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華網拉薩2009年１月１６日報導，西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決議，將設立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的決定提交人大表決。1月19日自治區人大通過了這一提案，從此，每年的3月28日是西藏的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為什麼定在3月28日呢？因為1959年3月28日是中央宣佈解散西藏政府的日子，百萬農奴的解放，就是從原西藏政府下面解放出來。五十年光陰，西藏和中國經歷了多少變化。五十年後突然要紀念翻身解放，此舉可圈可點，值得一番回顧。

解放西藏不解放農奴
“解放西藏”的主要戰役於1950年10月打響，“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定是1951年5月在北京簽署的，解放軍進入拉薩則是在1951年10月底。規定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為3月28日，源自於1959年3月28日解散西藏政府，言下之意就是，解放西藏，不管是和平解放也好，武力解放也好，都還不是百萬農奴得到解放。解放西藏和解放農奴，當中有七八年的時間。這七八年裏發生了什麼？

共產黨領導的解放軍，在佔領中國大部，宣佈成立新政府以後，開入西藏已成大勢所趨。昌都戰役和十七條協議，一手大棒一手胡蘿蔔，這兩手都舞得非常成功。西藏政府實力單薄，實際上沒有多少可以選擇的餘地。而中央政府方面的策略，也並無多少新意，無非是有了歷史機遇來實現清末張蔭棠的方略：“整頓西藏非收回政權不可，欲收回政權非用兵不可”。不過，用兵是否就能收回政權，收權是否就能解決西藏問題，卻是一個到現在還沒有定論的問題。

這個時候的毛澤東等領導人，表現得異乎尋常的謹慎。解放軍一進藏，當時的西北
局第二書記，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習仲勳就在報告中指出，入藏幹部應根據實際情況做好民族工作，防止過急過高要求，內地藏族聚居地區暫不進行土地改革，喇嘛寺的土地均以不動為好，特別是佛教寺院的土地不宜過早徵收，在遊牧區也不應提“反惡霸”口號，半農半牧區也不進行土改。

可是，這種謹慎基本上是出於實際條件和策略的考量。毛澤東1952年4月1日說，入藏後政治上要“採取極端謹慎態度”，“以待公路修通，生產自給並對藏民物質利益有所改善之後，方能談得上某些較大的改革。” “我們在目前不僅沒有全部實行協定的物質基礎，也沒有全部實行協定的群眾基礎，也沒有全部實行協定的上層基礎，勉強實行，害多利少。”所以，“西藏至少在兩三年內不能實行減
租，不能實行土改。”

中國共產黨是高度意識形態指導下，有明確目標和全盤計畫進行革命的。這種目標和計畫不會輕易改變，只是在一定階段內，策略和做法上要非常謹慎收斂。可是這種謹慎收斂到了具體執行者那裏，尺度的掌握會出現差別。顯然是因為下面的人掌握不好政策，所以，1952年4月8日，在《有關西藏的重要問題由中央處理》的檔中強調，“必須認識藏族問題的極端嚴重性”， “我方和藏方發生的政治，軍事，外交，貿易，宗教，文化等交涉商談和處理事件，均集中由中央解決”。1954年3月在憲法起草委員會上，毛澤東說：“他們信達賴，土司比信我們信得厲害的多，你要動他是不得的。”“十七條協議不實行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一定要實行。但其中哪一條你們現在不願實行，可以暫時不實行，可以拖。因為協議上並沒有說哪年哪月哪天一定要實行。已經拖了三年，如要拖，可再拖三年。三年過去後，還可拖三年，拖它九年也可以。”

這最初的幾年，被西方藏學界稱為共產黨和達賴喇嘛的蜜月期。這時候是不談農奴解放的。在宣傳中，中央派解放軍進入西藏，是為了驅逐外國帝國主義勢力，是為了國家統一。這一蜜月期的高峰，是中央邀請19歲的達賴喇嘛于1954-55年訪問了北京和內地城市。1955年2月，毛對達賴喇嘛說：“請你們放心，我們不會強迫你們辦任何事情。”這個時候的達賴喇嘛也對內地發生的建設和進步甚有好感。

照美國著名藏學家M. Goldstein的說法，這是胡蘿蔔加大棒的時期，而共產黨讓胡蘿蔔看上去對西藏上層精英非常有吸引力。

可是，當達賴喇嘛在1956年應邀去印度參加慶祝佛誕2500年的時候，他就產生了留而不歸的念頭，只是在尼赫魯和周恩來的輪流勸說下，才回到拉薩。周恩來親自向達賴喇嘛保證，西藏在今後六年內不搞民主改革，六年以後，如果藏人不願意，就繼續延後。1956年12月16日，發出《關於西藏在六年內不實行改革的方針》的文件。1957年8月8日毛澤東給達賴喇嘛的信說，去年對實行民主改革提得早了，工作機構也太大了，這是缺點，現在決定在第二個五年計劃內不改革。這看上去挺好，為什麼藏人就在這個時候要“叛亂”了呢？

康區和安多的民主改革是59年拉薩事件的起因
毛澤東和周恩來向達賴喇嘛關於西藏延後改革的承諾，有一個來自於十七條的誤區：關於西藏的一切政策，只是就拉薩政府管轄之下的西藏地區而言，並不包括周邊雲南，四川，甘肅，青海四省的藏區，這周邊四省的領導人，不受十七條以及後來中央對達賴喇嘛的承諾之約束。儘管最初幾年也曾經決定這些藏區暫時不搞土改，但是到1956年，這些地方的幹部就忍不住了。這時候，內地農村都開始了合作化運動，這些藏區急著趕上來，土改和合作化幾乎緊跟著展開。和這樣的“民主改革”同時展開的是對佛教寺廟及其僧尼的騷擾。這些藏區的藏人性格剛烈，他們反抗外界強加于他們的新政是有傳統的。於是，四省藏區紛紛出現了藏人的“叛亂”。

1955年，以藏人稱之為康區為主的西康省被撤銷，併入四川省，歸李井泉領導。那時候，鄧子恢在合作化問題上剛挨了毛澤東的批，毛澤東批評他是“小腳女人”，於是李井泉就邁開了大步，直奔農業合作化，也在四川藏區開展稱為“民主改革“的土改，騷擾寺院，侮辱喇嘛，收繳槍支，激起藏民反抗。僅僅幾個月後，在甘孜州新龍縣，藏人稱為Nyarong，即 清代稱為“瞻對”的地區，爆發了康巴人的暴動。在理塘，解放軍“平叛”出動飛機轟炸寺廟，震驚了所有得到消息的藏民。

青海省循化縣，是班禪喇嘛的故鄉。1958年初，青海地區大反“小腳女人”，提出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一次完成。任副縣長的溫都寺活佛加乃化等藏族上層人士被集中到縣城“學習”，實質上就是給關了起來。加乃化活佛當過班禪喇嘛的經師，在當地藏民中威望很高。於是藏人就集結起來，砍斷電線杆，包圍工作組，要求釋放加乃化活佛。解放軍兩個團的兵力，渡過黃河，包圍“叛亂分子”，擊斃了五百餘人，直到發現這些叛亂分子毫無還擊能力才停止射擊。然後又實行了大搜捕，一共抓了二千五百餘人，而當時全縣藏人不過一萬一千多人。同一天，加乃化活佛在學習班得知消息，自殺身亡。這就是著名的循化事件。（降邊嘉措《十世班禪喇嘛傳記》）

循化事件之所以在當時藏區的“叛亂”事件中特別重要，是因為它上了中央文件，成為此後的工作指導。1958年8月，中央肯定了青海省委關於循化事件的報告，批轉全國，在批語中提出了“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這一指導原則：“在少數民族地區的工作中，應當結合當地條件，堅定不移地貫徹階級路線，要時刻記住：在階級社會裏，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不把握階級實質，是不能夠徹底解決民族問題的。”

今日回頭看1958年，那是全國上下自我感覺奇好的時候，似乎全然不知即將到來的大饑荒，以及以後幾十年的折騰。1958年6月，毛澤東在批示中說：“青海反動派叛亂，極好，勞動人民解放的時機就到了。”“西藏應準備對付那裏的全局叛亂，亂子越大越好。只要西藏反動派敢於發動全局叛亂，那裏的勞動人民就可以早日獲得解放，毫無疑義。”

在1956年到1958年的兩三年時間裏，中國農村從合作化進入人民公社，一時曾經以為糧食已經過關（新華社1958年8月10日電：毛澤東視察河北農村，指示要及早抓明年糧食規劃，還應該考慮生產這麼多糧食怎麼辦的的問題，見《文匯報》1958年8月11日）。在總路線，大躍進和三面紅旗的口號下，中國領導人以為，實現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原則下的西藏“民主改革”的條件已經具備了。於是就在周邊四省藏區加緊土改和合作化，逼迫藏民反抗。一旦藏人反抗，就有了棄十七條協議和對達賴喇嘛的承諾不顧的理由，予以武力“平叛”。

1959年3月的拉薩事件，就是這樣發生的。達賴喇嘛從主政以後就一直持同中央政府合作的態度，在局勢越來越惡化的情況下，面對多次政治衝突，秉承非暴力和避免流血的宗旨，對中央派駐西藏的軍政幹部作出讓步，一讓再讓，不惜引起其他藏人的不解。如今回頭看，年輕達賴喇嘛的善意和忍讓並不能避免後來的事態發展。中國革命式的“民主改革”已成定局，只是五十年代後期的“頭腦發熱”加快了這個進程而已。

拉薩事件導致達賴喇嘛被迫出走印度流亡海外，中央政府宣佈解散西藏政府。這是五十年後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的來歷。在這場對抗中，雖然實力強大的中央政府占了上風，可是毛澤東的有些話，聽起來好像有點底氣不足。拉薩事件半個月後，毛澤東在1959年4月15日最高國務會議上說：

“四川省人民代表大會開會，商量在藏族地區搞點民主改革，聽了一點風，立即就傳到原西康這個區域，一些人就舉行武裝叛亂。”

搞“點”民主改革，“聽了一點風”就舉行武裝叛亂，這樣的說法，和毛澤東一貫的說話風格恰成對照。

在藏人地區如此“平叛”，死傷藏人無數，必須得有個說法。這個說法就是，由於人民代表“商量”搞“點”民主改革，哪知叛亂在先，所以中央平叛在後。中央政府以後在西藏是為了解放農奴，一切都是為了要把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藏人挽救出來，給他們以幸福的新生活。可是這一說法能不能站住腳，毛澤東那時並沒有底。在此前一個星期，1959年4月7日，毛澤東在給時任統戰部副部長，國家民委副主任汪鋒的信中提出，要研究西藏的情況：金沙江以西的人口，面積，農奴制度的內容，農奴和貴族的關係，產品雙方各得多少，共有多少喇嘛，貴族對農奴的政治關係，貴族是否有殺人權，是否私立審判，使用私刑，喇嘛廟對所屬農奴的剝削壓迫情況，喇嘛廟內部的剝削壓迫情況，剝皮抽筋有無其事？叛亂者占總人口的百分比，有無百分之五。四省各有多少藏人，共有多少？四省藏地面積多少？青海甘肅四川喇嘛廟訴苦運動所表現的情況如何？有人說搜出人皮不少，是否屬實？（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

可是，僅僅一個星期後，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已經說：“我看，西藏的農奴制度，就像我們春秋戰國時代那個莊園制度，說奴隸不是奴隸，說自由農民不是自由農民，是介乎這兩者之間的一種農奴制度。” “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裏的反動農奴主對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幾歲女孩子的腳骨拿來作樂器，還有拿人的頭骨作飲器喝酒。”

這些後來都大力宣傳的事情，其實那時毛澤東手裏並沒有資料。一直要到幾十年以後，人們才可能陸續知道，後來的宣傳，並沒有堅實的事實依據。

就在這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還提出，對西藏貴族莊園主，是否可以像對待民族資本家一樣採取贖買政策。可是實際上，“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這一原則已經全面貫徹，“平叛”以後的西藏，開始大搞階級鬥爭。隨後，全國出現大饑荒，黨內政治出現危機。藏區全面展開的民主改革出現偏差，著名藏學大師喜饒嘉措在1962年的民族工作會議上向統戰部李維漢部長發難，班禪喇嘛提出了七萬言書直言上諫。這一切，都無法改變階級鬥爭被外力引入藏區以後，藏人所經歷的一切了。

1962年9月，毛澤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1963年2月毛澤東提出“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同年，電影《農奴》在全國放映。舞臺上和廣播裏出現的藏族歌舞，清一色歌頌農奴的翻身解放，感激共產黨的似海恩情。西藏百萬農奴翻身解放以後到底怎樣了，除了宣傳以外，藏地以外的人們，其實一無所知。

上世紀八十年代，流亡印度的達賴喇嘛在訪問歐洲的時候，曾經和英國前首相愛德華·希思談到西藏問題。希思和一些外國友人一樣，剛在中國政府安排下訪問過西藏。希思對達賴喇嘛說，西藏已經發生了很多變化，特別是在民眾對達賴喇嘛的支持方面，如今已不是往昔了。尤其是在年輕一代裏，對達賴喇嘛的支持正在飛快消失。達賴喇嘛的自傳中說到，達賴喇嘛聽後向他解釋，“我關心的不是達賴喇嘛的地位，而是六百萬生活在被佔領西藏的人民的權利。然後，我告訴他，就我所知，年輕一代裏對達賴喇嘛的支持現在處於最高的高峰，我的流亡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把西藏人民聯合了起來。”

這真是一個有意思的問題：農奴翻身以後到底怎樣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美國人類學家戈爾斯坦，在西藏西部的羌塘拿出了一份田野工作報告，多少回答了這個問題。

翻身以後的西藏牧民
美國人類學家，著名藏學家梅爾文·戈爾斯坦在經過幾年努力以後，獲准在西藏西部羌塘實地考察牧民。戈爾斯坦在西方學界有“pro-China”的名聲，他的研究經常得到中國政府的協助，能夠從中國政府方面拿到其他西方學者得不到的材料。1959年前的西藏社會是不是封建農奴制，西方學界還有爭議，戈爾斯坦卻持肯定意見，認為舊西藏在政治上是封建制，在經濟上是農奴制。他是一個資料工作做得比較好的學者，即使不同意他的觀點的人，也很重視他所收集的文獻和實地調查資料。對舊西藏的牧民社會，戈爾斯坦引用一位老人的話說：

“舊社會，我們帕拉的牧民是一個叫做拉格雅帕·伊荷強的政治大實體（領地）的一部分，這個實體由10個相鄰的牧民點組成，屬於班禪喇嘛（聖座）。這裏所有的牧區都屬於班禪喇嘛所有，他從我們（牧民）中間任命一些官員來處理糾紛和收稅，他是我們的領主，雖然他本人從未來過這兒，但我們受他的管轄。”

事實上，藏地並非如很多漢地群眾至今還認為的那樣，是一個貴族和僧侶橫行作惡而無法無天的地方。藏地法律有悠久的歷史，有相當發達和詳備的制度。（徐曉光著《藏族法制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地方上解決不了的爭端就呈請班禪和他的高級官員，如果班禪也無法作出滿意的裁決，從理論上講可以最終上訴到以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政府”（戈爾斯坦《今日西藏牧民》）。

戈爾斯坦相當簡明而清晰地描述了舊時的西藏牧民社會：“牧民家庭擁有自己的牲畜，可按自己的意願進行管理和處置。但是他們不能隨便離開這片土地，或帶著牲畜搬到另一個領地去，即使那裏歡迎他們也不行，他們世世代代被束縛在帕拉，受制于他們的領主。如果某種情況的出現使一個家庭感到非得帶著牲畜投奔一個新的領主時，新領主一般必須與原領主協商後支付一筆款子，以賠償損失。”

“從本質上說，所有的土地都屬於拉薩的西藏政府，但是幾百年來，都已劃歸貴族家族，大活佛和寺廟所有，以此作為其修繕費和維持生計的來源。……從本質上看，給予領主的領地于中世紀歐洲，沙俄和封建日本時代的采邑非常相似。”

“然而，被限制在一個領主的領地上並不意味著農牧民永遠不能離開原來的村莊和牧點，一般家庭只要完成對領主所盡地義務便可，也可雇用他人來替自己盡責。至於牧民外出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無論是串門，做生意或朝聖，領主只關心領地上源源而來的貢品，而不干涉臣民日常生活的具體安排。”

此外，當臣民（“農奴”）並不意味著貧窮。在伊荷強，班禪喇嘛的許多臣民都很富有，有的擁有幾千隻綿羊和山羊以及好幾百頭犛牛。鑒於這一點，在傳統的遊牧社會中發現明顯的階級差別實屬意料之中，例如，牧民中的貧苦階層可以成為富裕牧民的專職僕人或雇工，儘管雙方都是班禪喇嘛的臣民。”

“領主的臣民不僅負有義務而且也享有權利，只要臣民對班禪喇嘛盡了責，他就既不能驅逐他們也不能禁止他們進入他的牧場。……總的說來這是一種鬆散的制度，領主並不干涉牧民的日常生活。”

1959年“平叛”以後，由於這裏是班禪喇嘛的屬地，中央部分接受了班禪喇嘛的勸告，在這裏不搞內地的激進土改，實行逐步改革的方式。從1960年起，“所有的家庭都被按上一個正式的‘階級’成分”，儘管在這裏找不出馬克思主義定義下的“剝削”階級，被定為富裕戶或農奴主代理人的牧民家庭，只有一個前牧民官員，因為支持達賴喇嘛，受到沒收財產的懲罰。整個西藏的貴族及寺院喇嘛失去了他們的領地。伊荷強的寺院全部關閉，喇嘛被遣送回家，牧民只能在自己家裏設置佛堂，私下舉行儀式和禱告。

從1961年開始實施了“互助”計畫。從1960年到1966年，帕拉牧民的生活方式受到的破壞還比較輕。文化大革命開始延伸到這偏遠藏地，階級鬥爭開始強行實行，大搞鬥爭大會，宗教活動被禁止，經濟上開始迅速改為人民公社所有制。這意味著牧民將失去宗教自由，失去牲畜，失去自由安排放牧和做買賣的權利，這使他們無法忍受，於是借著文革中的派別鬥爭而起來反抗。隨後，解放軍進入帕拉牧區，擊潰牧民造反派武裝。帕拉牧區全面實行公社制度。

與此同時，在牧民中重新劃分“貧窮”“中等”和“富裕”三種成份，“富裕”牧民被定性為“剝削”，是“階級敵人”。這讓筆者想起，當年“插隊”到黑龍江省小興安嶺的鄂倫春族地區，文革中那裏的鄂倫春獵民也要劃分成分，於是有“貧下中獵”這樣的辭彙出現。

階級鬥爭被引入西藏牧民以後發生的事情，戈爾斯坦紀錄了一些採訪來的實例。作為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中國人，復述這樣的故事會引起生理上的不適和痛苦。有些牧民為了避免戴上壞分子的帽子，只好揭發批判自己的配偶或父母。而公社化使得牧民由私人牧主變成公社財產的入股人，恰如一個牧民所指出的：

“我們不過是公社的僕人而已，公社拿走了我們所有的牲畜和生產工具如擠奶桶和攪奶器，我們只好聽他們的使喚。”

牧區公社化以後，牧民生產發生的最大變化是失去了安排自己的勞動的自由，也失去了支配自己的勞動成果的自由：“牧民每週勞動7天，無冬無夏從不間斷，還附帶大量‘公益勞動”專案，實在沒有活兒幹時，就用石頭砌牆分割牧場。人們無法支配自己的生活，面對新主子的隨意調遣使喚，他們一籌莫展，只覺得自己如同奴隸一般。有個在舊社會很窮的牧民一語破的道出了牧民的普遍感受：‘在公社成立之前，要是你沒有吃至少總可以找點活幹，替人家放牧，幫傭，或乾脆要飯。但公社成立後，你餓了也只好幹熬。’”

這是公社化時期中國農民的普遍生活狀態，從那個時期過來的人如今應該還記得。不過，我們可能完全不知道，對藏人來說，這種生活的痛苦還更深一層，因為這是完全打碎了他們的傳統文化和民族心理，從外界強行引入階級和階級鬥爭，以此來毀滅他們的宗教和精神世界。於是，“農奴翻身以後怎樣”的問題有了下面戈爾斯坦給出的描述：

“牧民憎恨公社制度，不僅是出於他們經濟上的貧困，更多的是因為他們痛恨階級鬥爭大會，痛恨徹底摧毀了他們社會中的一切佛教遺跡。……他們認為這段時期北京的政策是謀求保持畜牧業生產，同時取消牧民傳統生活方式的社會和文化結構。因此，牧民深感他們成了被剝削的臣民階級，其境遇遠比在舊社會的‘農奴制度’下差得多。”

尼木事件

2009年，戈爾斯坦又出版了一本新書《西藏的文化大革命，1969年尼木事件》（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ibet: The Nyemo Incident 1969）。文革史在中國一直是一個有禁忌有爭議的領域，西藏的文革史更是資料匱乏。文革中曾經發生過群眾組織之間的“武鬥”，可是對西藏的類似“武鬥”，尤其是傳說中的尼木事件等，外界幾乎一無所知。戈爾斯坦這本書，收集了中國政府方面的大量官方檔案檔，還收集了很多當事人的口述歷史，是迄今為止對尼木事件最為詳盡最為嚴謹的研究。

根據官方定性，尼木事件是文革武鬥期間發生在西藏尼木縣的一次“反革命叛亂”。當地一派群眾組織“造總”的成員，在一位叫做赤列曲珍的尼姑的動員下，攻擊解放軍支左工作隊，殺死了十幾個解放軍戰士。幾個星期後，解放軍出動鎮壓，逮捕並槍決了赤列曲珍等“叛亂”為首分子。

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尼木事件的起因是什麼。

戈爾斯坦用大量資料講述文革中的西藏農民的經濟地位和遭遇。1959年以後，土改在西藏逐步展開，農民分到了屬於自己的土地，不再需要像歷史上那樣向政府，寺院或領主繳納租金，廢除了歷史上遺留的債務，廢除了差役，這些改革是“翻身農奴”所歡迎的。可惜的是，那時漢地已經人民公社化了，於是西藏在土改後迅速進入合作化，在文革開始前後組織人民公社。分給翻身農奴的土地，轉眼又讓人民公社收了去。比之解放前租種寺院或領主土地更不如的是，公社化後的農民們不再能按照自己的意願來耕作土地，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意願來處理土地上的產出。

根據全國統一的政策，人民公社土地上生產出來的糧食，首先要無償地繳納一部分給政府，這叫做“愛國公糧”。這其實就是土地稅。從這一點來說，農民和土地的關係，並沒有好過舊時代。土地的實際所有權並不屬於農民，本質上是屬於政府的。

對於農民來說，更糟糕的是，繳納了“愛國公糧”以後，剩下的糧食也不能自由處理。國家已經有了嚴格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人民公社如果要出售自己的糧食，只有一條路，就是賣給政府的糧站，這叫做“賣餘糧”。問題在於價格是由政府預先確定的，而且是掠奪性地低廉。在這樣的情況下，農民們當然不願意廉價地出售自己的糧食，既然糧食價格這麼低，那就儘量先讓自己有足夠的糧食吃，實在有多餘才賣。可惜這個時候，農民都成了公社社員，已經不能自己做主了。公社幹部是吃計畫糧的國家幹部，多賣餘糧是他們的政績，他們要代農民做主，以公社和生產隊的名義，過量地向國家低價出售農民的糧食。所以，雖然賣餘糧從理論上講是“自願”的，實際上賣了餘糧以後，種地的農民自己竟不夠吃了。

在尼木一帶，翻身以前的農奴，歷史上每年每人一般可以有18克（克是西藏的計量單位，一克合十四公斤）糧食，合252公斤。公社化以後，每人每年的留糧只有12克，合168公斤，比舊時代減少了三分之一。其他酥油和肉類食品減少的幅度更大。對於公社社員來說，自己不僅不能決定怎麼種地，而且，生產出來的糧食，自己還沒有吃飽，就讓幹部做主交了愛國公糧，低價賣了餘糧。於是，公社化以後的中國農民，普遍失去了生產的積極性。生產積極性低了，產量就會下降，產量下降以後，愛國公糧還是要交，幹部們還遍刮浮誇風，虛報產量，強迫多賣餘糧，農民們的口糧就更低了。

所以，公社化時期的中國農民，處境是其歷史上最糟糕的，這種說法並不過分。而西藏的翻身農奴，還更多了一份艱難。西藏是一個地域廣袤而人口稀疏交通不便的地方。由於氣候原因，穀物在倉庫裏可以儲存幾十年甚至上百年不壞。西藏又是一個自然環境比較嚴酷的地方，出現地域性的自然災害造成糧食減產或牲畜死亡是經常有的事情。歷史上，農民除了向寺廟或領主莊園繳納糧食以外，還經常會把多餘的糧食和錢財捐獻給寺廟。一旦遇到自然災害，農民們就向寺廟借糧借錢。所以西方有學者認為，藏地的寺廟，還有類似西方社會銀行的功能。可見，作為佛法僧三寶之一的寺廟，不僅支持了藏民的精神世界，也是世俗社會物質生活的一個重要支柱。外人沒有生活在那個世界裏，往往理解不了，為什麼寺廟這樣的一個宗教設施，在藏民生活中有那麼重要的受人敬重的地位。

然而，公社化時期，藏地寺廟經過摧殘以後，全面萎縮。藏地一旦出現地域性的自然災害，當地寺廟和僧尼已經沒有能力解藏民之燃煤之急。外援即使存在，也可能因交通困難而無法送達。於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饑荒的藏地，出現了饑饉。歷史上從來沒有餓肚子的地方，也出現了餓死人的事情。

戈爾斯坦引用王力雄的話，指出公社化和糧食政策是尼木事件能發動起來的一個重要原因。戈爾斯坦在提供了尼木事件前因後果的詳盡資料以後，想證明一個結論，即尼木事件不是一個民族反抗事件，和漢藏問題沒有關係。他指出，尼木事件的形成，一方面是文革中群眾組織的派性，這和全國各地風行的武鬥一樣；另一方面，是一派群眾組織“造總”的個別頭頭，利用了藏民對轉世神靈的迷信，來達到為這一派群眾組織奪權的目的。這就要說到尼木事件中最富神秘色彩的部分，阿尼赤列曲珍。

根據戈爾斯坦的資料，赤列曲珍本來是一個普通的年輕僧尼，她對於民主改革毀壞寺廟是強烈不滿的，但也只是不滿而已。根據描述，她似乎還有一些健康或精神上的問題。文革中，她突然被周圍農民信奉為格薩爾王的一位姑姑，也是西藏的一個保護神的轉世，具有超乎異常的法力，能夠預言未來，保護信徒不受傷害。戈爾斯坦提供了一些當事人的口述，他們對於這位轉世神靈的法力深信不疑。群眾組織“造總”的頭頭，看到赤列曲珍的話具有發動群眾的不可替代的功效，認為利用赤列曲珍來爭取群眾的支持，是增加他們奪權成功的一個機會。就在赤列曲珍的發動下，發生了尼木事件這樣針對解放軍和政府的“暴動”。戈爾斯坦提供資料說明，“造總”的宣傳，理論，策略，領導人等等，都具有文革中典型的“革命群眾組織”的特徵，它的最重要的頭頭是個漢人。“造總”是文革的產物，而不是藏民族社會結構裏產生的東西。所以，戈爾斯坦認為，尼木事件本質上就是文革中在文化大革命宣傳下的派性武鬥事件，並不是藏民族的反抗事件，儘管參與者和事後被處決鎮壓的人大多是藏人，被殺死的解放軍大多是漢人，但是尼木事件不是一個民族問題。

可是，這個觀點受到了一些人的質疑。尼木事件中，赤列曲珍等積極參與者，喊出了“西藏獨立”和“達賴喇嘛萬歲”的口號，這恐怕很難說和民族問題一點沒有關係。而且，尼木事件之所以演變成殺死解放軍官兵的事件，無疑和赤列曲珍的發動，和她的追隨者處於一種狂熱狀態有關係。而赤列曲珍之所以有這樣的號召力，是因為她的追隨者相信，她是格薩爾王時代西藏一個保護神的轉世。這種信仰，這種精神因素，明顯帶有民族神話的特色。

這是有一點奇怪。戈爾斯坦是一位受人類學訓練的歷史學家，他當然不會不知道，神話在民族集體精神結構中的位置。像格薩爾王這樣的藏民族歷史神話，是藏民精神世界深層的一個重要部分。尼木事件中，參與“暴動”的人雖然打著“革命群眾造反組織”的旗幟，雖然舉著紅旗和毛澤東的像，但是內心裏鼓舞著他們的，還有藏民族的民族英雄格薩爾王。他們最終喊出“西藏獨立”的口號，不是偶然的。尼木事件的參與者，既有文革中群眾組織的外形，又有格薩爾王等轉世神靈的影子，那是被“翻身解放”和人民公社雙重“忽悠”了以後生活艱辛而感到憤怒的西藏農民。而尼木事件，和文革中同時期西藏的很多其他暴力事件，比如邊壩事件，日喀則事件一樣，是外來者把階級鬥爭強行引入藏地，在藏地社會強行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劃分階級，鼓吹“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而造成的惡性暴力事件。在這些事件中，受到最大傷害的顯然還是低層藏民，是“翻身農奴”。

農奴解放以後怎樣
農奴翻身以後的頭二十年，是藏地民眾處境最為艱難，精神最為痛苦的年代，他們不僅經歷了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長期饑饉，而且失去了他們生活中精神核心寺廟，失去了他們尊重和珍視的僧尼，失去了他們的領袖達賴喇嘛，甚至一度失去了曾經試圖和中央政府竭力合作的其他宗教領袖。這些是任何人無法否認的事實，因為這些事情，大多也是數億漢人農民的親身經歷。只不過對於高原上的藏民來說，由於寺廟的被毀和達賴喇嘛的出走，他們的苦難是雙重的，他們的痛苦更為深重。

於是，有了文革後撥亂反正時期中央對西藏政策的反省，總書記胡耀邦親自主持西藏工作會議，親自前往西藏，允諾給予藏人以更多自治權力。更重要的是，中央首先向境外的達賴喇嘛釋放善意，開啟達賴喇嘛回歸的談判，讓達賴喇嘛派出代表團前往藏地考察訪問。這個時候，中央政府主要領導人對藏民族所持的友好和善態度，是漢藏近百年歷史上最好的。

可是，誰也沒有料到，“翻身”頭二十年對藏地社會和精神上的破壞是那麼嚴重，在“翻身農奴”心底裏積累了那麼深的冤屈和不信任。達賴喇嘛代表團在藏地考察期間，藏族民眾的反應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令人大吃一驚。不幸的是，由於長期實行階級鬥爭，以對敵鬥爭的觀念來對待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使得中央和流亡藏人之間缺乏溝通管道，沒有及時形成處理微妙而脆弱的局面亟需的合作關係。藏地民眾爆發的悲情，直指中央政府“治藏”的合法性。只有達賴喇嘛能夠疏導平息藏人民眾中積累了二十年的冤屈，可惜雙方的溝通沒有能及時提供讓達賴喇嘛親自參與合作的機會，民眾有機會表達不滿而造成的政治風險卻提前呈現。八十年代後期，國內政治改革走向保守的同時，中央領導層放棄了打破漢藏關係僵局的決心，以八十年代後期漢藏兩地發生的不幸事件為標誌，結束了這短暫的第二次蜜月。內地政治改革和漢藏關係改善同時夭折，這也不是偶然的。

此後二十年，西藏政策又回到了歷史上中央政府“治”藏的傳統方略：經濟上實行補貼，建造更多的道路和房屋，以強調中央在西藏的“主權”存在，同時提高藏人的生活水準，改善藏地醫療教育；制度上實行“收權”，依靠文革中成長起來的左派管理，實權都掌握在中央派出的黨委書記手裏；精神上實行控制和改造，特別是對寺廟和僧尼的管理，政府用各種方式滲透控制，必要時不惜把軍隊開進寺廟。

從此以後，西藏政策的主導者，又漸漸地恢復了“敵情”觀念，在對待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方面，實際上又開始實行“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的指導思想，特別是在對國內民眾的宣傳中，以極其惡劣的方式妖魔化達賴喇嘛。這種對達賴喇嘛的抹黑和侮辱，必定會引起藏人民眾中更深的悲情和冤屈。政府的對應方式則是禁止藏人表達對達賴喇嘛的崇拜和思念，用一種唯物主義者的傲慢來對待底層民眾的信仰。這就是最近二十年中央對西藏補貼越多，藏人卻仍不滿的內在原因。

由於當代物質進步和技術發展創造的條件，中央對西藏的掌控力度，超出了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代。運輸的改善，使得中央有能力在西藏維持任何數量的人力，保證“收回政權”的需要。可是，中央顯然還沒有重視，為什麼清末在藏地實行的“新政”改良無一例外地宣佈無疾而終。他們顯然還不理解，為什麼翻身以後半個世紀，農奴們還是不滿意。

如今的中央領導層，既沒有胡耀邦時代主政者反思西藏問題時的善意和決心，也缺乏那一代領導者的政治和道德權威。他們不可能像胡耀邦那樣，想明白了就下決心開創一個新局面。他們只會維持現狀。為此，除了胡蘿蔔，就是大棒。讓胡蘿蔔變得更吸引人，讓大棒變得更可怕。

為此，“階級鬥爭”又成了對藏政策的有機部分。無論是縱向比較幾百年歷史，還是橫向比較從印度次大陸到喜馬拉雅山區，從青藏高原到中國沿海這一大片土地上，從來沒有一個地方像如今的西藏那樣，有那麼多的軍警憲特在監視民眾的行動言論，有那麼多的政治壓力被強加於佛教寺廟。從來沒有哪個民族，像今日之藏人那樣，被如此粗暴地剝奪了信仰和精神的自由。

2008年3月的拉薩事件，讓所有人都看到，農奴解放半個世紀以後，他們仍然不幸福，他們感覺比以前更不幸福了。漢藏有識之士都指出，欲解決西藏問題，達賴喇嘛的回歸是一把鑰匙。只有藏人自己的精神領袖，能夠讓解放後的農奴得到心靈的歸宿。可惜，如今主政者更擔心的是中央“治藏”的合法性。於是，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出臺了。它強調農奴的解放，實際上還是在強調“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階級鬥爭的存在，是農奴需要“解放”的前提，也是在藏地搞鎮壓的合法性來源。然而，從歷史的長遠觀點來看，不管人們怎麼宣傳，百萬農奴“解放”固然是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農奴解放以後怎樣，才能決定未來漢藏關係的走向。而階級鬥爭，二十世紀的世界歷史已經證明，那是一條災難之路。

你是不可能在階級鬥爭的道路上，走出一個祥和的社會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