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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時事評論

平措汪傑英文傳記中文摘譯

作者作者:唯色




平措汪傑英文傳記第12章中文譯文:《十七條協議》 這是一位年輕藏人,從西藏革命家平措汪傑先生的英文傳記《A Tibetan Revolutionary: The political life and times of Paba Phuntso Wangye》中,翻譯的第12章。 讀來令人感慨萬千,既為平汪先生口述的最近離世的阿沛·阿旺晉美先生,也為平汪先生口述的其他西藏貴族,還為平汪先生…… 當然,很不喜歡的是班禪堪布會議廳的計晉美等人,以及那位格西喜繞嘉措。而他們,包括崔科,全都遭難于文革,家破人亡于文革,也實在是“勒迥則”(因果報應)啊! --------- 唯色注 《A Tibetan Revolutionary: The political life and times of Paba Phuntso Wangye》Chapter 12 The Seventeen-Point Agreement 昌都正式被18軍解放三十天后,我到了那裏。我作為獲勝部隊的一員,進入昌都的感覺很奇怪。更奇怪的,甚至令人不舒服的是,當我得知18軍第四指揮官王其梅安排我住在寬敞的阿沛(Ngabo)住處(王自己一直住在那裏),阿沛是前昌都總督和噶廈部長。我立刻告訴他,我不需要這麼大的空間,也不想讓他離開那裏。但是他回避了,說他在這個大房子裏睡的不是很好,而我作為藏族同志住在這裏會比較方便,況且隔壁有一間很大的會議室。當時我覺得他只是為表示禮貌而找藉口,不過我還是同意了,因為我不想小題大做。 雖然人民解放軍剛剛通過武力控制了昌都,但重點是要通過和平手段解放餘下的藏區。所以我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贏得剛剛被抓的那些重要官員的支持,特別是阿沛。我尤其要說服他們:此時,如果拉薩派官方代表到北京開始談判,達成和平的協議,對於西藏和西藏人民是最有利的。我同意完成這項任務,儘管這個工作並不會是輕鬆的,而且我得知,因為吳忠將軍在勝利之後犯下的一些錯誤,使得我的工作變得更加困難。 吳雖是最高司令,但是缺乏政治敏銳。他對待被捕的藏人更像是對待被擊敗的戰俘。舉個例子,在軍隊的慶祝會上,吳和王其梅坐在主席臺的中央,一側是將沒收的武器像戰利品一樣堆起,一側是坐在地上的阿沛和其他官員。台下的中國士兵和軍官們狂喜地喊口號,如“打到帝國主義者!”這個行為當然是個錯誤,因為我們是要贏得他們的支持,而不是羞辱他們。 第二天,我帶了一條哈達、一台新的收音機和一些錦緞,去看望阿沛。他住在一間樸素的單人房間裏,而他作為總督的住宅也在同一個院子。當我找到他時,他穿著普通的藏裝,坐在一塊薄薄的地毯上——跟他過去所習慣的,那代表權力的,正式又奢侈的裝束相差甚遠。崔科(Tsogo),一位貴族,作為他的助手和秘書也在那兒,他看起來無精打采的,受挫的樣子,我奇怪地為他們的遭遇感到難過。 我要完成我的工作,所以我獻上禮物,介紹了自己,然後開始談話,但是阿沛看起來不舒服,而且不太熱情。兩天內毫無進展,看來如果我們想有所收穫,我們必須要開始尊重他。因此,我去見王其梅,並解釋昌都總督在西藏政府裏是個地位顯赫的職位。當他因公外出的時候,作為隨從,他的佇列前面要有五個或者六個騎手,在後面也得有同樣數量的騎手。在他的辦公室和住處,則有超過30個僕人在他身邊忙碌。當他開始或者結束一天的工作時,還會鳴響一聲禮炮。此外,阿沛還是一個噶廈部長。很顯然,現在情況很不同了,但是我力勸,我們要給他更多的尊重。他並不是我們的囚犯,而是西藏政府的一位重要官員,我們是想要把他帶到談判桌上的。我提出了我的建議,例如,我們讓他回到他自己原來的住宅。(我說我會很樂意住在他住宅旁邊的一間小屋裏。)王同意了,因此,我可以去阿沛那裏堅持讓他住回自己過去的住宅。 我還認為,如果把阿沛邀請到解放軍高級官員們吃飯的地方,與我們一起用餐會很有益處的。在那之前,阿沛一直在自己的房子裏吃飯。我們有三間不同的食堂——最大的是普通士兵用餐的地方;中等大的是中低級軍官用餐的地方;在最小的那間用餐的都是高級官員。(當然,那裏的飯菜是最好的。)王同意了我的想法,因此,阿沛和他的助手崔科開始與我們一起用餐。他們剛開始有點不自在,但是很快就習慣了這種變化。 最後,我說服了王,把三十多位被抓的拉薩官員的衣服還給他們。他們穿上那些被勒令穿的廉價衣服,看起來又窮又可憐,這很明顯地打擊了他們的信心。我們要想辦法說服他們,我們不是他們的敵人。如果把原來的衣服還給他們,他們就會獲得一點尊嚴,如果想讓他們看到積極的一面並幫助我們,我認為這點非常關鍵。 在做了這些改變之後,我主要是在教育他們對於新中國政府的認識。我日日夜夜跟阿沛和崔科一起,跟他們講蘇聯、共產主義、中國當前的形勢,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平等和宗教自由等。 我跟他們一起談過,也單獨和崔科談過。崔科過去跟哲通色(Trendong Sey,哲通少爺)比較密切,他是拉薩的西藏共產黨成員之一,所以崔科對我瞭解得比較多,從一開始就比阿沛友好的多。我很快意識到崔科就改變西藏以及對於未來的想法相當積極,所以我給他講了更多關於中國共產黨的情況。我們有時候談到淩晨兩三點,這樣,崔科靠近我們比阿沛快。 除此之外,我花了很多時間解釋中國政策積極的方面,我還努力強調,如果西藏憑武力抵抗中國的話是多麼徒勞。我記得曾經很直接的給阿沛講過中國的一個格言:“不管是石頭砸雞蛋,還是雞蛋砸石頭,結果都是一樣的。”這一點很明顯,如果戰爭打響了,最終受折磨的是藏人。我確定阿沛領悟了我的意思,因為當解放軍控制昌都的時候,他親身體驗過解放軍的威力。但是我知道還有許多西藏官員對中國的情形和解放軍的威力一無所知。我想起自己曾為這樣的一件事情而吃驚,當我聽說幾年前,噶廈的僧官詢問剛從南京回來的一位西藏代表 :“哪個城市更大,拉薩還是南京?” 當我們與阿沛和西藏其他官員之間改善關係的努力開始奏效的時候,我們討論了可以說服拉薩談判的想法。阿沛應該給其他噶倫寫一封信,並解釋他們的經歷,還有現實情況和機遇,力勸他們同意派代表。 阿沛同意了,我們非常謹慎地考慮了信的內容。崔科寫了第一稿之後,與阿沛和我一起討論並重新修改。再交給王其梅,他又與阿沛非常仔細地檢查了幾遍。最終,阿沛和其他西藏官員簽了名,寄往拉薩。 信的主要內容是:如果達賴喇嘛同意派代表到北京,並討論西藏的和平解放相關事宜,情勢將會很好。因為如果他選擇戰鬥對抗的話,肯定會有很多人員傷亡,文化和宗教場所也會遭到破壞。我們想讓他和他的高級官員看到通過談判可以有很大的收穫。解放軍通過武力控制了昌都,但是他們尊重了當地的人民和寺院。同樣的事情也會發生在西藏。我們想要傳達一個訊息,讓噶廈相信中國共產黨人是可以交談的、通情達理的人,他們不是決心要破壞西藏的宗教和文化的惡人。我們讓兩位被俘的西藏官員帶著信件,他們可以根據親身經歷講述中國軍隊的行為,證明信件的真實性。 幾個月過去了,可是我們還沒有收到回復。我們跟拉薩沒有通訊聯繫,無從得知到底在發生什麼,氣氛也隨之變得緊張。此時有了一個新計畫:王其梅和阿沛一起去拉薩直接與噶廈對話,隨從一個小分隊作為侍衛。我們著手進行這個計畫的時候,接到了西藏政府同意派5個代表去北京的消息。 西藏代表分成兩個部分去北京。兩位官員,土登列門(Thubden Lengmon)和桑頗色(桑頗少爺)從拉薩過來,到昌都與阿沛相會,然後從昌都去北京。另外兩位官員,總司令凱墨(Kheme)和名為土丹旦達(Lhautara)的僧官經印度,坐船去北京。中共中央西南局(The Southwest Military and Administrative Bureau)命令我陪同從昌都啟程的代表團,所以我們開始召集一個團隊,由幾名翻譯,大約30多個解放軍士兵,阿沛和其他十來個藏人(其中包括他的妻子和僕人)組成。我們騎馬到甘孜,那裏有18軍的主力部隊。我們從那裏坐汽車到成都,從成都坐飛機到重慶,並在重慶與鄧小平和劉伯承會面之後飛到北京。 在飛行途中,計畫有了突然改變;我們在西安降落了,這是因為北京在為我們準備一場隆重的歡迎儀式,需要多花一天來準備。在西安,汪鋒在機場接見了我們,他是西北局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the head of Nationality Affairs Commission of the Northwest Military and Administrative Bureau)。當天晚上,他為全體代表團舉行了一場宴會。這是為了表示尊敬和友好,但是差點被搞砸了。 問題出在格西喜饒嘉措(Geshe Sherap Gyatso),他是西藏非常著名的一位僧人學者,他住在拉薩的時候,曾經教授過阿沛等其他貴族藏文。汪鋒出於對代表團成員示好邀請了他。毫無疑問,他以為他們會感激一位老朋友被邀請到宴會上。其實汪鋒不知道喜饒嘉措強烈地厭惡西藏政府,尤其是貴族階級。 喜饒嘉措對發生在1944年的一件事情仍然耿耿於懷,當他在為國民黨工作的時候,他被派到西藏去執行任務,隨從中約有50個中國人被他聲稱是他的學生,還有很多的物資和現金。當他們到達那曲(Nagchuka)北邊的邊境時,西藏邊境的士兵阻止了他。最終,噶廈命令喜饒嘉措可以進入西藏,但是堅決不允許他的“學生”和物資進來。他不得不氣憤地返回中國。之後,1950年,當他代表中國共產黨去說服拉薩談判的時候,他又在那曲被阻止了。他從來沒有忘記過“貴族們”是如何對待他的,因此,當汪鋒邀請他參加宴會,他視其為表達自己感受的良機。 那個晚上,由汪鋒非常有禮貌的歡迎致辭開始。出乎意外的是,喜饒嘉措站起來了,說他想說幾句話。剛開始,他用藏文說了一些套話。之後,他告訴翻譯,不要把他接下來要說的話譯成漢話,便發起了對西藏政府和拉薩的貴族們激烈的指責。阿沛和其他人都驚呆了,但是他們保持泰然自若子,假裝什麼都沒發生。汪鋒聽不懂藏語,但從他們的表情以及沒有譯成漢語的情勢來看,他懷疑肯定有問題。宴會結束之後,他問我到底說了些什麼,當我告訴他後,他感到很不安,擔心喜饒嘉措無禮的言語會傷害西藏代表團的情緒,他自己也會被上級指責。於是我們詳細地討論了這個問題,最終決定不要冒更大的風險去處理它,最好的辦法是簡單化,忽略它並希望一切順利。 次日我們坐上火車,一天之後我們到了北京,我們在那裏受到隆重地迎接。周恩來總理親自來到車站,隨同的有其他高級官員和三百多個不同民族的成員,他們都來迎接西藏代表團。儘管在這裏,還是有發生小意外的可能。在簡短的講話和正規的見面之後,我向周恩來介紹了西藏代表團的成員。但是當我們從車站離開時,我眼睛的餘光捕捉到了一個迅速的動作。措洛(Cholo)是一個拉薩的藏人,在北京的民族出版社工作,(他在國民黨時期去了中國)他偷偷地塞給阿沛一個紙條。我那時沒有說什麼,因為我不想讓西藏代表團懷疑我是在監視他們,但是若干年後,我問過阿沛那張紙條上的內容。阿沛笑著對我說,是警告我不要去相信共產黨的花言巧語。措洛告訴他中國共產黨並不好,不能相信:他們不僅不信教,更糟糕的是他們決心要破壞它。還好那張紙條沒有產生影響,過了幾天後,其餘的西藏代表也到了,我們開始討論那個最終被稱為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定”(the Seventeen-Point Agreement for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的內容。 我們所有人都住在北京飯店,討論也很快就開始了。中國代表團的首席全權代表是一位高級官員,李維漢,他是政務院秘書長、統戰部部長兼中央民委主任。(vic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State Council,director of 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and director of the State Nationalities Affairs Commission)西藏代表團的首席代表是阿沛。但是當西藏代表團在私下討論的時候,我發現都是由總司令凱墨做決定的。雖然阿沛是噶倫也是西藏代表團官方首席代表,但是凱墨是索康(Surkhang)的叔叔,也是相當善於處世,他曾在1946年作為西藏代表參加過國民黨的會議。他也是作為靈童尋找團隊的一員,在青海發現了十四世達賴喇嘛。他最近還在印度邊境的亞東與達賴喇嘛和其他噶倫在一起。因此,他對印度和西方國家目前的形勢比較瞭解,也瞭解在達賴喇嘛身邊的西藏官員的想法。除此之外,我們確定西藏見識最廣的上層人士——索康一定給他的叔叔凱墨提示過談判期間該做什麼。 阿沛,恰恰相反,我認為他處於一個影響力被削弱的位置。當時還流行一些謠言,說他在中國人的口袋裏,意思是他被中國人用金錢收買了,或者在昌都被俘之後逼著他放棄對西藏的忠誠等等。這些事情其實都不是真的,但還是存有懷疑,我覺得這些都削弱了阿沛的影響。 談判從一開始就非常困難,這點不足為奇。因為雙方的歷史概念有著非常大的區別,這種區別首先是語言字面本身的不同。例如,對於Tibet和China的理解,雙方就有爭議。西藏代表使用“西藏政府”(“Tibetan government”藏文:བོད་གཞུང་།)和“中國政府”(“Chinese government”藏文:རྒྱ་གཞུང་།),表示兩個平等的政治實體。我們這方使用“中央政府” (“central government”)和“地方政府”(“local government”),把西藏理解成中國這個大的實體的一個組成部分。 字面上的爭議還不是最嚴肅的問題。第一次較大爭論的發生,是關於派解放軍進入西藏的問題。中央政府堅持認為,為了驅逐國外的帝國主義勢力並鞏固國防,必須要派解放軍進入西藏。西藏代表予以強烈地反對,堅持認為沒有必要派解放軍進入西藏,因為在西藏不存在外國帝國主義勢力。他們說如果未來有國外的帝國主義勢力威脅西藏的話,他們會馬上向中央政府請求援助,因此,派駐解放軍到西藏是不必要的。他們這樣反復地爭論,其實在現實裏,派解放軍到西藏是預料中必然的結果。中央政府已決心要在西藏派駐軍隊。西藏代表團長時間費力地爭執著,但因為害怕談判失敗和遭到解放軍的攻擊,最終還是讓步了。不過一個說明西藏特殊情況的條款會包括在一個秘密的附加條款裏,將派儘量少的解放軍部隊到西藏。 另一個大的爭議,是關於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之間的關係。 1924年,長期與十三世達賴喇嘛和西藏政府就稅收和政策問題爭執之後,九世班禪喇嘛從西藏逃到中國(fled from Tibet to China)。他和他的高級官員們住在青海省,並與當時的中國國民黨建立了緊密聯繫。他的很多高級官員,像計晉美(Che Jigme)等講一口非常流利的中文,在中國共產黨掌權的幾十年前就承認了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1937年,九世班禪喇嘛在青海去世,他的官員們開始尋找他的轉世靈童,同時西藏政府也開始尋找。前世班禪喇嘛的隨從們在中國的藏區找到轉世靈童的時候,在拉薩的西藏政府拒絕承認他的合法性。他們也找到了幾個候選靈童,並向前班禪喇嘛的官員們提議,把他們的候選人帶到拉薩以便最終選擇正確的轉世靈童。前班禪喇嘛的官員們堅持認為他們找的靈童是真正的班禪喇嘛,並拒絕把他置於拉薩的其他候選人中競爭。然後他們單方面承認了他為新的十世班禪喇嘛。 雖然男孩的地位未被拉薩接受,但是國民黨政府在他們從大陸逃到臺灣之前承認了他的身份的合法性。這樣,班禪喇嘛的官員們和蔣介石政府承認這個男孩為十世班禪喇嘛。然而,按照西藏的傳統,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需要彼此承認對方的新轉世靈童的合法性,因此新的班禪喇嘛沒有被拉薩承認。 中國的內戰改變了現狀。在1949年秋季的時候,國民黨軍隊在西北被解放軍節節退敗。眼看青海省即將被解放,十世班禪喇嘛(當時他12歲)和他的官員們決定從青海省首府西寧撤退到位於青海中心香日德(Xiangride)的寺院,那座寺院是由清朝皇帝乾隆在1780年的時候贈給六世班禪喇嘛的。在那裏他們決定聯繫共產黨,而不是馬上逃到臺灣,因此,有一個代表被派去看個究竟。當那個代表帶著有利的資訊回來的時候,他們決定留在青海並與中國共產黨合作。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那一天,班禪喇嘛向北京發送了一封祝賀的電報,並表示對解放西藏的支持。作為回復,他收到了毛澤東和朱德充滿熱誠的電報。所以,在“十七條協議”的談判進行期間,班禪喇嘛的轉世身份已被中國政府承認,並完全站在中國共產黨的一邊。——Goldstein,Sherap,and Siebenschuh. (斜線部分的內容非平汪所講述,而是由負責記錄和編輯本書的三位元作者增加的內容) 中央政府清楚兩位轉世喇嘛之間有過抵觸的歷史,並且在這個問題上非常感情化。例如,1951年5月1日,中國政府邀請班禪喇嘛到天安門城樓上,在北京的西藏代表們當天也參加了慶祝活動,但是阿沛和其他藏族官員拒絕在官方場合與班禪喇嘛見面,因為西藏政府仍然沒有承認他。那天阿沛給毛獻了哈達,但是沒有獻給班禪喇嘛。 因此,對於中央政府,這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雖然他們公開承認了班禪喇嘛並決心要讓他重獲在紮什倫布寺的權力,但是他們也想要獲得西藏政府的同意。而這一切的混雜使得整個事情變得非常複雜,因為這不僅要涉及到達賴喇嘛承認班禪喇嘛的轉世身份的問題,還包括解決一系列關於稅收和其他領域的權力問題。有段時間,雙方寸步不讓。中央委員會決定要強迫西藏政府接受這個男孩為班禪喇嘛的轉世靈童地位,並允許他回到紮什倫布寺。但是沒有輕易獲得同意,因為西藏代表團斷然說他們無權認可轉世喇嘛,更不用說班禪喇嘛的轉世靈童,那是達賴喇嘛的特權。中國代表反駁說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的話,談判無法繼續進行。這個時候,阿沛給在亞東的達賴喇嘛發了一封電報,達賴喇嘛電報回復並承認了男孩為十世班禪喇嘛。與此相關的其他問題也得以解決,但是為了避免透露他們各自權力的細節,電報使用了模糊的語言。在協議裏的一個條款,只是簡單地講了班禪喇嘛可以回去,班禪喇嘛和達賴喇嘛將恢復這個爭議出現之前的相應的地位。 在討論快要結尾的時候,另一個問題的出現差點終止了整個談判。那是關於中央政府在西藏建立軍政委員會(a Military and Administrative Bureau),以便監督“十七條協議”的實施。 在正式的會議上提出這個問題之前,李維漢邀請阿沛和我到他的住處。李維漢想給阿沛一些時間來考慮軍政委員會的問題,並和他的代表團討論此事,他認為這樣會比較順利。那天晚上李維漢心平氣和地開始了他的講話。他說“事情的進展很順利”,“我們大家都非常努力,雖然我們有些爭議,但是多數問題都已經解決好了並達成協議了,不過最後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討論,”他停頓了一下說,“我們有必要在西藏建立軍政委員會,這將會是中央政府領導下的軍政委員會,達賴喇嘛將會是主席,中國代表和班禪喇嘛將任職副主席。”他解釋之後,一直在安靜地聆聽的阿沛,禮貌地請求原諒,與我一起回到賓館。他對於李維漢的提議隻字未提,但是接下來發生的事情令所有的人驚訝。 三天之後,李維漢覺得西藏代表團有足夠的時間來消化這個新的情況,於是召開了會議,開始了關於在西藏建立軍政委員會的提議,當西藏代表團聽到細節的時候,他們忽然表示驚訝和氣憤。 西藏代表團贊同由達賴喇嘛繼續在西藏掌權的協議。但那些新的條件讓他們非常氣憤,因為在西藏建立軍政委員會的主意,似乎是要逐漸削弱西藏傳統政府的至高權力。這好像是中國方面用一隻手給他們的東西,又被另一隻手拿走了。當李解釋細節的時候,我聽到凱墨在嘀咕,“太奇怪了,這樣的談判永遠沒完沒了,這個可不好。” 很顯然,這是凱墨和其他代表團成員第一次聽到這個意見。事情變得更加的糟糕。我確信李馬上要說出類似“我確定阿沛和你們都一起討論了這個問題”的話,但是被僧官土丹旦達打斷了,他氣憤地卷起袖子,揮起他的拳頭說,“你們這些人到底怎麼回事?中央政府每天都會下來新的東西,這幾周裏,我們爭論這樣那樣的問題,現在我們以為談判馬上要結束了,你們卻又突然提出來這樣的提議!”阿沛什麼都沒有說。他安靜地坐在那裏。其他藏人都被李的提議驚呆了。西藏方面繼續表示了更多憤怒的評價之後,李維漢也隨即生氣了,並說 :“如果這是你們的感受的話,那你們都可以收拾東西回家了”這句話的含義意味著解放軍將會武力解放西藏。 事情似乎有點失去控制了,我決定嘗試著緩解一下氣氛。我站起來說道:“今天的會議大家都很生氣,也有很多的議論和誤解。李維漢是說我們應該回到北京飯店,今天大家到此為止吧,晚些時候,我們可以心平氣和地思考和談論這個問題。”我這麼說是想緩和李的最後通牒,讓這個警告聽起來像是他在說大家應該回到飯店而不是西藏。 中國代表當時是措手不及,他們沒有想到這個問題會這麼困難,不僅因為他們認為阿沛已經清除了障礙,還因為這樣的軍政委員會在中國各地都有,強加於西藏也不應該是什麼新鮮事情。 注釋:在1949年被解放的地區是由人民解放軍確定的,最初,軍隊控制著新政府的權力。在這個時候,中國分為六個大的區域,其中的四個區域各自為西北、西南、中南、東區,是由被稱為軍政委員會(Military and Administrative Bureau)的決定的。這個軍事機關是一個過渡階段,只要一可行,它將更替為行政區人民政府(civilian authority)。1954年到1955年的時候,所有的四個軍政委員會由人民政府取代了。——Goldstein,Sherap,and Siebenschuh 自從李維漢告訴阿沛關於軍政委員會的提議,我們從西藏代表團那裏沒有聽到任何消息,所以我們以為他們已經同意。我們回到飯店之後,我直接去了西藏代表團那兒,並試著解釋中國代表的提議具體是什麼意思。凱墨對我說,“平汪啦,這個委員會的提議毫無道理。這等於是已在馬背上的人,脖子上又騎了一個人。”他確實感到非常煩惱和氣憤。我試著給他們另外一種解釋。我首先強調了這個軍政委員會是中國很普通的機構;並非西藏特有。我給他們講了中央政府已經在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四個大的區域建立了這樣的軍政委員會。在任何情況下,這些都是作為在建立更多代表性的、永久的機構之前,代表中央政府的臨時行政機構。在西藏的軍政委員會也會是一個同樣的、臨時性的行政機構,並且不會在西藏政府的權力之上。我也給他們強調了,達賴喇嘛是那個騎馬的人——他將會是軍政委員會的第一領導,由他負責的。所以他們在這方面沒有必要過於擔心。 我同時直接告訴了凱墨和土丹旦達,這個問題並不是突如其來的,而是李維漢早就給他們中的人提到過。我並沒有具體的提到阿沛,但是我想這對於他們來說很明顯。我們談了一陣子後,凱墨和僧官土丹旦達說,“哦,這樣啊,現在我們理解了。”然後我問了凱墨,可不可以明天就這個問題繼續開會。他說“可以,如果是這樣的話,就沒有問題。” 當我努力緩和西藏代表們的擔憂的時候,中國政府的代表團在做最壞的打算。他們真的以為西藏代表團很有可能會因為這個問題而回家,那將會是非常的難堪,那將代表戰爭。 我立刻給李維漢打電話並告訴他,我要跟他見面。他問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們那邊的人是不是要回西藏?”我很高興地告訴他,他們並沒有走。我回答說,“我們回到正軌了,因為我給他們解釋了軍政委員會具體代表什麼,並且說服他們,這只是臨時的,也不會取締達賴喇嘛政府的權力。”李維漢非常驚訝,剛開始還有點半信半疑,他說“真的嗎?”問我“你確定嗎?”我說我確定這是真的,我知道他立刻抓起電話給毛打了電話,並告訴他,“平汪剛告訴我,問題已經解決了。明天我們可以繼續與西藏代表團談判。”房間裏非常安靜,我可以清楚地聽到毛的聲音。他當然非常高興,因此李維漢熱情地與我握手。第二天早上,雙方平和地繼續了談判。 我一直沒能確定阿沛為什麼沒有給西藏代表們轉告李維漢早些給他講過的提議。我從來沒有與他談過這個話題,但是當被李維漢問到為什麼一提到這個問題,他們都表現出很吃驚的樣子,我給他說了自己的想法,我認為阿沛沒有給他們講這件事,是因為他曾經被解放軍俘虜過,而且有很多關於他被中國收買了的流言。他可能覺得如果他表明他在和中國方面單獨見面,而且是關於一個如此敏感的問題,可能會增加別人的疑心。在上一次危機過後沒多久,談判很快就結束了。 當所有的爭論結束了,雙方也都簽字了,結果是著名的“十七條協議”。對此已經寫了很多,即使在當時這份協議似乎也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從一開始,我強烈地意識到這是西藏的緊要關頭,而且我對我個人在談判中擔當的角色予以嚴肅地對待。我身處一個非常特殊的位置,因為我對談判雙方都非常瞭解,我深信,達成一個和平的協議對於西藏是最好的選擇。我知道,如果中央政府覺得沒有選擇餘地的話,它會毫不猶豫地使用武力。中國與西藏在經濟和軍事力量方面的差距是非常巨大的,西藏代表如果做出除了接受和平解決之外的選擇的話,將意味著災難。毫無疑問,很多藏人就會被殺害,經濟將會崩潰,和平地發展藏人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機會也會隨之失去。我深感自己需要盡最大的努力幫助大家實現一個和平的結果。 簽署完畢之後有一場隆重的宴會,那片刻我感覺自己好像是個英雄。有超過三百人參加了,包括解放軍總司令朱德。慶祝開始沒多久,李維漢站起來,舉起他的酒杯說:“為平汪同志,他為簽署‘十七條協定’作出了重要貢獻。” 西藏代表團的成員們也為我的付出而感到高興。在當天宴會結束的時候,他們每個人都單獨感謝了我。凱墨說,“平汪啦,當我們知道你是談判一員的時候,我們非常擔心,因為我們瞭解曾經西藏政府把你從西藏驅逐出去。我們不知道該怎麼辦。但在一個月的談判之後,我們對你的看法改變了。我聽得懂足夠的中文,勉強可以交流,並且我知道當時李維漢真的是在警告我們返回西藏的時候,而你告訴我們是去飯店。我們意識到你在為談判有個好的結果付出了努力。你為西藏和中國的友誼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此傳記網址:http://www.amazon.com/Tibetan-Revolutionary-Political-Phüntso-Wangye/dp/0520240898)




2010-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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