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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時事評論

一個漢人佛教徒的藏地旅行記(一)

作者作者:唯色博客




紅旗與紅衣僧侶 一個漢人佛教徒2008年的藏地旅行記(一) 收到作者寄來的這篇文章已久,其實上卷前半部分更精彩,不過『西藏之頁』已發,這裡就轉發后半部分。 紅旗與紅衣僧侶 ──一個漢人佛教徒2008年的藏地旅行記(摘選‧一) 文/樂慧 引言 我,一個漢人,分別在中國和德國度過生命中一半的時光。在這兩個國家和兩種衣冠文物中,我都不感到快樂。年歲越大,我越感到生命是苦,苦海無邊。幾年前,我接觸到藏傳佛教並屢次旅行到藏地,在雪域高原上,和藏人在一起,我終于獲得了回家的溫暖的感覺並充滿了離苦得樂的希望。然而,我用自己的眼睛看到,這個民族和它的文化正在被中國政府強硬的殖民政策所吞噬,我非常擔憂它還能存活多久。2008年3月 14日西藏發生抗議以來,我更加密切地關注著藏族人的命運並日夜為他們祈禱。四月底,我從居住地北京出發,途徑成都進入四川藏區甘孜州,訪問了我所皈依的寧瑪派藏傳佛教的故鄉康定、甘孜、甘孜某縣、德格、白玉等地。 5月2日 在鄉下 睡虫在革命歌聲中清醒 “團結就是力量﹗團結就是力量﹗這力量是鐵,這力量是鋼,比鐵還硬,比鋼還強。向著法西斯開火,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著太陽,向著自由,向著新中國發出萬丈光芒﹗” 早上不到七點,我被一陣吼叫聲吵醒了。是旅館后面軍營的士兵在操練,幾十、幾百個士兵齊聲合唱,合唱停下來后還有辨不出詞兒來的單音節的吼叫︰“啊﹗”“有﹗”或者是“好﹗”,大概是訓練官在問話,士兵在答話,用以鼓舞士氣。那吼叫聲談不上驚天動地,但可以說直插雲霄,全甘孜縣城都能聽見,反正在這吼聲中我是甭想再睡覺了。 “團結就是力量……”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常聽見也常唱過的一首革命歌曲,它就像《東方紅》、《我愛北京天安門》、《共產黨好》、《我們的隊伍向前進》等屬于那個時代的經典革命歌曲,幾代中國人就是聽著和唱著無數這樣的歌曲長大的。說它們是“歌”,其實是一種誇張,這只是一些配以生硬的毫無美感的曲調的革命口號而已。記得每唱完一首這樣的歌,我們就得沖天舉起拳頭來喊一句“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萬萬歲﹗”“共產黨萬歲﹗”或者“打倒叛徒林彪﹗”、“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打倒地富反壞右﹗”、“將革命進行到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整個的童年就是在這些對一個孩子來說不可思議的情景中度過。后來,毛澤東宣佈了文化大革命結束;隨后,毛澤東死了;隨后,經過與“四人幫”激烈的權利鬥爭,鄧小平上台了,開始了改革開放。八十年代,我上大學的時候,政治氣氛仍然是壓抑的,但革命歌曲和革命口號日漸式微,港台流行歌曲盛行,八十年代后期,出現了崔健的搖滾樂,徹底反叛共產黨意識型態和審美價值,人性復活,那以後就不大聽得見諸如此類的革命歌曲了。之后我離開中國生活十多年,隨著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快和經濟的巨大發展,我以為喊革命口號、唱革命歌曲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誰知回到中國來,生活在集權中心北京,我才不得不發現,到處仍然張貼著各種標語口號,為了迎接奧運會而做的各種宣傳活動完全無異于文革中的政治運動,而在這裡,藏區,過去的革命歌曲竟然原封不動地被拾回,被用于鼓舞士氣,震懾民眾,製造恐怖,我只能得出結論,如今的共產黨還是過去原湯原汁的共產黨,或許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千萬不可掉以輕心。 “向著法西斯開火,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著太陽,向著自由……”多年后,在全世界最和平的民族被共產黨軍隊如此嚴密管製和恐嚇的環境中,再來聽這些歌詞,人才能理解,什麼叫黑白顛倒,誰是法西斯,為什麼“不民主的制度”還沒有死亡,“自由”又和槍杆子有什麼關係。 我沒有伸頭去看軍隊演習。我是一個在早上清醒得很慢的人,尤其如果有人打擾我的話,我會心情不好。從北京到成都,到康定,再到這裡,空氣質量愈來愈好,噪聲也越來越小,這是我這一路暗自高興的,昨夜的甘孜簡直是寂靜無聲,和我在北京居住的夜裡也在修建房子、噪聲給人神經拉鋸的環境形成截然對比,我非常享受這寧靜,睡得十分香甜,不料卻這么早就給革命歌聲如雷灌耳震醒了,我不得不很快離開了旅館房間,躲到街上去。 剛出旅館門,便見幾十個穿迷彩服的士兵排成三四行,左手持透明的玻璃膠盾牌,右手持黑色的七八十公分長的電棒,“突、突、突”從我面前向車站方向跑步而過。 也許是因為睡眠不足,這個場景乍看起來十分不真實,像看電影,更像是在夢中,我停下腳步,咳嗽幾聲,擰一下耳垂,確定不是在夢裡,才沿街邊走去。一瞬間,我有點嘗到世間法“如露如電,如夢幻泡影”的味道了。 街上已有不少人了,人們看來對軍隊已熟視無睹,有漢人在當街刷牙,潑洗臉水,擤鼻涕,吐口水;上班的穿藏式長裙的媽媽手裡牽著上學的小孩,孩子打扮完全像內地小孩,背著有米老鼠圖案的書包。商店在陸陸續續開門了,漢人開的商店外面,長板凳上搭起門板,擺出衣服、鞋子、棉被、毯子等日用品,店鋪的規模和貨品的式樣、成色都使我想起八十年代的內地鄉鎮店鋪。藏人開的商店裡更多是民族用品︰藏式服裝、藏刀、金銀首飾、轉經筒、成捆的經幡。據說甘孜是本州最繁華的縣城,但仍然算不得發達,商品化在這裡僅限于家庭經營的範圍,人們的物欲也很謙虛,遠沒有膨脹到內地城市窮奢極欲的地步。 昨晚空蕩蕩的車站十字路口,現下停滿了各種車輛。街道左右各停放著五六輛高級三菱、豐田越野車,車裡、車邊坐著或站著司機,他們看樣子都是藏族人。好幾個人問我是不是旅遊的,要不要租車。我留意到有人在車子牌照上方或者擋風玻璃一角貼上了“永結同心”、“心心相印”的紅色漢字,這大概是司機們為了生存而不得不貼上去的表白。(在旅程的最後一天,從甘孜回成都的路上,我坐的正是這樣一輛三菱越野車,旅程中,藏醫司機對漢人各種暴行的申訴,證明這些“紙”言片語完全不可能是他們心聲。) 持盾牌的那隊士兵跑到“神聖士兵”的崗亭那邊后,在崗亭與迷彩活動房之間的行人穿越道上列隊席地而坐。他們一個個把盾牌放在胸前,好像隨時準備抵擋毒箭飛來。 我從他們面前走過,看清那不過是一些二十來歲且明顯是來自農村、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的男娃娃,他們一個個表情愚鈍而迷惘,清晨的第一縷燦爛陽光照到十字路口,也照到了他們臉上,刺入了他們的眼睛,他們好多人在揉眼睛。 看著他們,我想起昨天在公共汽車上聽那司機說的,在爐霍,有18歲的武警士兵被藏人打死了,父母從內地來領尸,哭得死去活來;在色達,有漢族士兵被割了耳朵。……可憐啊,歷來就是最窮最簡單最沒有權勢的人被當作炮灰。佛教裡把修佛的人分成各種根器,上上、上中、中上、中下、下下等等根器,這些士兵,他們屬于哪種根器呢?他們此生有沒有修佛的緣分?這樣想著,我發現,在我的心中,對這些士兵,悲憫之心代替了恐懼。 車站外面的街道旁邊停著一些中型轎車,有的車擋風玻璃后放著“馬尼干戈”、“色達”字樣的牌子,藏人車主們大聲吆喝著,招攬去這些地方的人坐他的車。不斷有人問我“包車嗎”,一輛中巴擋風玻璃上面貼著甘孜某縣-甘孜的字樣,這大概就是春梅在電話裡告訴我的該坐的車了。我走過去打聽,果然是。聽說八點鐘開車,我趕緊去附近一個餐館買了個鍋魁,吃著走回旅館拿行李。 旅館收拾床鋪的服務生是個藏族姑娘,見我行李包重,很熱情地和我一起把它抬到了車站。路上,這姑娘告訴我,她家住在離這裡走路只需半個小時的村子裡,她每天走路到旅館來打工。“以後來耍嘛。”她樸實地說,告訴了我她們村子的名字,怎么走。萍水相逢,這樣的邀請,只有在偏僻的中國農村和藏地才遇得到了,這使我想起過去有好多次,在藏區其他的地方旅行時,天黑以後,總是有人向我敞開他們的大門,熱誠地為我提供吃住。 寺廟公共汽車 八點鐘要開的車,結果在十一點才開出。 見我提著行李來了,看來是車掌的藏族小伙子叫我把包放在一個座位上。“等一下。”他用很簡省的漢語說,對我更多的問話,他一概以微笑作答,我只能猜想他會說的漢語不多。 車上才坐了幾個人,藏民,樣子十分地道,寬大的藏裝、一邊袖子掉落在腰際,藍色松雀石與紅色瑪瑙的頭飾,黝黑的面龐,濃道的表情,一句漢話都不會,安靜地坐著,友好地看人和微笑,其中一個老者在數著念珠。 我聽春梅說,這種短途的車總會等人裝滿了才開車,見車上還沒坐滿人,我想它不會很快開的,就跟車掌小伙子說,我去買點東西再來,他頷首表示明白。 春梅說,菜蔬和水果是鄉下最缺乏的,她們已經好久只吃酥油糌粑了。如果我想吃菜蔬水果的話,請帶一些進去,她說。 一打聽,菜市場離車站只幾步之遙,我就去買菜。經過幾個小小的日用品店和小吃店,就看見右手邊朝裡走有一些菜攤,一個鐵製的、沒有門只有形的拱形門是這些菜攤的入口,拱形上有“農貿市場”幾個漢字。幾個菜攤就算是“農貿市場”了,這也是藏區的概念。 我在第一個菜攤停下來,菜種類當然遠沒有內地多,大部分蔫蔫的,賣菜的是個會說漢話的藏族老太太,熱情地問我要什麼。菜很貴,比成都貴幾倍,比北京還貴,我買了六七種、幾十塊錢的,老太太很高興。一聽說我是帶菜到鄉鎮上,老太太立即表示理解︰ “這季節,鄉下人都沒菜蔬吃啊,本地的菜蔬現下才種下去,全靠有人到縣城來時帶。你的運氣好,有的菜,比如西紅柿,前幾天還沒有,這兩天情況沒那么緊了,才開進來的。” “ ,這事兒對你們賣菜的也有影響嗎?”我問。 “當然有影響了。前些天菜少得很,交通管製,菜拉進來都慢得很,一車一車的爛在路上了。”聽她這么一說,我才想起在是康定聽人說起過,三月中旬后實行交通管製,直到我進來前幾天,交通管製才結束,看來我能進到裡面來,也和西紅柿一樣幸運了。 “聽口音您是藏族吧?您覺得藏族鬧事應不應該呢?”我問老太太。 “不該鬧,鬧不好﹗你看,以前我們這裡哪有菜吃?現下菜越來越多,生活越來越好,鬧啥子呀?”老太太隨口說,忙叨叨地打發旁邊那個不會漢語的姑娘過來稱稱,算帳,自己則走開了,顯然不願就這個題目和我談下去。 把菜放到車上的時候,車上人多了幾個,過道裡的貨物也多了些。等了一會兒,還是沒有開車的樣子。我又跳下車去,到剛才經過的一個水果店裡買水果。 用四川話和漢人頭家討價還價一番后,我買了15公斤重的一整袋蘋果,還有冰糖橙、梨和西瓜等,東西太重,我請頭家用單車馱上它們,幫我搬到汽車上。 走向公共汽車時,遠遠地,我看見公共汽車緩緩開動了。我猛跑起來,請頭家騎上單車去追。單車上那袋蘋果沒有綁牢,頭家根本不可能騎上去飛奔。我手裡提著一袋沉沉的水果,也跑得很慢。我只好大聲叫喊,車上的人明顯聽不見,但我希望引起路上的人注意,希望有人可以幫我把車攔下,可是,路上無論是漢人還是藏人都只是詫異地看著我,並沒有一個人幫助我。 跟在車后跑過十字路口,倒右拐,迎面來了幾個休閒逛街的武警戰士。 不是說“民眾的軍隊愛民眾”,宣傳中不也有無數雷鋒一樣的解放軍助人為樂的“先進”事跡嗎?我感到有希望了。 “請你們幫我把那輛車攔住,我的行李在上面﹗”我大聲請求他們。 可是這些人的表情和街上的人一樣詫異。“打個計程車去追吧﹗”我聽見其中的一個人這樣說。 “Scheisse﹗(大便)”我用德語罵。車開得離我越來越遠越來越小了,馬上就要就開出到牌坊那邊啦,過不久它就在甘孜某縣啦﹗ 一輛計程車從對面開來,我立即攔住它,跳上去,讓它轉頭去追前面那輛灰色公共汽車。 剛開出幾米,只見那輛公共汽車停下來了。我們很快開過去。我下車,走到公共汽車門口。車掌小伙子正在忙著從一個商店裡把貨物搬進車裡。 我責問他為什麼不等我就開走了。 只有詫異的表情,沒有回答。 看見我付給停在旁邊的計程車司機錢,水果店頭家也推著單車來了,幫我把水果搬到車上,小伙子才明白我是怎么回事兒,不經意地笑著說,他們還會開回去的呀。 我頓時感到無地自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這句成語最能形容我當時自責的心情了。 上得車來,我問自己,我為什麼這么不信任人,為什麼這么緊張呢? 因為我來自這樣的文化,人與人從來不互相信任,必須互相防范︰我得出這樣的結論。從小我就知道長輩們因在政治運動中相互揭發而互為仇敵;“思想落后”的我,常常被穿小鞋,對領導、同學、同事與社會沒有信任,只有懷疑和防范心理;回到中國,生活在極權中心、環境惡劣和人欲橫流、稍不留神就會被人坑害的北京,我的神經不知不覺又變得緊張起來。我去過世界上很多國家,但屢次錢包和單車被盜都是在過去和現下的中國,在中國我還有其他被人算計的經驗,說起來話就太長了。反正,重又在這個國家生活了幾年后,我的神經已經繃得太緊了。 在德國,我知道,車開走了沒關係,一般來說,打幾個電話,東西就會被送回來。所以,在那裡,我絕不會這樣對一輛車窮追不舍。我現下行為的模式完全是在中國的行為模式,但我此刻是在藏區,這裡是不同的,我面對的是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在這裡我無須緊張。 放鬆吧﹗放鬆一些,再放鬆一些,我告訴自己。 我開始念觀世音菩薩心咒。 念咒使我安靜下來。 沒有帶念珠,這確實是一個錯誤,不數自己念了多少遍,不久,我的注意力就散開了,上上下下的人和貨也使我好奇、分心。 車子在縣城的幾條街道上開來開去,確實又經過車站好幾次。一會兒有人上車,一會兒同樣的人又下車去了,車掌小伙子總會跟這些人走到遠或近的房子裡搬東西,這些東西一般來說都是用裝過糧食或飼料的生料袋包裝好了的(解放軍工事裝沙的口袋也是這類口袋),它們有時候也已被主人放在街道上了,由人看守著,車子一來大家就一起把它們抬到車上,某人的口袋太多的話,車掌會爬到汽車頂部去,把這些口袋壘在那上面的行李架上。車裡的座位上、過道裡、車頂的行李架上貨物越堆越高。好像這是一輛貨車,順便搭了幾個人。 坐在我身后的是個矮小的漢族小老頭,是這輛車裡連我在內四個漢人裡面的一個,(其他兩個是對小夫妻,去甘孜某縣縣城做什麼小生意。)每次放上來一個口袋,漢族小老頭就會憑眼力說,這大概是土豆,那大概是什麼,后來有機會證明,他的估計還挺準確。 我的菜蔬水果一盤散沙地被我放置在頭上的窄小行李架上,車行駛到不好的路上或者轉彎處時它們都可能掉落下來,而西紅柿、香蕉這類嬌氣、易于碰壞的東西則被我抱在懷裡,隨著過道裡越來越滿的貨物擠兌我的身體,我幾乎像孵小雞的老母雞一樣護著懷裡的東西動彈不得。 當車子停到一個賣雜貨的商店門口時,我靈機一動,把西紅柿與香蕉放在座位上,越過貨物的山嶺下車買了個舊生料袋(它們當然都是舊的),這下,我的水果和菜蔬和我全都得救了。 老頭熱心地幫我把除了蘋果以外的蔬果從硬到軟依次放置到生料袋裡,我們合力將我旁邊已有的那些口袋往另一邊挪了挪,把我的口袋見縫插針地安插在成山的生料袋袋和我的身體之間。 在看見一輛拉著菜蔬賣的板車時,我又跳下去買了幾種菜蔬,把口袋裝得滿滿的。據我所知,春梅是和幾個人一起在慈善醫院裡工作,她們還有鄰居,那裡還有一個學校,因為是“非常時期”,五一節學校的校長和幾個老師沒有放假,守在學校裡,所有這些人,我都希望他們能吃上一頓菜蔬。 身體時刻被這裝滿我的貪心的口袋抵著,我覺得還沒有到鄉下,自己已變成了鄉下人。 兩個年齡和我十四歲的女兒一般大的小覺母在位置上坐了一會兒,又下去了。過了一個小時,在另外一個地方,她們又上車來了,變成了四個。這時其他座位上的人也來了,他們翻山越嶺,巧妙或笨拙地從貨物上爬到我身后的各個座位。 車箱裡彌散著酥油氣味。藏族男人們,不管穿的是藏服還是漢服,衣服上都滿是油漬。留短發的,頭髮大都硬硬地翹著,被灰塵造了隨心所欲的髮型;辮子盤到頭上的,在他們的頭髮與紅頭繩上也看得見一層灰,像清晨的青草上蒙了一層細細的露水。覺母們絳紅色的袈裟是這車上最乾淨的,她們的臉也洗得很乾淨,眼睛安靜地盯著前方,很少東張西望,即使看人,眼神也很羞怯與委婉。 車開前,一個藏式長裙穿得十分伸展,戴著金耳環和珍珠項鍊的漂亮女人出現下車門口,給人驚艷之感。其實藏族人五官大多都很端正,幾乎個個是美人,只是到了縣份上,像這樣整潔講究的人物不多。 漂亮女人站在車門口磨蹭了一會兒,之后朝覺母們說了些什麼,覺母們各回答了句簡單的話,她就消失了。 一會兒,她回來了,遞給每個覺母一袋花生米和一瓶飲料︰雪碧。她自己則手拿一瓶農夫山泉,最後一個上得車來。貴婦人一般的她,不得不和其他幾個姑娘一起坐在過道裡壘得很高的生料袋上,頭差點頂著了車頂,一雙穿尼龍絲襪和高跟皮鞋的秀腳搭拉在我鼻子前。 車掌小伙子擠上車,坐到貨物上,門關上后,他才站到門口的一點點立腳之地去。車終于正式開出了。 還是在縣城一帶的好路上,汽車已最多是以每小時二十公里的速度在爬行,我感覺車身隨時都可能散架。 在八十年代的雲南,前些年在其他藏區,我都沒有遇見過如此人貨混裝、嚴重超載的公共汽車。藏區的道路必是艱險,從地圖上可知這車要沿一條大河開行,想像陡峭的山路和深谷中激流澎湃的河水,我很想叫司機泊車,把我放下去。 我寧可花較多的錢包一輛車。我幾次三番這樣想。 最終我沒有跳下車去包車。我對自己說,難道我的命比車上這些人的命寶貴嗎?他們一輩子都坐這樣的車,我就坐不得一回了嗎?還想望著到藏區來生活和修行呢﹗“學佛的漢人最貪生怕死”,到爐霍車上的司機的話也在耳邊想起,算了,生死有數,聽天由命吧。 車開出縣城后,開到下一個村子,還有貨上到車上來﹗ 漂亮女人居然也是一個人獨自旅行,剛去色達玩回來,那些覺母和她並無關係,她只是供養她們一點飲料而已。她家在甘孜某縣縣城,就是說,她是城裡人。她沒工作,所以很悠閒,這趟去色達,也去了赫赫有名的五明佛學院,但“只玩了兩天,就不好玩了。”她說。 對這樣一個藏族女人來說,什麼是好玩的呢?我煞費心思。 坐在她身后的幾個年輕的姑娘則是去某縣境內的山上采虫草的。我遂想起昨天車子翻上折多山后,就看見零星的帳篷和用那種紅藍相間的生料篷布(在全中國均可見)搭起來的窩棚,它們都是為采虫草而搭建的。從昨天到今天的車上,人們都在談論采虫草的收益︰一根虫草依照大小可賣10至50元,季節完后一家人可采到幾萬塊錢的虫草,如果運氣好的話,可以采上十萬元。 高海拔和嚴寒賦予高原的除了稀薄的氧氣和嚴峻的生活條件外,也有許多寶貴的自然資源,比如,那些大山就是一個巨大的藥庫。雪蓮、藏紅花和虫草屬于我從小在成都聽過的有關藏族人的傳奇事物,這些來自高原的藏藥對許多疑難病症具有神奇的療效,患絕症的人會不惜一切代價去獲取它們。 在我看來,虫草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事物之一,就像它的名字表明的,它既是動物也是植物,冬天,它是虫,卷縮在土裡冬眠,夏天它又長成了草。在五月初這個季節,它剛發芽的時候,人們必須挖出它,才有藥性。虫草燉肉可以滋補身體,這是我所知道的該藥的好處,但不能給身體太弱的人吃,否則會流鼻血。它肯定還有更精確和不得了的藥用,以致人們稀罕這種物質像稀罕金礦一樣。 “你和我們一起去么?你可以住在我們的帳篷裡,我教你認虫草是什麼樣子。”聽我問起要走多遠才能找到虫草,坐在生料袋上的一個姑娘用帶很重口音的漢話熱忱地邀請我。 “外地人也可以隨便去么?”我問。 “交給當地管事兒的藏民一點進山費,誰都可以進去挖。”我后面的漢族小老頭接茬說,他就是進去給采虫草的人送菜蔬和糧食的。 “下了車還要背著東西走半天山路呢﹗這兩年,找得到虫草的山越來越遠,越來越高了﹗”他說。 可想而知,經過連年的挖掘以後,虫草已經越來越稀少了,它也越來越貴。 漂亮女人真心對我說︰“再都不要去﹗挖虫草太苦了,白天太陽暴晒,晚上在帳篷裡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在那么多草草裡找虫草還傷眼睛得很。我都吃不了那個苦,你更不行了。” 看來挖虫草只是沒有生活保障的鄉下人的事了。 毫無疑問,這是對大自然的剝削,將造成生態失衡,不用多少年,虫草這種物質就會像一些其他物種一樣滅種了,但是,面對這些向大山求生存的人,我又能說什麼呢? 后來春梅告訴我,甘孜這邊學校近年來每年都放一個月的虫草節,讓孩子們回家幫家裡挖虫草。春梅說,在這一帶,只有索朗上師家族的人不去挖虫草,因為虫草也是有生命的,索朗上師嚴禁他家人挖虫草殺生。 路上當然有檢查的關卡,但我已習以為常了,不想再說它。不同的是,這條路上的關卡還兼有檢查客貨混裝和超載情況的責任,但只要司機給檢查的警察一些賄賂,車子就可以安然透過關卡,我們的車子就是付了這樣的“過路費”的。 這輛車超載史無前例地嚴重,但乘務員,亦即我先前所說的“車掌小伙子”也是我見過的前所未有的稱職的乘務員。他在幾個小時之內不斷幫人搬運那些沉重的貨物袋,把它們放進車裡,舉上、拉上車頂,他在車裡進進出出,從車上爬上爬下,有著十二萬分的耐心。 設身處地地想,我覺得自己做不到他那樣。我也不明白,他為什麼不讓那些人自己解決呢?內地一般乘務員是只動嘴不動手的。這小伙子卻兢兢業業,脾氣極好,一直是那個到笑不笑的表情,滿足著所有人的要求。車一開,站在車門后狹窄容身之地的他,就雙手趴在面前的口袋上睡著了。路上不斷泊車,他又不得不醒來,揉一下眼睛,跳下車去,安排乘客,把貨物從車箱裡或車頂上卸下來。 三個小時后,車子在春梅工作的慈善醫院門口停下來。雖然沒像那乘務員一樣勞動,但我也已精疲力竭,興許我也只是替這乘務員感到精疲力竭而已。 人們和乘務員幫我把我的三大砣行李拉下車,我在車下付了乘務員車費︰二十五元。 “其中多少是車費,多少是行李費?”我順便問乘務員。 乘務員沒有回答就返回上去了。 聞聲而到大門口來迎接我的春梅替我回答了這個問題︰我付的只是車費,行李和貨物是不收費的。 “他們把貨物裝得那么滿,不是為了盈利是為什麼?”我不解地問。 “每天在這條路上跑的就只有他們這輛交通車,人也得裝貨也得裝。這是寺廟開的車,為了寺廟的生存和民眾的方便而開的,是非盈利性質,就像我們的醫院。”春梅說。 我這才恍然大悟,猛想起那個乘務員深藍色外套的下面露出紅色的裙子︰原來,這是位喇嘛,修行人,怪不得那樣任勞任怨。 5月2日 淨土鄉 一兩年不見,春梅還是那個樣子︰矮矮的個頭,極短的頭髮,一副眼鏡,總是衷心地笑著,笑的時候露出不太整齊的門牙,雖然在紫外線極強的高原上生活,也沒見她皮膚變黑。 一排漢式平房,一個被磚牆圍起來的院子,院子裡亂七八糟,一大堆石頭和一大堆木頭佔據了院子大部分面積,一排新修的二層樓的土木架構的藏式房子矗立在院子的一頭,院子中間堆著石頭的旁邊有一座小木屋。 平房有六七間,頭上一間門框上方掛著漢藏語的“淨土鄉慈善藏醫院”的牌子。卻見有病患坐在院心的小木屋旁邊臨時搭起來的木凳子上,他們背后木屋牆上,掛著他們輸液的瓶子。幾個修房子的男工女工在用背簍或者赤膊背石頭,背到新房子那邊去。 春梅把我領到一間有藏式爐子的屋子裡去,裡面有碗柜,有沙發,看來這是她們的廚房兼客廳了。爐子上貼著幾個面餅,極其誘發我的食慾。 一個穿著深色藏裝的中年女子在客廳裡向我微笑,春梅把她介紹給我︰“這是索朗堪布的妹妹,叫她阿姐就行。” 春梅讓我坐,說她得去處理病患,一會兒再過來,就不見了。 剛才就是阿姐把那一大袋蔬果從外面拎進來的。她漢話說得不好,但基本能聽懂我說的話。 本鄉女鄉長剛好也在,她穿得跟剛才公共汽車上那個漂亮女人一樣光鮮,身材豐滿,漢話很好。三十多歲的藏族女人,竟為一鄉之長,應該很能幹吧。她和阿姐關係很好,是到她們這裡來吃午飯的。 我們的午餐︰面餅就酥油人參果。人參果是從野地裡挖起來的,純天然食品,好東西,阿姐為了迎接我這個客人特意做的。 一起吃午飯的,還有醫院的藏醫,一位老年的喇嘛。 這位穿絳紅袈裟的老喇嘛有一副高高的身材,人瘦削而精神,一臉深邃的皺紋,皮膚有著黑金的色彩和光亮,更亮的是他的眼睛,光看這眼睛,你就知道什麼叫善良與智慧。在漢地,有的懂得養生之道的老中醫會越老越精神,生出仙氣來,鶴發童顏須眉,那是得了道家的“道”,同理,一個精于藏醫的藏傳佛教和尚,老來恐怕也很了得吧,否則,為什麼,一坐在他身邊,我那顆一路上因恐懼而忐忑不安的心就安寧下來了呢? 老喇嘛會的漢話不是很多,只是坐在沙發上靜靜地吃飯,偶爾和阿姐交換一句藏話。 吃晚飯和第二天吃早飯時,我都留意坐在他身邊。那是坐在父親身邊才有的一種安全和受翼庇的感覺-在我真正的父親身邊,也許,童年時我也曾經有過這樣的感覺,但是,我稍長大后,它就蕩然無存了。 以後我告訴春梅這個感覺,春梅說她對師父(她這樣簡單地稱呼他)也有這感覺,她們的鄰居,一個白族銀匠的媳婦,也對師父有著同樣的感覺。 我一到這裡,春梅就給我服用了師父自製的藏藥“黑九味丸”。十多分鐘后,一天以來我服用“紅景天”和其他藥品后稍有好轉但還是干擾著我的高原回應奇跡般消失了。過去,去拉薩和藏區其他地方旅行時,我不得不忍受著這種服藥后殘餘的高原回應,這次,在“黑九味丸”的幫助下,我在藏地的旅程“登高山如履平川”,春梅說這不僅是因為那些藏藥做的藥丸藥效好,還因為師父用法力加持了它們。 如果我知道,第二天師父就要離開藏醫院去白玉縣那邊的寺院閉關去了,那么,我就不會花整個傍晚的時間和春梅去山上散步,也不會花整個晚上的時間為大家做那頓對他們來說像“過年般豐盛”的晚餐了,我會一直呆在師父的身邊,看他怎么工作,怎么配藥,怎么為人、處事,我一定會從他身上學習到某些不為我所知但有益的東西。 第二天吃早飯時我才知道,在藏醫院連續工作四年后,師父決定結束對俗世的服務,回到寺廟去,做一個純粹的修行人。 早飯后又有病患來找他看病,國小校的校長帶著一大捆經幡來請他加持,本地村寺的管家來和他商量一些念經做法事的事情。他照例忙,很難脫身離開。 師父說,過去幾次就是這樣的情況使他留下來了,本來他只答應來醫院幫一年的忙的。我聽后暗自希望他這一次也會這樣留下來。 然而,中午,交通車快來的時候,他毅然背起小小的紅色喇嘛布口袋走出了醫院大門。 我陪著他等公共汽車。 我們坐在路邊一個長條木凳上。 師父教我念蓮花生大士心咒,他的念法和日喀則統戰干部一樣︰Om A hong banza guru beim xidi hum, 他不斷耐心地一字一頓地重複他的發音,我很快就學會了那種念法。 “到白玉來﹗我們一起修行﹗”當那輛灰色的寺廟公共汽車開來,我對師父表達舍不得他的心情時,師父這樣說。 昨天那位喇嘛車掌幫師父上了車。他們一同消失在我的視野裡。 在我結束這趟旅程、離開甘孜前,春梅又給了我一袋這些藥丸,我把它們帶回了北京,供奉在有上師照片的地方︰如果有緣分,我還會見到師父的。 春梅本來是護士,在成都一個大醫院做了十八年護士,為了學佛修行,一年前辭職到藏地來。在這裡,她既當護士又當醫生,“曼巴”,藏族病患這樣稱呼她。 這鎮子上有一所國家辦的鄉民眾醫院,還有一個該國家醫院的退休醫生開辦的私人診所。鄉醫院的都是西醫,動不動就給病患輸液,而每輸一次液,就是兩三百塊錢的費用。對藏人家庭來說,兩三百元是個不小的數目。私人診所也是盈利性質的,比國家醫院還貴。慈善醫院只收醫藥的成本費,對家境不好的藏人,甚至免收費用,關鍵還有,只有這裡有藏醫藏藥。所以,自從索朗堪布在四、五年前創辦了這個慈善藏醫院后,病患們就都願意來藏醫院。 慈善醫院靠索朗堪布收集的善款來維持,醫院的從業人員,阿姐,老藏醫和春梅都屬于志願者性質,吃住在醫院,基本不拿工資。“在這裡也用不著什麼錢。”春梅說。 在藏區,已不是第一次,我發現,和寺廟、喇嘛聯繫在一起的生活,不一定非得像在俗世那樣處處以金錢為遊戲規則,這裡有另一種價值標準。 這裡也有另一種時間概念。公共汽車沒有發車的具體時刻表,春梅也沒有固定的作息時間,晚上十點鐘也有人來看病,藏族人不知道什麼叫“週末”,連春梅也完全沒有週末的概念了。醫院是她的家,醫院是她的生活。有病患的時候工作,沒病患的時候念經,磕頭,看書,散步,打電話。阿姐是醫院的管理人員、廚師和春梅的翻譯。阿姐沒有成家,但也不是出家人,阿姐也把醫院當成自己的家。不久,會有一個從佛學院畢業的年輕喇嘛來做藏醫。現下我來拜訪春梅了,適逢虫草節,看病的人少,春梅可以放自己一段時間假,陪我去朝佛。一切都出于自願,一切都順其自然。 國小校的年輕校長帶著兩個比他更年輕的老師來看我了。 過去春梅跟這個校長提起過我,說有那么一個北京的朋友想來這裡的學校做志願者。學校很缺人,校長很希望有志願者去,所以,我一到,校長就聞訊過來了。 校長是一個不到三十歲的壯實的藏族小伙子,穿得和漢人一樣,笑容卻很憨濃,他說的漢話是四川話,一男一女兩個老師也說四川話。校長教漢語和藏語等,另一個男老師教數學、英語(﹗)等,女老師則教音樂和美術 ──他們其實哪科都教。他們還有幾個老師,二個代課老師,目前放假回家了。 “學生多,師資少。”校長說,這是他們學校的第一個問題。全鄉的孩子都集中在一個學校,吃住都在這裡,學校人手不夠、教室和學生宿舍都很擁擠,房子不夠住,這是第二個問題。教師工資待遇很低,大家都不安心,都想考公務員,脫離教育系統,這是問題之三。校長說這些的時候,兩個年輕老師不斷在旁邊附和。 一見面,年輕人就很實際地把問題擺出來了,后來我發現,這對我是一個殊榮。他們是不會對教育局的人這么直截了當地說話的,而他們對我寄予的希望也超出了我所能承擔的範圍,那是他們對整個生活的希望,是對不得志與受壓抑的宣泄。 我帶的蘋果對他們是一個小小的安慰,他們一人吃了幾個。吃完蘋果我提議去學校看看。于是我們穿過小小的鎮子去位于鎮子另一頭、馬路另一邊的學校。 路上經過鄉政府,鄉政府的房子簇新,也是本鎮修得最漂亮的,它是幢帶轉角的二層樓藏式房子。在中國,每個單位都有圍牆,從鄉政府的圍牆邊只看得見這幢房子那漆成絳紅色的二樓,看得見走廊每根柱子上掛著漢藏文的牌子︰“淨土鄉民眾政府”“淨土鄉委員會”“縣武裝部淨土鄉分部”,“淨土鄉司法所”“淨土鄉民眾代表大會主席團”“淨土鄉民眾調解委員會”“淨土鄉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縣農牧局淨土鄉綜合站”等等,漢字大,醒目,藏文小,不起眼。我們走過的時候,鄉長正和一個戴黑邊眼鏡的男人站在二樓寬闊的走廊上觀街景,看見我們,鄉長微笑著向我們打招呼。 鄉政府圍牆上貼著三張《佈告》《通告》《公告》。晃眼看去,那都是和三月份的騷亂有關的官方通告。 因為和別人走在一起,我沒有停下來去讀它們。 在佈告對面,馬路的另一邊,有一個小小的商店,“濟貧商店”幾個字貼在商店窗口上方,商店外聚集著一些看來沒事干的小伙子,他們的身邊有一些機車。商店裡面黑漆漆的,只看得見正對門口的架子上擺著礦泉水,可口可樂,餅乾一類的食品。在這樣的山溝裡,誰會買礦泉水呢?這裡的山泉都是礦泉水呵﹗而“可口可樂”和“雪碧”這些美國化學飲料看來也已在藏區最偏遠的角落安該家落戶了,全球化的腳步已經然不可避免地踏遍窮鄉僻壤了。 聽校長說這商店是寺廟辦的,我才明白何以它叫“濟貧商店”,后來我發現它也是鎮上唯一的商店,設有鎮上唯一的公用電話。 寺廟開交通車、喇嘛開辦慈善醫院、寺廟開商店,后來,在德格縣的宗薩寺,我得知有80多個孩子在寺廟開辦的學校裡學習,其中有一些是在國家辦的學校裡成績不好的差生轉過去的。 中國媒介一味標榜政府在藏區如何大量投入,它們決不會報道,除了是精神和心靈的寄托外,寺廟在藏區民眾日常生活中也起著重要的作用。 一片廣大的廢墟,許多垮掉的房子,彷彿還聞得到木材燒焦的味道,這是在進入學校前我看見的景像。 我當然詢問這是怎么回事兒了。 “這是這裡的森(林)工(業)局,前幾天被老百姓放火燒毀了。”校長簡略地說。 后來我從春梅的口裡得知,這可能是本地藏人附應此次“動亂”的行動。她說,人們想泄憤,不敢衝撞鄉政府和派出所,就燒毀了森工局這個最不被注意的政府單位。沒有人員傷亡,失火是在大白天,森工局的人都去山上植樹了。 除了磚頭瓦塊,只看得見頹垣斷壁,能燒的都燒光了,為什麼竟燒得這樣厲害? “沒人救火嗎?下面就是一條大河呀,用抽水機抽上水來不就可以滅火了嗎?”我問春梅。 回答是︰“問題是沒人來救火,除了鎮上一些個干部外,老百姓都袖手旁觀。” “這下我們學校終于可以擴建了,上級已經把森工局的地盤批給我們了,下半年就要建新的校舍了,原來的校舍用做宿舍,明年,如果你來我們這裡支教,也會有一間宿舍給你了。”校長衷心地說。 可能是為了息事寧人,房子被燒以後,政府把森工局的人撤回了縣上,整個事件也低調處理,不宣傳,不報道,等于沒有發生過。這樣,一個單位就無聲無息地從一個鄉鎮消失了。 教師辦公室︰幾張辦公桌靠在一起,可以想像教師們圍著辦公桌而坐的情形。一進門,迎面牆壁上,掛著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巨幅畫像,這是文革中的學校裡每個教室黑板上方和每個教師辦公室裡必掛的,那時,各個單位當然也都像供神一樣供奉有這些畫像。如今,在改革開放了二三十年的中國內地,這些偶像基本上見不到了的, “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做共產主義事業的傳人﹗”這些在我那個時代上課前必須對著偶像齊聲呼喊的標語口號也取消了,而在這裡,卻還張貼在各個教室黑板上方。 如果藏區是中國的話,為什麼這裡不像內地中國學校一樣也取消這些意識型態的東西呢? 事實上,即使在文革中的內地,我也沒有見過比這個教師辦公室的牆壁還要“紅”和“左”的牆壁︰牆上掛滿各種各樣的辦學警示、規章制度鏡框、受表彰的錦旗、先進教師的獎狀、學期計畫等,牆壁上沒有一塊空余之地,使這個十多平方的房間顯得十分擁擠。最令人印像深刻的是門口掛著的教師介紹,在一個沒有玻璃的木框裡貼有每個教師的一張紅底照片,一看就是統一照的,照片旁邊寫著他們的年齡,資歷,政治狀況︰七八個人,個個是中共黨員。 我看著旁邊站著的女教師,她才二十出頭,天真活潑的樣子,竟然也是黨員?看來如今入黨已是家常便飯的事情。 我就問女教師入黨的事,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眼睛看著校長。 校長解釋說,這只是他們為了迎接縣上和州裡的檢查而採取的“應急”措施,即,這是他們做的門面,其實,除了一兩個教師外,大家都不是黨員,包括校長本人也不是。 我驚異于小伙子作假的大膽,問他,這種事情可以瞎編嗎?要是上級查出真相來怎么辦? “誰要查啊。縣教育局知道實情,他們其實很鼓勵我們入黨,只是我們不想入。州裡和更高的部門來檢查時,看見這個可以給縣上爭光,我們才這樣做的。” 如果到這裡來做志願者,我是不想在這間辦公室裡辦公並接見學生的。我要在山上、在一條大河邊和學生散步,談心,我要帶他們到大自然裡去,到寺廟去上課,剛才踏進校門前我還這樣想,然而校長說的“教育局”“檢查”一類的事情,立時使我對來此學校做志願者的想法打了退堂鼓︰教育局會讓我這樣“思想落后”的人來教育中國的下一代嗎?而我又愿不願與教育局打交道? 校長和兩個老師又陪我參觀了圖書閱覽室。閱覽室也掛有偶像畫像,可供閱覽的書卻寥寥無幾,一至六年級的教科書全都擺在一張桌子上。除了藏語教科書以外,那都是和漢地學校一模一樣的、民眾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科書。 校長拿起薄薄的藏語教科書給我看,說它只是漢語教科書的翻譯本,而且也只翻譯了一部分,他指給我看,漢語教科書有配套的幾本練習冊、參考書,而藏語教科書則只有薄得可憐的一本練習冊而已。 校長自己的藏語是在上師范學校時才學的,也不好,沒有能力自編藏語教材,深為現有藏語教材和資料的薄弱苦惱。他說,其他科目都是漢語的教材,老師講課也用漢語,所以藏語基本上就只限于上藏語課時使用,這樣當然藏語學不好了。 我注意到一個書架上擺了好些英文書,書都是編了號的,好些是原版英語小說。校長說,以前這裡有一個美國基金會,撤走了,書是他們留下的。 “什麼樣的基金會?”我問。 校長搖搖頭,說他也不知道。他來學校時他們已經離開了。 我又問那個教英語的小伙子看不看這些書。 他搖搖頭,說看不懂。 小伙子的英語是在康定學的,可能就是速成班的水準吧。我也沒看出他對英語或者教書有什麼興趣,他一直被動地跟在校長身后,義務性地奉陪著,越來越心不在焉的樣子,是不是在想考公務員的事情呢? 學生宿舍在教室對面一排磚瓦房裡,二十幾個人一個房間,我能夠想像是什麼樣子的,假期沒有學生,除了上下鋪的鐵床,可能什麼也看不見。后來春梅告訴我,宿舍又擠又臟又黑暗,這個學校很多方面比內地學校差得多。 春梅還說,雖然現下國家不僅全免學費、書本費,還供給孩子們住校的生活費,藏族人還是不願送孩子來上學。 為什麼藏族家庭不願送孩子上學呢? 我就這個問題請教了校長,校長說,學校只管教學生不管招生,招生是鄉政府的事。看來這個話題諱莫如深。我只好請春梅去向鄉長打聽,春梅說,聽到的答案令她“意想不到地震驚”。 原來,這個鄉只有這一所國小,有學前班至六年級七個班,一百多個學生,其中,只有一個學生是家長自願送來上學的。每年招生的時候,縣裡都會開會,根據人口數量和每個學校就學學生至少該有多少,給各鄉分發下上學孩子的名額。鄉上則把任務分發到村裡,村裡不願決定哪些家庭該送孩子上學,便把有孩子的家庭都報到鄉上,由鄉長和鄉黨委書記點名指定哪些家庭該送一個或者兩個孩子上學。 為了讓孩子免于上學,藏民們都爭先恐后地給鄉長她們送禮,他們拿來酥油、 牛肉等,表示家裡已送了一個孩子到寺廟學習,更多的送不起了,說好說歹,就是希望鄉長能把孩子的名字從上學名單上剔除掉。 “祖祖輩輩以來,這裡的人都一輩子在家務農,放牧,生兒育女,修行。他們不去遠處,用不著上學。他們只懂得,送孩子去寺廟是天經地義的事,功德無量,上學卻是多餘一則,毫無意義。尤其是女孩子,上過學又沒學得好到能遠走高飛,那將來出嫁都成了問題。女鄉長不是這個鄉的人,她屬于讀了書遠走高飛了的,在此地的藏族裡,她這樣的例子是鳳毛麟角。”春梅說。 對春梅這個漢人來說,藏人如此頑固地拒絕上學,是愚昧的表現,所以她才那么“震驚”。 在這個世界上,不管是在中國還是西方,恐怕大部分人都會同意春梅的想法,但對我來說,藏人不想讓孩子上學,卻是值得尊重的個人選擇。 在學習過許多知識、語言,去過世界上不少地方后,我才知道,光憑知識,人並不能福祉,有時,恰恰相反,知識越多,痛苦越多,我們的社會自殺、犯罪的飽學之士、成功人士比比皆是,就是例證。西方在啟蒙運動后拋棄宗教后花費整個的心智來發展的科學亦即征服自然的知識,已經成為統治全世界的唯一價值標準,它所帶來的全球化,完全以無休止地毀壞環境、掠奪地球資源、摧毀其他生命系統、消滅多元文化為代價,其可悲的結果已經昭然若揭了,而在此時此地,如果西藏人依然故我地像一百年前一樣生活,不加入“文化”與“知識”的遊戲,有何不可呢?如果這是他們自己選擇的生活模式而又不妨害任何人的利益,為什麼不能順其自然、不能讓他們自己作主呢? (人們啊,你們不懂得,藏人擁有佛法這個心靈的翼庇所和解脫之道,對他們來說,他們已經擁有了如意珠寶,十分滿足了。你們為什麼要硬逼他們學那些亂七八糟的所謂“知識”呢。看看吧,知識已經使你們成為永不滿足的物質世界的奴隸了,你們的臉上寫滿自私、貪欲、痛苦、嫉妒、仇恨、空虛等等負面表情,你們的孩子每天晚上寫作業到深夜,他們個個眼睛近視,不堪重負、神經衰弱,你們大家都忙著掙錢,往上爬,飛黃騰達,你們全都不會笑了。你們的榜樣是西方“發達”國家,不是“落后”的西藏,但若你們在這個世界來回走幾遭,你們定會發現,西藏人的福祉感遠比你們、比西方人強,這時你們才開始思考,為什麼。可是,等到那個時候,你們的生命已經所剩不多了,就像我也已經在中國和西方的物質世界中浪費了大半生一樣,悔之晚矣﹗) 再則,如果我是一個頭腦不那么簡單的藏人,既不願意所有孩子出家去寺廟當和尚,又不願意他們遠離自己去漢人的學校受教育,最終變成連自己的語言都不會了的漢人,那么,我也會選擇不讓他上學的。 無論如何,這個學校的孩子的命運讓我想起美洲印地安人和澳州毛利人的命運來了。記得看過一部澳洲電影《lang Walking》,講述澳洲白人怎樣將毛利人的孩子搶走讓他們接受白人衣冠文物的故事。 在我的眼前,發生的不正是同樣的事情嗎?﹗ 不是嗎?﹗ 我也想起我的孩子們來了,我的孩子上的是德國的學校,但她們也可以選擇上中國的學校 - 事實上,我們選擇過,然後放棄了,眼下中國的教育體制是扼殺孩子們天性、人性與創造性的最殘酷機器 -,他們也可以來藏地的寺院裡學習藏語和藏傳佛教,早遲,我會為她們安排一段時間的。無論是在中國還是西方,普通的學校教育都缺乏心靈的指導,培養出的多是自高自大、自私自利、一味追求物質世界的成功的人,我的孩子們不應該成為如此這般的現代教育的犧牲品。孩子們本都是菩薩種,應該把他們培養成利益眾生的菩薩才是啊。 我的孩子們是幸運的,她們有選擇,而且有機會接受佛法的影響。唯愿藏族的孩子們也有選擇的機會,選擇上學與不上學的機會;唯愿漢族的孩子們也有選擇的機會︰如果有接受不同教育的選擇的話,我相信,漢人也會改變今天這種大漢族主義的、一元化的思惟模式,就像我這個漢族人也不像大多數漢族那樣思惟一樣。 自身是藏人、擔負著將藏族孩子變成漢人的使命的教師們,他們的命運又如何? 我們去了校長的房間。 教師宿舍是藏式木頭房,比學生宿舍舒適。十幾平方米的房間隔成了兩小間,前廳有個爐子,看來是廚房,后面是臥室。這裡和教師辦公室形成鮮明的對照,像所有藏族人家裡都有一個經堂一樣,校長在房間的一角也供奉著佛像,壇城,油燈,淨水,哈達。這裡是西藏。教師辦公室是中國。 我對著牆上的蓮花生大士唐卡做了個簡單的身口意頂禮。 書桌上有一冊薄薄的祈禱文,上面除了藏語也印刷有漢語。那是一本《蓮師祈請文》。 我拿起它在額頭上碰了碰,翻了翻。 “在北京我的書桌旁也有同樣的祈禱文。”我對校長說,“當然,我只能念漢語的,OM AH HUM BANZA GURU PADMA SIDDHI HUM,祈請法身無量光,祈請報身大悲尊,祈請化身蓮花生……” “哦,是嗎?你也和春梅一樣修法精進吧?春梅每天花在念經上的時間可比我多了。真太佩服你們這些人了,能夠為了信仰而放棄外面那么好的生活條件。……不可思議,我們想有你們那樣的生活條件,而你們想有我們的信仰。” “生活條件也就是物質世界吧,佛法是要超越物質世界的,是不是?” “是的,可是我們畢竟生活在俗世,不是和尚,免不了羨慕外面的人什麼都有,有房又有車,想吃什麼就吃什麼,想去那裡就去那裡。” “病從口入,吃的越多生病越多。去了很多地方又怎樣?我去過很多地方,擁有過這個物質世界的許多東西,但它沒有給我帶來福祉,卻讓我了解了它痛苦的機製,所以我才想學佛,走解脫之路,最終來了你們這兒。” “是不是要擁有過這個物質世界才可能超脫呢?佛祖釋迦摩尼是在王宮裡生活二十九年享盡榮華富貴才出家的。” “可能吧,我想這和我們生生世世輪回的結果有關,和慧根有關,我很羨慕你們能夠生長在有宗教道統的家庭和社會背景中,你們的慧根善根比我們的好。” “但我們信佛的條件不一定有你們好。” “這話怎么說?身在藏區,到處都是寺廟和高僧大德。” “我們這些有工作的國家干部不許信佛。” “什麼?我只聽過在藏區不許戴達賴喇嘛的照片,現下就連佛也不許了么?” “國家干部不許。上面來檢查,看見我屋子裡的佛像,讓我取下來,我沒取。他們已經幾次三番跟我說這事兒了。我是校長,我不掛佛像,那別的老師也都不敢掛了。我真不知道為什麼不準我們信佛,我們老祖宗都信,不可能讓我們丟了老祖宗吧?再者,信佛就是要做好人,善良,不生邪念,把工作搞好,任勞任怨,也不去和他們計較工資待遇了,對大家都好啊。” “你如果堅持下去,會有什麼結果?” “也許就當不了校長了,甚至丟了飯碗。” “那你還會堅持下去嗎?” “別的工作上的問題我們都可以隱忍,不去跟上面爭,唯獨這件事,太強人所難了……真不明白為什麼不讓我們信佛?” 說到這些的時候,我們已經走出學校大門,站在森工局的廢墟上了。 校長很願意跟我說他這個苦惱,但為了不招惹麻煩,我欲言又止了,只是默默地面對廢墟和狹長的河谷傾聽他。 “那裡有剝削,那裡有壓迫,那裡就有反抗﹗”這是我小時候聽慣了的毛語言,解釋無產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下推翻國民黨統治的原理,那時學校的教科書裡還說,“壓迫”與“反抗”的關係是“顛撲不破的真理”。是的,藏人燒毀了漢人的房子,在藏人的土地上植樹然後將木材運到外面去的漢人的房子,然而,什麼是因,什麼是果? “我們的處境很難啊。”校長說,他聽見風聲,既森工局后,老百姓也要對學校下手了,所以,今天他已經讓人去縣城請一些經幡來,插在學校校舍周遭避邪。 隔天,在村頭廢棄的吊橋頭,我也看見女鄉長偕人牽著經幡懸掛在吊橋兩側的護欄上。這樣一些信仰深入思想模式生活模式的藏人,不讓他信佛,可能嗎? (未完待續)




2009-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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