,結果,她考上德國柏林大學最好的哲學系…… 達賴喇嘛:她要成爲馬克思主義者嗎?雖然我沒有讀過馬克思大學,但我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笑) 問:請問您一個歷史問題,就是當年您流亡印度的時候,關於這個情況,在中國國內還報導很多,就是當年的美國中央情報局,在裏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和策反,當年的真實情況,到底是怎麽回事?您是完全處於自願去印度,還是確實有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工作,是不是曾經後悔過? 達賴喇嘛:西藏的動蕩,從1956年開始,首先在四川、青海、甘肅,當時不屬於西藏政府管轄的藏區。1957年底,蔓延到了以拉薩爲中心的西藏政府管轄區。1957年2月,我剛從印度參加佛陀誕辰紀念活動回到拉薩,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就告訴我,東部的昌都已經開始了動蕩。美國中央情報局,如果和西藏的動蕩有聯繫,應該在1956年左右。如果我說,達賴喇嘛不瞭解,也許有人不相信。唯一的辦法就是你們問當事人,也可以問嘉洛頓珠。我和他們沒有任何聯繫。 1959年3月17日晚上,我離開夏宮羅布林卡到達印度的穆蘇里時,一些藏人對我說,“非常高興,因爲CIA的介入,您能順利到印度。”我說:“你們錯了,離開羅布林卡,選擇流亡,完全是我個人的決定。” 後來,美國中央情報局跟尼泊爾木斯塘的西藏反抗軍有了聯繫。英國的BBC,也問過此事,我很清楚地講了當時的情況。1959年,很多藏人在印度的錫金打工修路,後來,有的就去了木斯塘,參加了反抗軍,不少的人。後來,我們內政部的官員,親自到木斯塘,讓他們解散,因爲這件事,嘉洛頓珠非常生氣。 問:我是BBC中文網記者,童倩。我有兩個問題。第一,是什麽原因,使您在最近一、兩年,比較極積接受華語媒體採訪?第二,假如將來,達蘭薩拉的流亡政府不在您的領導之下,您認爲西藏問題會向著哪個方向發展? 達賴喇嘛:西藏問題的存在,是一個事實,不管北京政府是否承認。爲了解決這個問題,1979年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時代,我們就開始了努力。1980年,胡耀邦也去了拉薩。當時,我們真的感到很有希望解決西藏問題,可是,中國的政策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開始向左的方向傾鈄。 從2002年到2010年1月,我們跟北京正式接觸了九次,但是,除了訓斥以外,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成果。特別在2008年3月整個西藏發生抗暴事件之後,中國政府一再指控,是達蘭薩拉在幕後操作。我公開地呼籲了世界和中國媒體,抱括北京的官員們,都可以來達蘭薩拉調查,我們非常歡迎。 2008年5月,胡錦濤總書記訪日之前,我看到了一線希望。因爲與媒體談話中,他提到了中央政府與達賴喇嘛在談判,而且這個談判是真誠的。同時,中國朋友們私下傳來的資訊中,也提到了這次解決西藏問題的希望。後來,還是沒有了結果。 因爲中共政府的指控,2008年的4、5月份,我的美國和歐洲之行,遇到一部分中國學生,大概兩、三百人的抗議。我覺得接觸他們是很好的,就找了一些代表,但是,都無法交流,因爲他們過於憤怒。從此,我感到與華文媒體接觸,把真實情況傳遞給中國朋友們是很重要的。2008年6月,從澳洲開始,抗議逐漸消失了。後來,出現過零星的所謂的抗議,不過,人數很少,據說,都是當地大使館召集的,他們唯一的酬勞,就是一頓晚飯,或者午飯。 2008年3月事件發生後,我理解漢人朋友們的關心,一聽到官方的宣傳,就信以爲真。後來,我們通過中文媒體和其他各種管道解釋了真相,使海外華人,尤其是他們中的知識份子,有了理性的思索和判斷的機會。 再說你的第二個問題。從2001年起,西藏流亡組織的官員,都是選舉産生。我是半退休狀態。流亡組織的一些大的政治決定,也是由民選産生的首長噶倫赤巴主導,現在的噶倫赤巴,已經連任兩屆了,明年,我們會選出新的噶倫赤巴。 我提出的解決西藏問題的中間道路,也是經過西藏流亡組織的議會和特別大會討論通過的。當然,不少年輕人發出了獨立的聲音,在最後,大部分人還是支援了中間道路,特別是民意調查時,得到了境內的很多西藏知識份子的支援。所以,我常說,21世紀,是一個對話的世紀,西藏問題,也該通過對話解決。 讀文字的話,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及民族區域法,都是非常周全的,但沒有實施。比如,憲法寫道,人民有言論自由,那麽,現實中,有沒有言論自由? 現在,中國境內的很多知識份子,特別是公共知識份子,一再呼籲司法獨立和言論自由。去年,我在美國見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張博樹博士,他也說到中國未來的言論自由和社會開放是非常重要的。我問他:“跟我見面,你會不會遭到報復?”他說:“不可能,現在的中國和原來不同了,不可能。”結果,他回去後被開除了。 西藏內部的一個實際問題是,藏人活在恐懼之中。漢人對自己的民族文化有感情,藏人也一樣。我聽到一個消息,說是最近西藏自治區召開了一個私下的會議,參加的大部分是漢人領導,提出了一個意見:未來西藏穩定的一個關鍵運作,是從幼稚園開始,加強漢語教育;關於西藏的寺廟,也要像漢地一樣管理,只留極少數人看管,演變爲博物館和遊覽場所的性質。不知道這個消息是不是真的,如果這樣,作爲藏人,內心一定是痛苦的。西藏的宗教和文化,正在利益全世界,尤其是西藏佛教中關於心性、思維等方面的內容,早已被西方科學家關注和肯定。今年11月,我們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有一個佛學與科學的對話,這已是第21屆了。 問:我非常尊敬達賴喇嘛先生,您的身體健康怎麽樣?如果沒有您對西藏發生影響力的話,再出現大的動亂的時候,這種動亂非常可怕……只要您在,大家都會慢慢安靜下來。 達賴喇嘛:北京搜集的一些情報說,達賴喇嘛得了癌症。我每6個月,在美國和印度,分別做一次健康檢查,是不是他們的儀器出了毛病?它們認爲我的身體非常好! 有一次,我坐車從印度的菩提伽耶到鹿野苑的途中,發生了小小的事故,後來中共的情報說,這次車禍非常嚴重,達賴喇嘛的兩個肋骨已經折斷,從此以後,他可能有很大的問題,尿液還有血。(笑) 總的來說,請你放心,我的身體非常好。我個人的感覺,比如,這次在日本,還有在其他國家訪問,就是很繁忙的時候,都沒有感到疲勞。在印度也一樣,無論接見還是講授佛法,都非常輕鬆。印度的一位醫生,也就是爲我做膽結石手術的那位醫生,稱我爲“年輕的病人”。我說:“你不要這樣講,我已經是七十三歲的老人了!”他說:“我知道你的年紀,但是,你的身體狀況,是真正的六十歲以下。” 問:我是臺灣中天新聞記者,想請教您兩個問題,第一,據說中國政府要在中國境內,用自己的方式尋找下一代的西藏精神領袖,不曉得您對這個問題有什麽看法?另一個問題,您想過再到臺灣訪問嗎? 達賴喇嘛:達賴喇嘛的轉世制度要不要延續,1969年,我就公開地提出,應該由藏人決定。達賴喇嘛制度,除了西藏以外,還和蒙古以及喜馬拉雅地區的佛教徒,都有密切關係。如果現在我就往生的話,很多藏人,應該還是希望繼續達賴喇嘛制度。這就面臨一個問題,達賴喇嘛的轉世怎麽辦?是按照歷史上的傳統方式,還是制定一個新的方式? 我們每年都在印度召開西藏佛教各大宗派參加的年度大會。幾年前,就提出了達賴喇嘛的轉世問題。但是,各宗派的教主都說,現在不要談這個問題,因爲達賴喇嘛的身體還好,還不到時候。西藏流亡社會的政治制度,是五年選舉一次行政首長,其實,我在與不在,都沒有很大的關係。 從宗教方面看,西藏佛教的四大宗派中,都有很多優秀的年輕人,年齡在20到30歲之間,他們在宗教修養、學識、戒律等方面,都很完備。應該說,新一代的宗教人員已經出來,這方面我沒有任何擔心。似乎北京的中央政府,比我還操心,其實,他們應該反思,出現兩個班禪後,除了給他們增加一些複雜的問題以外,沒有任何正面意義。 去年我去臺灣,馬英久政府面臨了很大的壓力。開始,臺灣的媒體也有負面報導,但是,瞭解了我所做的事情後,正面的報導越來越多了。未來臺灣的方向我不清楚。 問:達賴喇嘛您好,謝謝您給我們機會採訪!我是新加坡聯合早報的記者,海外華人。我們中國有一句成語,落葉歸根,達賴喇嘛幾十年都沒有回家了,不知道您的心情怎樣? 達賴喇嘛:1983年,我提出了回西藏一趟的想法。爲了圓滿,1984年,還組建了一個籌備小組,打算先行西藏,85年,我將親自回去,都是爲了不出現尷尬的局面。因爲,1979年我的第一個代表團到西藏的時候,民衆擁擠著歡迎,激動得一片哭聲。但是,最終沒有成功;1992年,爲回西藏,我再次做了一些努力;最近一次,是今年玉樹地震。四川地震時,我當然也有這個想法,先做了一個捐款,但是,中國駐新德里的大使館沒有接受。連捐款都沒有接受,怎麽可能接受我到災區訪問?這次不同,玉樹是藏區,如果我能回去,相信對災民有很大的幫助。所以,除了公開提出以外,一些中國朋友還在北京進行了遊說,儘管出現了希望,可還是沒有了下文。 如果中央政府公開說,達賴喇嘛隨時可以回來的話,當然,我也可以隨時回去。但是,徹底回歸,暫時還有困難。 1959年3月17日下午,我決定離開拉薩,是因爲出現了西藏問題,而這個問題沒有解決之前,唯一的辦法就是離開西藏。1981年,胡耀邦提出了達賴喇嘛回去的五點建議。如果西藏問題是我個人問題,那時,我就可以回去了。但是,我當時很清楚地跟中央說,西藏問題不是我達賴喇嘛個人問題。中共如果不面對這個現實、只認爲有達賴喇嘛問題,是沒有辦法解決西藏問題的。一些西藏境內的知識份子的也建議,在西藏問題沒有徹底解決之前,達賴喇嘛還是留在一個自由的國度比較好。 問:我是美國之音駐東京的評論記者,我叫三井。聽說您提出了一個大藏區的概念,中國政府通過中科院的一位教授,提出大藏區的概念是違反中國法律的。請您解釋一下,大藏區和您一直提倡的中間道路有什麽不同的地方和相同的地方? 達賴喇嘛:中間道路,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內,藏人除了享有經濟利益以外,還應該享有保留自己的語言,文化,宗教,及民族特性的權力,當然,居住在其他藏區的400萬藏人,也應平等地享有這種權益。 所謂的“大西藏”,並不是我們提出的,是中共對我們的指責。今年年初召開的中共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就提到了全面布署發展包括四川、青海、雲南、甘肅境內的所有藏區的思路;溫家寶總理在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提出了共同發展全藏區。如果我講的是“大西藏”,他們講的難道不是“大西藏”? 實際上,中央政府已經接受了我們關於所有藏人平等享受權益的某些訴求,這兩個會議中,已顯露了出來。我在今年3月10日的公開講話中,也肯定讚揚了這一點。事實上,他們的關於“大西藏”、“分裂”等一系列指控,都不過是不願意繼續和談的藉口。 在我們雙方的接觸中,統戰部提出,你們所謂的名符其實的自治,到底是什麽?希望以書面形式交給中央。後來,在第八次和談的時候,我們就把《有關全體西藏民族實現名符其實自治的建議》,交給了中央政府。但是,他們在回應中,並沒有說明我們的建議裏哪一條哪一款是違背法律的,哪一條哪一款是不能接受的,只是籠統地定性爲:半獨立和變相獨立。一些從大陸來的知識份子和朋友跟我講,統戰部的官員,非常官僚,尤其思維狹隘,和他們談判沒有用。 問:我知道達賴喇嘛的英語非常好,您用英語講演的時候,獲得了很多歐美聽衆的贊同和同情,但是,我瞭解到,達賴喇嘛在五歲之前,在青海,當時說漢語,上次您用漢語對我們說“民族大團結萬歲”,我覺得您發音也很好,說得也很好,我想問,您的所謂母語是漢語還是藏語?爲什麽不直接用漢語對中國聽衆,像英語那樣,如果您可以講的話,直接發表講解,這樣,會有更多的人直接聽到您的聲音? 達賴喇嘛:用漢語跟華人朋友直接對話,當然很好,正如我在日本,也希望能用日語跟日本朋友交流。我在印度住了五十多年,我的印度語也不是很好,只能講一點點。 我真正的母語是什麽呢?是藏語中的安多方言,文字是一樣的,是藏文。我們600萬藏人,無論是西藏自治區,還是青海、雲南、甘肅,四川的藏區,使用的藏文都是一樣的。但是,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方言。正如你們也有廣東話和普通話一樣。在我出生的村莊裏,有很多回族,有人會講漢語,但是,帶著非常重的西寧口音。我也會講一點點,不過,我的西寧話到了北京以後,沒有用,沒辦法溝通。所以,54年、55年在北京時,我學了一點漢語。那時,見到毛澤東和周恩來時,還講了幾句。周恩來說:“你的中文講的非常好。”但是,到了印度以後,那點漢語都忘了。不是不願意講,是講不出來。比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我能說,因爲這是我個人的一個頭銜,當時的劉少奇是我的上司;還有“全國人民大團結萬歲”。說不定,我能講的這一點點漢語,比毛澤東的湖南口音還要標準。但是,我的母語是西藏語。(笑) 宋慶玲,她也是人大副委員長,同一個官位,我們有時坐在一起,她跟我講廣東話,我根本聽不懂。不過,仍然可以交流,就是,當會議非常冗長的時候,她會從包包裏取出一個糖果給我。(笑) 問:您經歷了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江澤民時代,現在是胡溫時代,您覺得共產黨對您的立場和態度是不是有所不同,如果不同的話,您認爲爲什麽會有這樣的不同? 達賴喇嘛:他們的態度和立場都是不一樣的。爲什麽?應該問他們。我是一個人,現在都沒有變。在共產黨裏面,馬克思主義很好,列寧主義是一種極權。如果講毛澤東思想,55年以前,很好。1956年,特別從1957年開始,就變了。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時,很好的樣子,後來,整個情況就變了。 應該是59年,我到印度時,聽到了彭德懷的國防部長被免職的消息,很是驚訝。彭德懷不會阿諛奉承,直來直去,劉少奇也一樣,周恩來不一樣,他不是一個直來直去的人。公正無私的人遇到了麻煩,狡猾的人平安無事,我覺得出了問題。後來,發生了文化大革命,全世界都知道,文化大革命是非常瘋狂的。     我有一個朋友,他得過諾貝爾和平獎,是社會主義者。他原來和中國很親密,有感情,他批評臺灣,說國民黨是反動派。他曾讚揚中國共產黨。兩年前我見到他時,特別地問他:“現在的中國,是不是社會主義?”他毫不猶豫地回答:“不是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而且是極權的資本主義!” 初期的毛澤東思想、馬克思主義,已經變質了,否則就不可能出現今天的貪污腐敗。如果還保有那種革命精神,就該做到制度的公開化和決策的透明化。在戰爭年代,可能會有機秘、秘密,但是,現在不是戰爭年代,這就導致了對民衆的不信任。中國境內的一些知識份子告訴我,要從反面理解中國官方媒體宣傳的每件事情,因爲宣傳的背後,才是真相。他們還說,中國新聞,只有一個是真的,就是當天的日期。這是他們講的。一個原來爲勞動者服務的政黨,變成這個樣子,很糟糕。 我在中國的時候,除了北京以外,還去了其他的省份。一些省長、市長,都是黨員,很多人參加過紅軍、萬里長征,他們當時爲人民服務的心情,的的確確是真的,值得尊敬。正是這種精神征服了我,我提出了加入共產黨。但是,有人告訴我,不要急。現在看來,這些人可能預見了未來,知道共產黨會變成一個腐敗的黨。 我的精神上,現在仍然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97年,我第一次到臺灣跟連戰會面時,就說:“我沒有反共”。連戰說:“我們反共。” 共產黨爲中國革命付出過代價,在這個肯定的基礎上,應該慢慢地退休,這是光榮的退休。我這麽說,絕不是反共。共產黨的早期,是有功勞的,如果能光榮地退休,把權力、中國的未來,交給新一代年輕人,是很好的。現在,他們唯一關心就是權力,整個國家警察和安全系統都在維穩,這是沒有辦法産生和諧的,只能産生更多的人與人之間的猜忌和懷疑。 最近,《中國青年報》上有的文章提到真正的穩定來自內心,還提到國家體制的法治化,都是非常好的。我也看到了溫家寶總理紀念胡耀邦先生的文章,不過,聽說,溫家寶總理的這篇文章,遭到了左派的強烈攻擊。很複雜。 問:我是研究政治學的。剛才達賴喇嘛講到兩個班禪的出現,在政治方面添了不少麻煩,沒有任何益處,但是換一個角度看,也可能北京希望有兩個班禪,這樣,使藏人無法相信誰,還可以影響西藏佛教的發展。不過,我覺得還是一個班禪、一個達賴喇嘛,才對佛教有好處,這方面,達賴喇嘛怎麽看? 達賴喇嘛:中國官方任命的班禪,其實在藏人中,沒有什麽影響。連中國政府裏的一些官員,也在講假班禪、假班禪……據說,官方的班禪,到西藏各地時,還要麻煩政府動員朝拜,去的話會得到一些禮物。而上一世班禪到藏區時,一些官員,因爲前去朝拜,還受到了懲罰,和現在的獎勵恰成對比。 我常對華人朋友舉這個例子:印度是一個很大的國家,在東方、南方、西方、北方,都有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字和語言,但是,他們的民族文化,都保護的非常好,因爲印度是一個平等、民主、法治的國家,不同民族之間,相睦相處,印度政府也從未擔心過他們會搞分裂。 中共害怕西藏人、維吾爾人是不同的民族,有自己的語言和文字。其實,不必擔心,如果真正變成民主國家,整個機制和決策透明化,人與人之間就會産生信賴,中國就會變成一個真正的共和國。我也跟華人朋友講過,讓中國立刻民主化,也是不現實的,可能會産生一些負面的動蕩。我個人認爲,由共產黨領導,循序漸進地實現民主比較好。現在,馬上可以實施的就是制度的透明化,不要控制媒體,要法治化。這樣,中國境內的民衆思考方式,會不同程度的改變。慢慢地,中國才會成爲一個強國,而這樣的強國,才會被全世界信賴和尊敬,可以爲世界服務。大家非常清楚一個事實,就是中國周邊的許多國家,都在恐懼;說得遠一點,美國也好,歐盟也好,對中國還是抱著一種擔心,不是很信賴的態度。 去年,我記得印度總理訪問華盛頓時講過一句話,他說,從經濟方面講,印度落後於中國,但是,不要忘記,印度是一個民主、法治、自由的國家,從這個軟實力的角度講,印度優越於中國。這是肺腑之言,也是一個事實,不能理解爲印度總理批評中國。所以,我剛剛講的,在共產黨帶領下,中國漸漸的走向民主,是現實的。 我也注意到胡錦濤總書記的講話裏,民主兩個字,提得比較多一些。民主是這個世界的共同趨勢。中國近代歷史中,孫中山發動辛亥革命時,反對的就是極權的滿清政府,而共產黨,像滿清政府一樣極權,不是很奇怪嗎?建國初期的革命思想,如今都沒有了,就剩下了兩個字,錢和權。還有太子黨,還有這些官員的什麽二奶。 問:西藏問題大概分析起來有三個大的問題吧,一個是政治問題,一個是宗教問題,一個是民族問題。那麽從政治問題來講,就是說,如果現在的社會主義制度有很多問題,中國人民自己也很不滿意,這也是事實,但是是否可以說,社會主義不好,那麽,以前西藏的農奴制度,就應該回去嗎?再一個宗教問題,中國可以說,從文革開始以來,各地的宗教寺廟進行了很多的破壞,包括西藏是非常嚴重的,但是,中國人有一個想法,破壞的不止是西藏,中國各地都同樣遭到了破壞,所以,不能說是專門針對西藏進行了這種破壞,這是很多中國人的想法,雖然這是非常錯誤的,是犯罪,但是中國各地是一樣的,漢族地區也是一樣的。這是一個宗教問題。第三,就是民族問題,現在看世界各地民族糾紛都是非常嚴重的問題,就是不希望漢族和西藏人再有這個民族糾紛,但是,還是要提倡和諧,但是現在從漢族人來看,比如說,北京奧運會呀和各種問題,使西藏造成了和漢族的很多感情上的隔閡。 達賴喇嘛:我批評的是以社會主義的名義,造成了中國巨大的貧富差別。社會主義當初所關心是工人、農民的幸福和饑苦,而現在,掙扎在最低層的就是工人和農民,我批評的就是這個,我沒有說社會主義制度不好。 1959年,我們到了印度後,就開始了民主化。我們的法律中有一條,就是流亡組織議會中的多數人,如果贊成的話,可以取消達賴喇嘛的權力和這個制度。我可以肯定地講,不管西藏境內、還是境外,都沒有一個人想恢復西藏過去的制度。1992年,我們已宣誓,在境外的一切努力,都是爲了解決西藏問題。一旦西藏問題解決,所有的西藏事務,會交由境內的優秀藏人承擔。 應該是1980年,在美國,我見到了一位《國家地理》雜誌的記者,他去了西藏,看到很多照片,其中,有一張,他說,是布達拉宮裏的一個照片,上面有一個人的頭蓋骨。他告訴我,中國的官員解釋,這是達賴喇嘛喝酒的碗,他問我:“是不是這樣?” 我竟然一時無語。因爲我不相信,天底下還有這種謊話!不過,西藏人的生死觀和別的民族不一樣,有的藏人臨終前,可能希望頭蓋骨留下來,做爲供品,這是可能的。可惜,這種誤解或者說扭曲了真實情況的宣傳,愚弄了不少人。 剛剛你提到的所謂的農奴制,那是因爲,他們沒有勇氣承認,達賴喇嘛和海外的藏人在印度已經實行了民主,因爲他們自己是專制制度,也只能說,達賴喇嘛和那些海外的藏人,要恢復過去的農奴制。西藏的過去,究竟是不是農奴制,還有待討論。但不管怎麽說,我們連做夢也沒有想到恢復過去的制度。中共對西藏曾有一個武斷的定義:最落後、最野蠻、最黑暗、最殘酷。也不是他們講的那樣,現在,連他們自己也很少這麽說了。 你剛剛還提到文化大革命對西藏寺廟和全國文化的摧殘,的確這樣。但是,還應該知道,西藏那些大的寺廟被摧毀,從1957、58年就開始了,甚至1956年,中共的轟炸機,就炸毀了理塘大寺,位於現在的四川甘孜州的理塘縣,這是一個很大的寺廟。我聽到理塘寺被炸時,就對在拉薩的中共官員講:“當地的民衆是無辜的,他們沒有辦法對你的飛機開槍,對和平的群體、古老的寺廟這樣轟炸和摧毀是不應該的。” 再說漢藏之間的關係,不是最近幾年,或者幾十年才開始,可以上溯近二千年。從我個人來講,二十四歲之前,我住在西藏。共產黨沒有到西藏的時候,在拉薩有漢人開的商店,我們稱那些老闆爲“漢人的公子”,非常喜歡他們。共產黨到了拉薩以後,我和他們打了九年的交道,這期間,雖然有反對、批評、甚至抗議他們的政策,但從來沒有和漢人同胞發生過任何矛盾。1959年以後,出現了漢藏矛盾,很多從境內來的藏人,我見到他們的時候,都非常激動,他們稱漢人爲 “加幹”(藏語:老漢人)。我原來沒有聽到過這樣的話,是誰造成的?我們希望和漢人兄弟姐妹和睦相處,回到大家庭,但是,他們一再編造罪名,把我們分割出來。儘管我的代表和北京之間的接觸、協商,非常重要。但是,他們去的時候,有時,我開玩笑地說:“好吧,去北京去接受他們的訓斥吧……” 追根究底,漢藏民族之間矛盾的製造者,應該是共產黨、北京當局,尤其是統戰部!是他們不真實的宣傳,造成了不必要的誤解。2008年3月事件發生以後,來自西藏的很多人,見到我時,都談起他們的感受,比如到北京、上海、廣東等地,找不到旅館,買不到車票,也訂不到機票,他們遇到了實際困難,如果沒有親身經歷的話,不會理解那種被排斥的心情。去年,一個中國的訪問團裏,剛好有一個藏人,出國的時候,在機場,因爲他的身份證上寫著“藏族”,就遭遇了特別盤查,其他人都可以順利通過,只有他,等了很久,所有的藏人,都被懷疑。 十年前,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奎元,在西藏內部的一個重要會議上說,西藏的共產黨員,只有兩個人是共產黨信任的。所謂的這兩個人,其實,他們也通過一些關係傳過口信給我,據我瞭解,這兩個人,也不是共產黨信任的,所以,沒有共產黨信任的藏人。 2008年西藏三月事件發生後,藏人的感受,很多人都不瞭解。其實,對藏人的排斥和打壓,造成了不管在軍隊裏,國家機關裏,還是黨員裏,百分之九十九的藏人,都開始了表現出對北京政府的不滿。社會機制的不透明,是很大的原因,有些朋友跟我講,在北京,一些非常高的官員,手機裏就有達賴喇嘛您的照片,而在公開的場合,他們可能會講,達賴喇嘛是魔鬼。(笑) 在德里,我見過到印度留學的中國學生,他們說,在中國生存很困難,必須要有兩張臉,一個是真的,一個是假的。所以,我非常同情中國民衆,內心想的和口頭講的不一樣,民衆騙當局,當局騙民衆。 今天,希望通過你們和你們的朋友,把我的呼籲傳遞出去:十三億中國人應該有瞭解事情真相的權力,有爭取政策和政治制度的透明化的權力!我相信,只要中國人真正地瞭解事實,他們就有能力分辨善與惡,好與壞。如果總是認爲十三億中國人,愚蠢得像小孩子一樣,我覺得,是對不起他們。對不對,同意不同意? 聽衆:同意。 達賴喇嘛:同意?完全同意?(笑) 問:聽君一席言,勝讀十年書。我是一個漢人,非常相信達賴喇嘛的話,當然不太相信共產黨的話。達賴喇嘛談到跟北京的溝通上,選擇了中間路線,並且願意通過協商,甚至妥協來達成……,實際上,這條中間路線本身,也是一條妥協的路線,卻不爲北京接受。那麽,這條中間路線,是否就是目前達賴喇嘛對中國政策的底線,或者說,在這條中間路線的基礎上,還有妥協的空間?如果有的話,將是什麽?比如,達賴喇嘛希望回國,現在看來,要長期的回國,達賴喇嘛自己也認爲條件不成熟,可以回國看看,如果一下子回到拉薩,或者回到西藏也不可能的話,那麽,有沒有這種想法,比如先到五臺山,或者到其他的地方,做一個過渡,也就是說,妥協的妥協在哪裡? 達賴喇嘛:2005年,我的代表在和北京的第四次談判中,明確地提出了達賴喇嘛到五臺山朝聖的要求。其實,這個想法,我在1954年就有了。但是,統戰部的回答很清楚,達賴喇嘛到任何一個地方,都不可能是單純的宗教活動,一定有政治色彩。剛剛講到玉樹地震時,我也公開地提出了回去的願望。 去年在華盛頓,一位朋友建議,是不是以朝聖,純粹宗教的名義,到中國訪問?我說:“現在,中國政府把達賴喇嘛看成魔鬼,馬上讓魔鬼到中國訪問,是不可能的。”我們要觀察中國的政策,一旦對西藏的高壓稍微緩和,我就及時肯定,這樣,我這個魔鬼的罪孽也許會減少一點。這時候,中國政府允許我去,才是比較合理的。 各位應該瞭解,我的中間道路政策,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及民族區域自治法爲依據,在爭取我們合法的權益,除此沒有別的。我們這裏也有《全體西藏民族實現名符其實自治的建議》和今年的3月10日我的講話,可以看一下,看一看我的罪孽有沒有減少一點?時間已經超過一個小時了。 聽衆:謝謝!(掌聲) (朱瑞根據錄音整理,提問部分略有刪節,已由達賴喇嘛辦公室審定) 來源:[http://www.guancha.org]《觀察》文稿




2010-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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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噶廈發表流亡西藏民主日55周年紀念集會上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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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曆2141年流亡社區要聞綜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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