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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時事評論

西藏抗議運動與達賴喇嘛評析

作者作者:Robbie Barnett




譯者臺灣懸鈎子說:這是一篇出現在《紐約書評》雜誌上的文章,字數非常長,有誰想到書評可以寫這麽長呢?不只譯者我翻得很累,我想讀者們可能也會讀得很累。不過,這是一篇很值得翻譯的文章。文章作者羅比·巴聶特是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專門研究當代西藏的專家,評論的是著名旅行作家皮可·艾爾的新書《開放的道路》。 他在文中把這本書放在目前西藏政治局勢裏來論述,並且小心地收集各式報告,鋪陳事實,過濾去謠言與讕言,把拉薩暴動、藏人起義事件還諸大的政治與社會架構,並提供了西藏當代抗議運動的簡史。更有甚者,他在第二部份的書評部份,亦站在更大的角度,提出艾爾書裏所呈現信衆如何看待達賴喇嘛的信仰角度,也對他作爲全球的佛教重要領袖,以及一國的政治領袖的難題與掙扎加以分析,並且提出許多重要的結論。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ume 55, Number 9 · May 29, 2008 Thunder from Tibet By Robert Barnett The Open Road: The Global Journey of the Fourteenth Dalai Lama by Pico Iyer Knopf, 275 pp., $24.00 1. 有時候,在書本離開出版商,到到達讀者手上的時間裏,事件發生了,也改變了這本書被閱讀的方式。這就是皮可·艾爾的新書--第十四世的達賴喇嘛,西藏的流亡領袖--所遭遇的命運。今年三月,這個前高山王國所發生的大抗議,讓艾爾這本意圖溫和探索全球化時代裏的靈性問題的新書,不會被看成只是描寫我們時代主要的思想家,而是成爲讀者想在書中尋找政治洞見,或者被珍惜爲一種已經逝去的天真年代。過去沒有人預言西藏境內會發生這麽緊張的大事,現在也沒有人知道其結局會如何。[1] 在三月十日下午,是西藏1959年反抗中國統治的失敗起義的四十九周年--西藏在1950年被中國入侵後,一直受到PRC的控制--三百位元或更多位僧人從哲蚌寺開始有秩序地朝向距離東方五英里的拉薩市中心步行前進。他們沒有像過去的抗議一樣呼籲獨立,相反的,他們明確的要求釋放去年十月受到羈押的五位僧人,這五位因爲慶祝達賴喇嘛被頒發美國國會金質奬章而被逮捕。他們還遠遠在城外時,就在一個檢查哨前被阻止了,這個檢查哨乃是由專門對付境內的異議份子的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所駐紮。大約有五十位僧人當場被逮捕,而他們的夥伴們則在當場靜坐,接下來的下午時間裏,大約又有其他一百名僧人加入,他們在那裏待了大約十二個小時。一種新的抗議形式已經成形。 西藏的流亡者一直都聲稱--爲中國政府所否認--在中國1950年的入侵到1979年的「自由化與開放」之間,有數十萬的藏人被中國人殺死。而1979年後的數年,情況有顯著的改善,但是1987年中國當局展開一連串對達賴喇嘛的批評後,導致了拉薩一系列的抗議,要求西藏獨立。這些抗議事件裏,已有160次被獨立的第三者所確認。而其中五次牽涉到超過十位或二十位拉薩人,只有其中四次的衝突,升高到老百姓目睹公安公開棒打這些人數很少的抗議者。在1990年,公安的策略改變了,從當時中共黨委書記江澤民所稱呼的“被動”,變成“主動”警戒,前者大致意謂,你在抗議者開始示威後,打擊、或射擊他們,後者則意謂,你在抗議者一到現場,或者尚未抵達之前,就採取行動。政府當局認爲處理這些事件的最好方式,就是在開始的兩三分鐘之內就把抗議者帶離現場,避免群衆聚集。 於是,到了1996年,藏人大體上已經放棄了街頭抗議,大概是感覺到政府對這些抗議完全無動於衷,還有,外國媒體對這些也不感興趣,除非抗議升高成暴力。除此之外,每個參與抗議者的平均刑期大約是6年半,而這個時期裏,大約有超過三千人,因爲和平抗議,或者持有被禁的文件或錄影帶,而被羈押。有人想出替代的方法,但相當罕見--1999年8月,在一個運動比賽的場合裏,一位藏人木匠,帶著一面雪山獅子旗爬上旗杆,稍後,他死在獄中,表面上看起來是自殺;2005年11月,哲蚌寺的僧衆在佛寺內部進行抗議;2006年,針對反對穿著瀕臨絕種的野生動物皮毛的抗議;以及對於畢業生缺乏工作機會的遊行抗議。但自從1990年代中期以來,拉薩街頭沒有發生過政治抗議活動。 哲蚌寺的年輕僧人每天下午都會聚集在一起,練習辯經,而三月十日就是在一個這樣的練習裏,意外演變成抗議活動。他們有好幾個理由對於中國在西藏的政策感到痛苦,除了某些人視爲將近六十年被異族佔領的痛苦以外。其中許多理由,都可以追溯到1994年開始實施的宗教與文化的禁令,這些限制令都是爲了侵蝕西藏民族主義可疑的來源所設。 這些措施包括強迫藏人譴責達賴喇嘛的運動;一項前所未有的禁令,是禁止展示他的肖像,或者膜拜他;禁止建築新佛寺,禁止增加新僧侶;禁止學生或政府員工擁有任何宗教物品,或者進行任何宗教儀式。在過去兩年裏,又因爲政府強制把二十五萬農民安置在路邊的屋子裏,部份還要他們繳錢;2006年大大在媒體裏宣傳的青藏鐵路啓用,其隱藏的意義就是鼓勵更多漢人來西藏賺錢;中國政府又宣佈一項安置十萬名遊牧藏民的計劃;這些都大大加深了緊張關係。而中國政府當局亦清楚表明,任何對於這些政策的公開批評,假如不是危險的話,都是不受歡迎的。 無疑的是,這些僧人都知道--透過流亡藏人所寄來的文宣,或者藏區可以聽到的外國廣播電臺--當天流亡藏人在印度要舉行抗議活動。他們也許已經計算好,國際社會因爲奧運而增加對中國的注意,導致警察不敢使用致命的武力。因此,中國政府宣稱暴動乃是由外界煽動的,並無法完全解釋爲什麽這些僧人選擇以公開行動標記這個紀念日。 在三月十日阻止示威的公安與武警,明顯受到命令,行動有所節制。他們沒有開槍,而在肢體衝突後,他們允許和事佬來勸僧人回寺。當天傍晚,拉薩市中心八廓街的局勢更加緊張,因爲有十五位僧人舉著一面被禁的雪山獅子旗,並且呼求獨立:每一位都被拖離現場,並以“聚集滋事、喊叫反動口號”、“預謀攜帶自製的反動旗幟”的罪名被起訴(他們現在正在拘留所等待審判)。 1988年12月在拉薩帶著雪山獅子旗的兩個人,當場被武警擊斃--而這一次示威者則被逮捕,沒有遭遇立即的暴力,至少在公衆的目光中是如此。第二天,五百位僧人從色拉寺開始遊行,爲前晚十五名被捕的僧人表達抗議,人民武裝警察部隊短暫地使用催淚瓦斯,但並未開槍,而僧人們成功地在街上舉行了七個小時的靜坐活動。看起來,抗議的新世紀已經展開,僧人似乎爲自己在拉薩的政治領域裏贏得小小的協商空間。但在短短三天裏,一開始好似緬甸的和平示威,轉變成更加暴力的一幕。西藏即將經歷的是,自從196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動盪。 在3月14日星期五的中午,最初的拉薩抗議活動的四天後,一小群僧人從小昭寺--西元七世紀唐朝文成公主所建的寺廟、亦是漢藏團結的象徵--開始走出佛殿,舉行小型的步行。他們被公安阻止,導致小型的衝突,並且因爲藏人對於群衆裏有便衣警察而感到憤怒,導致情勢大大轉壞。不像大型的佛寺,小昭寺是在拉薩市中心,而且向忙碌的市場街道敞開,而此區是城中少數仍然大體爲藏人所居的地區。拉薩的藏人們,似乎因爲聽到周一被羈押的僧人在拘留所裏被打得很慘的傳言,開始攻擊公安以及支援他們的一小隊武警。 公安與大兵們被丟石頭,他們的車子被焚,而且,被一群丟石頭的年輕人所追趕,他們逃離現場。接下來三小時內,沒有加強的警力被派到該區維持秩序(一位元目睹事件的西方記者說有二十四小時沒有看到公安),雖然公安們就在週邊等待。這是中國武裝警力對嚴重暴動的傳統反應--等待党領導人告知他們是否要開槍--但他們無所行動的幾個小時內,導致一般平民未受保護,並且讓暴力升高(政府當局則在4月9日宣稱狡猾的僧人“誤導”他們,使他們把維安部隊派到郊區)。 在這個真空之中,一群本來在攻擊警察的藏人,轉而攻擊第二個可見的中國統治的象徵:漢人移民。西藏城鎮裏快速增加的外來移民(在最近可得的2000年中國官方統計資料裏,拉薩的人口中有34%是漢人,而這個數位大概排除了暫居的民工或者軍隊的人口)已經在當地居民之間造成之前從沒有表達出來的怨恨。大約有一千家漢人擁有的商店被暴動者縱火,外國觀光客看到他們點燃瓦斯桶,或者在商店裏灑汽油。根據當時唯一受到官方許可,待在拉薩的經濟學人的記者詹姆斯·邁爾斯所說,幾乎每一家商店〔漢人或回人〕都被燒、被搶、被毀、被砸,而其內的貨品拖出來到街上,堆到一起,放火燒。這是驚人的族群暴力,讓人看得不是很愉快。 邁爾斯看到漢人的路過者,包括一名大約十歲的孩子,被丟石頭,而數位西方遊客描述強硬的暴動者,動手打任何看得到的漢人,用的力量大到足以殺死他們。根據中國政府的說法,躲在商店裏的11位漢人與1位藏人,被暴動者所縱的火燒死,而1位警察與其他6位平民則因未知原因,或者暴力而死。 稍後,武警進入,間斷式地射擊,造成人數不明的傷亡。西藏流亡政府說八十位藏人在拉薩被射死,而中國政府則說其部隊從來沒有開槍;而在維安部隊進城後,究竟發生了什麽事,目前還是不清楚,因爲沒有旅客看到藏人被射殺,而大部份的允許拜訪西藏的西方記者則只能在三月待三天,而且他們只能在嚴密的監視下群體行動。中國官方的說法是,單單在拉薩就一千名藏人被羈押,而那些被認爲犯下暴行的人的懲罰,亦被預期是特別嚴峻的--將以目前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慶黎所描述的“快批(准)、快抓、快審、快殺”)[2] 作處理原則。 3月14日的事件,挑戰了藏傳佛教的信徒都是非暴力,而他們的政治行動都是受到狄帕克·喬普拉(Deepak Chopra )所稱的“不行動和平主義”所限制的假說。如果從2002年以來,北京與達賴喇嘛的六輪談判裏,建議了西藏議題的折中解決方案在不遠的未來可能實現的話,這樣的解決方案在此事件後,可能性已經大大降低。 對於大部份的中國人來說,西藏的暴動,起始與終結於他們所謂的“3·14事件”--媒體將之描繪爲漢人被極端的“藏獨”殘暴地打死、殺死。中國的電視臺播放了這些事件的影片,造成許多中國網路使用者激烈抗議CNN與BBC對此事件的錯誤報導。外國的新聞媒體,因爲缺乏進入拉薩的管道,被指控使用尼泊爾警察在加德滿都對示威藏人動粗的照片來取代真相,以及對西藏暴民的暴力輕描淡寫。而這個抗議運動,亦被中國學生所製成、貼在YouTube上的網路短片,更加火上加油。這些短片顯示西方媒體對西藏暴動的報導的錯誤之處,或者顯示一些根據他們的作家所證明的歷史事實,說西藏是中國的一部份。其中兩支最有名的片子,在貼出來的一個禮拜之內,有超過三百萬的點擊數,大多數的觀看者都是來自中國以外(You Tube在中國常常被禁)。每一支都收到該網站上一年裏最受歡迎的親西藏影片的點擊數的三倍之多。 在中國境內有九百六十萬人在一個網站上留言,表達對於拉薩暴動中被殺死的漢人哀悼之意。到了四月,這個運動已經擴張到中國人民在倫敦、洛杉磯、北京以及世界其他城市的反示威抗議,反對西方新聞媒體的“扭曲”;並且抵制法國超級市場家樂福,因爲網民們相信該企業曾經捐錢給達賴喇嘛(根據其總裁說,這是錯誤的)。 但在拉薩的反漢暴動,表面上雖然看起來醜陋,卻是應該早就被預測的:這絕對不是拉薩的藏人第一次展示他們的族群憤怒;而且世界的其他任何城市,若是同樣追求快速改變人口平衡、並且壓抑任何形式的不同意見表達的政策的話,一定也會爆發類似的抗議。這次暴動最基本的政治重點,應該是它指出了,統治一群想要維持自己文化認同感的人,長期而言是一定會失敗的。然而3·14事件並不是最後,也不是最昭然的事件。在四天後,藏人在整個中國的藏區裏,展開了六十三場的抗議活動,這是從新聞與非官方的報告裏統計出來的。中國內部的文件據說已經統計出有三萬名藏人參與的數位。 接下來所發生的藏人示威活動裏,有許多都只是爲了死去藏人所舉行的和平守夜活動,而且沒有一項活動涉及到攻擊漢人老百姓。但至少有十五件涉及了對公家機構的暴力攻擊,例如縱火燒鄉村的派出所。在兩個事件中,根據官方的報導,一名公安被藏人抗議者所殺,而在八例之中,人群中的藏人被警察擊斃,使得拉薩外部的死亡人數達到40~100人左右,根據流亡政府的統計。但更加顯著的是涉及這些後來發生事件的藏人種類,根據位於西藏內部目擊者、也大致上被媒體所證實的報導,而我初步加以分析的結果是:有一半參加抗議的人都是平民,而不是僧人或尼姑;大約有五分之一的事件(大部份都是和平抗議)都是由學生主導的;而大部份的參與者都是鄉村的農民與牧民,後者乃共党的基本支持者。 在鄉下小鎮與鄉村的事件中,大部份的口號都是呼籲讓達賴喇嘛回來,而至少有十個地方見到被禁的雪山獅子旗飄揚,暗示著抗議者認爲西藏過去一直都是獨立的國家(達賴喇嘛已經說了超過二十年,他不再企求西藏在未來獨立,而接受它是中國的一部份)。最重要的是,這些抗議事件的80%都來自青康藏高原的東半部--在青海、四川、甘肅省境內--這些中國不認爲屬於西藏的一部份,而宗教與文化的禁制令比拉薩寬鬆的地方。 這些區域在中國人來到此處之前,大概從來沒有飄舞過雪山獅子旗;雖然已經上過無數次強迫的“愛國教育”課程,在高原東部的許多藏人,還是決定要冒著生命的危險,與西藏腹地的藏人們一起共患難。 就像中國分析專家林和立所寫的,中國領導人,如果不是世界各國領袖的話,現在所面臨的問題是“誰搞丟了西藏?” 中國的當局長久以來一直試圖想證明,這些行動都是由“達賴集團”所煽動的。在第一個事件發生後的幾個小時內,中共就指控流亡者謀劃策動,還加上西藏黨委書記張慶黎現在大大出名的那段對達賴喇嘛的描述:“披著袈裟的豺狼,人面獸心的惡魔。”十五天後,北京製作了一份條列出其證據的單子,而被洛杉磯時報描述爲“只是國外西藏活動份子的國際聚會行程表”,而且“在大部份國家裏都屬於正常的政治活動”。這張名單裏指出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設立了“協調委員會”,說它是一個邪惡安排西藏暴動的組織;事實上這個委員會是在三月底設立,主要是爲了勸說流亡的示威者避免使用暴力,並且要他們停止呼籲獨立,甚至自由(北京當局早已被小心翼翼地告知,而所有流亡的藏人都知道,雖然許多人都很不高興)。 中國也有其他比較冷靜的聲音--最顯著的是五月十五日號紐約書評雜誌所發表的370位中國知識份子簽名的公開信,作家、藝術家們呼籲北京要放棄這樣的言論,並且要自製,還在一個類以溫家寶總理的句子裏,呼籲達賴喇嘛“運用影響力,停止西藏的暴力活動”(通常的措詞是叫他停止分裂活動),而這條新聞只有在香港的鳳凰電視臺播報,不在中國境內出現。而中國內部的語調大部份都是對於漢人遭受暴力的憤怒,以及對藏人對中國經濟援助缺乏感激的意外。 中國的官方報紙,除了堅持藏人被中國稱之爲1950-1951年的解放運動給解除了封建枷鎖外,還特別提出西藏自治區自從1965年以來,從北京受到一百三十八億美元的補助款,而其國內生産毛額在過去十年裏每年成長高達10%。結果是,一群新穎而有錢的中產階級在藏區的較大城鎮裏出現了,而單單在2007年,西藏自治區都會區的年均收入比前一年增加了24.5%,達到每人11,131人民幣((1,588美金)。 說西藏的抗議事件都是因爲被經濟上未得到好處的人所主導的,對於那些在城市裏得到明顯經濟好處的人而言,似乎是太假了。然而,幾乎所有的移民到西藏的漢人都住在城鎮裏,因此也是該經濟成長的主要受益者。而85%的藏人都住在鄉下,他們的年均收入,雖然有了14.5%的成長,在去年卻只達到 2,788 人民幣(398美金),大約是一天一美元。這就是都市與鄉村的經濟差距,乃由中國過度支出、極度不平衡的發展策略所造成的結果,其焦點乃集中在GDP的城長,而不是充實人民的能力;因此也造成了西藏都會區貧民階級的增加。 中國政府一向對於那些代表藏人、代表西藏說話的人存在很大的不信任感,而目前該感受正在中國使用網路的人口中漫延;而這種感覺很容易受到西方的忽視,因爲對於西方人而言,其說詞相當僵化;但這種不信任感,有一部份是由於中國對於過去外來勢力界入所造成的,從鴉片戰爭以降,包括1903-1904年英軍入侵西藏,以及從1959年開始有14年,CIA支援藏人遊擊隊(雖然英美兩國都沒有表達對西藏獨立的支援)。 經過一開始由英國入侵所産生的百年激烈的爭議,已經說服許多中國人,西藏自從十三世紀開始,就是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中方的論證正確的地方在於,西藏在過去的確有好幾次接受北京的政權爲宗主國,但這個說法所忽略的事實是,西藏從來都不是中國的行省,而且從來沒有被中國直接統治,除了1910-1911年的幾個月以外,而西藏後來更在1913年宣佈獨立。自從1913年以來,西藏政府的主張,乃是中國在西藏的歷史角色乃是由“上師-施主”的關係所構成的,而藏人喇嘛提供蒙古與滿州皇帝宗教上的支援,以換來政治上的保護,而其方式從來未影響西藏的獨立地位。 對於許多中國人而言,甚至對某些西方人來說,惹人討厭的主要來源是達賴喇嘛。中國當局說,雖然他重復宣佈支援自治,放棄獨立,他隱藏著一種持續渴望獨立的秘密計劃。中國政府引述的證據就是:1)他拒絕說西藏在過去即爲中國的一部份;2)還有他愈來愈常在西方國家旅行,後者被視爲他追求反華情緒,並且在國際舞臺上公然羞辱中國;3)還有他拒絕譴責那些呼籲西藏獨立的流亡人士。 2. 皮可·艾爾的書,乃是根據三十年與西藏流亡領袖的私人談話所寫,其中一部份是有關於如何與一位極度溫和的人進行智識交涉的困難。如果善良的人很難討厭達賴喇嘛,對於那些真正有機會與他見面的人,更加困難。艾爾所處理的問題是一個困難的問題:這種友好的感覺是否來自靈性的基礎,還是智識的?它所隱藏的,是一種招來好感的多變能力,還是對於當代人類情況的深層瞭解,或者兩者皆是? 艾爾採取的是第二種看法。並且呈現了一幅世界級的人物畫像,而這一位人物,與(南非)戴斯蒙·圖圖主教、與(捷克)瓦茨拉夫·哈維爾總統一起,尋求使用某些不注意的聽衆不察,有時候太過簡單不正式的方法,來傳達重要的訊息。艾爾以描述他在目前所定居的日本與達賴喇嘛的緣遇;在北印度流亡的住所,與達賴喇嘛的弟弟見面;2004年在溫哥華,艾爾聽到戴斯蒙·圖圖與伊朗的諾貝爾獎得主希林·伊巴迪(Shirin Ebadi )以及這位西藏的上師一起講話,而感動落淚;還有三十年前艾爾還是個孩子時,與父親一起在北印度與他的會面。 他描寫這位從西藏流亡的上師,在這個“形象時代”如何重建,與其周圍圍繞著的“童話”,並且提供一個現代的佛教觀,認爲佛教可以成爲一種理性分析的形式,其目的乃在“密切探索世界,並且找到其中的規則,然後再尋求如何改變或適應這些規則的方法”。他把佛陀描寫爲“第一位自我的實驗家、科學家”,並將達賴喇嘛視爲一位醫師,注意到他在家中的桌上有一個“有標示、可拆解的塑膠人腦模型”,還把他的話語記錄下來:“我們的上師〔佛陀〕給我們調查他自己話語的自由,所以我全然地利用該自由!” 在他的描繪之中,我們捕捉到艾爾父親迷人的掠影,他是達賴喇嘛1959年逃到印度時第一批去見他的人之一,還有艾爾的妻子浩子。但艾爾的主要工作是顯示,作爲一個凡人的達賴喇嘛如何致力於他對人類容耐度、不可測的可能性的信念,然而在此同時卻仍然非常實際,他不但拒絕“盲目相信任何事,或者因爲我們希望它是真的,就相信它”,他還呼籲人們不要相信經文,經文本身可能就是造成不和諧的根源;而是要推究它背後更人性化的意義,其中“文明衝突”的理念可以成爲無關緊要的東西。 《開放的道路》以艾爾一貫的優雅風格寫作而成,而其細緻的空間感與詞藻,就是盎格魯-印度文學的標記--拒絕匆忙進入粗俗的描寫或論證,並仔細品味豐富時刻的悠閒。各個不同的思想家,如阿奎納、艾迪森、惠特曼、法拉迪,都被引用,以與西藏領袖的想法加以比較;波諾與U2合唱團也特別被提出來,因爲他們與藏人共用“全球小區感”、“挑戰自我的成見”而受到讚美,結果成就了一本愉快、親切、在困難時有安慰的書。它也指出達賴喇嘛(受到印度的幫助)所建造的國際藏人難民小區的成功,不只有富裕的寺廟、全球各地三十七個安置營區、以及類西藏的小城、位於印度喜馬拉雅山腳下的達蘭薩拉,是吸引各國遊客的觀光景點。 艾爾是個太敏銳的觀察者,因此他注意到在流亡其間,重建西藏國家的努力之中所浮現的裂痕。在他最後的章節裏--恰當地稱之爲“實踐”--他把他的觀察與我們分享。他描述達賴喇嘛的流亡藏人批評者,認爲他20年前放棄獨立的主張是一種背叛,還有渴望觸及西方、卻“利用西藏達成自己目標”年輕人之間有一種“永恒的哀傷與挫折感”;另外還有一些人視達賴喇嘛的和平主張不切實際,而他靈性的遺産雖然受到西方人的享受,卻阻礙了西藏人所希冀的政治結果。 艾爾說,藏人“在那些與電影明星有所關連,並且看到他們的苦難被當成時髦産品之時,付出高昂的代價”。因爲如此一來,煥散了應該集中在受難藏人身上的焦點。而且以比較陰暗的語調,他提醒讀者,十三世達賴喇嘛的靈性成就,並未能在政治詭譎的風雲之中,使國家倖免於難,結論就是他們“通常是這個系統的創造者,也是受害者”。在這些小段落裏,艾爾努力掌握達賴喇嘛所面對的困難,他的文字特別有活力,特別生動。 而這些困難,在最近的西藏抗議事件中繼續轉壞。多重的恐怖與焦慮已經進入我們家庭與心靈中,因此現在再讀像艾爾的這樣一本書,讓我們不得不回想起衝突的鮮明形象:藏人在他們的首都用石頭丟移民的商人;示威時被警察射殺、身上滿是彈孔的藏人屍體;充滿情緒的中國、西藏民族主義的口號;流亡藏人與印度與尼泊爾警察衝突的畫面。許多記者都已經問了,達賴喇嘛是否從激進的年輕人那裏得到對他權威的重大挑戰(答案:本來沒有,直到兩個月前,現在有了。)但艾爾的問題更加深層:例如,一個矢志服務“全球小區”、滿足靈性渴求的領袖,如何處理他自己國家的特殊要求? 在回答這些問題,我們所面臨的困難是,我們所要經歷的道路要求我們對達賴喇嘛的國家,其語言、宗教與歷史有詳細的瞭解。艾爾向我們介紹一些西藏近代歷史中的爭議--藏傳佛教各派別對於十五世紀的一尊護法神“雄天”(Shugden又譯多傑雄登)有時會死人的爭議,還有印度官方認爲第十七世的噶瑪巴是一位中國派來的間諜的奇怪信念--但這些事件都是相當罕見的特例。 書中有些錯誤不免出現:西藏的人口不到六百萬--目前只有五百四十萬;而在中國入侵過程中被殺死、被餓死的人數,到目前仍然沒有確切資料,雖然有些流亡人士的統計高達數十萬人;而“活佛”這個名詞,乃是sprul sku(祖古)的誤譯,而不是bla ma(喇嘛)。達賴喇嘛並不真正被視爲一位神祗;而第一本藏人所寫的英文詩集在三十年前出現,而不是五年前;那些從印度與尼泊爾被強迫遣送回中國的藏人所關的監獄在日喀則,而不是在上海;而去年整年到西藏旅遊的中國觀光客人次是四百萬人,而不是一百萬。 這些失誤暗示著故事中某些成份的缺席。用艾爾自己的話來說,某些議題似乎屬於“封閉的箱子……不對科學家的眼睛開放”、“我不能進入或瞭解的世界”,因爲就像他體認到的,他不能完全瞭解達賴喇嘛摘要語錄、片斷智慧後面,更加複雜的儀式與嚴格的哲學。在政治的討論中亦然,有些謎似乎是解不開的,例如,如果西藏的藏文化正在被“快速地毀滅中”,然而生活在藏地的藏人們似乎擁有更加活躍的文化生活,擁有超過一百種以藏語書寫的文學雜誌,比他們在流亡的朋友們還多。而這本書的智識操作,與艾爾所感受到他描寫主題一樣,似乎是把複雜的簡化,以爲更寬廣的瞭解,一種透過格言達成啓蒙的能力。 而那就是達賴喇嘛如何透過濃縮的描述,如電視節目,而被衆人所體驗:一句精要的短句,一串尊敬的笑聲。但他嚴肅的信衆以及他自己的小區,包括艾爾在內,大概都是使用非常不同的方式採取其中意義的:他們聽到的是這些精簡語彙組成的、有關全球道德、佛教儀式、佛學研究的複雜而冗長的言說,而這些事情艾爾的筆記只能輕輕觸及。帶著同情而不是輕視,艾爾認爲一名西方記者對達賴喇嘛的嘲笑,就于他沒有機會聆聽他比較長的言說,或者與他用藏語交談。在政治上亦是如此,死在拉薩街頭的漢人與藏人,意謂著一個更加深層的複雜性已然展現,而達賴喇嘛所提議的解決之道(在中國內部“有意義地自治”)以及中國的提議(繼續維持現狀),也必須經歷更加仔細的檢驗與討論。 西藏危機發生後的第一時間裏,突顯了達賴喇嘛所面臨極度複雜的局勢。比平常更加不確定,他似乎有點太慢地表達對於漢人與藏人死亡者的悼意;他敦促他的追隨者不要使用暴力,但他並沒有譴責它;而他公開聲明中國軍人假扮爲僧人好掀起拉薩的暴動,這個說法也變得十分可疑。長程看起來,他一直都沒辦法從中共那裏得到任何讓步,使他可以說服他的追隨者他的策略或許有效,雖然他與他的政府已經作出了重大的讓步(包括上個月西藏流亡政府要求,流亡藏人在他們的口號裏要避免使用“獨立”兩字)。在此同時,他面臨的兩難是,他愈來愈常與西方領袖見面,因爲這是他唯一可以對中國失壓的方法,卻被中國視爲挑釁,並且被用作不與他會面的藉口。 在此同時,他已經展現了使他的政策有良知與信仰,以及與“全球小區”分享的雙重能力。他繼續打開與中國協商的大門,雖然中國當局在西藏境內進行極有侵略性的鎮壓、逮捕、強迫譴責運動、以及快速審判,更不用提北京新聞媒體與電視對他個人惡毒的攻擊。他說,如果抗議者的暴力“失去控制”的話,他會辭去作爲西藏領袖的職務,而他亦提出他的檔案可以開放,“讓一個中立可敬的團體全面進行調查”,以澄清中國所稱“達賴集團”煽動西藏不安的指控是否屬實。 在3月28日,達賴喇嘛向中國人民請願,請他們“幫忙解開我們兩個民族之間的誤會”,並且“透過對話,找到和平長久的西藏問題解決方案”。4月21日,美國的副國務卿葆拉·朵布蘭斯基重申美國支援他與中國領導人的對話是“最佳改善西藏長期問題的方法”。達賴喇嘛自己重復表示他並不呼籲抵制北京奧運,或者贊成阻礙火炬接力,避免中國人民受到不必要的羞辱。同時,他亦堅持每個地方的人都有權利進行和平抗議,特別是在西藏境內,因爲各種公開表達意見的方法,都已經成爲非法行爲。然後在4月25日,中國政府--可能如某些分析家所說的,因爲基於對於西藏情勢對奧運的影響--同意與達賴喇嘛的“私人代表”會面。 然而,過去兩個月以來所發生的事件,已經重大地改變了政治風貌。至少有四十位藏人在(四川)阿壩、(甘肅)瑪曲、(四川)甘孜、(四川)東穀鎮,以及青康藏高原東部的其他地方,被中國軍隊射殺而死;而拉薩的死亡數位仍然不詳(流亡政府估計總數達203人)。被逮捕的藏人人數估計值從2,200到5,700人不等,而各種年紀的藏人都被要求書面寫下對達賴喇嘛的譴責。再加上中國政府使用的極有敵意的說詞,與對於和平抗議者亦採取速審的司法程式,一定會更進一步造成敵意與衝突。在全球的華人區域裏,民粹的愛國主義已經興起,反對的是他們視爲有敵意的西方,爲國際的緊張局勢繼續火上加油。達賴喇嘛的聲望似乎帶來一些好處:藏人在青康藏高原的各處,以同一民族的意識而採取行動了。這個意謂著藏人們對他個人以及他的要求,有更廣泛的支援,而他的要求就是希望北京創設一個範圍涵蓋整個高原的單一西藏行政區(雖受到中國強力的反對)。 而因爲抗議的程度太廣泛,意謂著藏人,不再被當成人權被踐踏的受害者、或者經濟不平等的可憐蟲(在國際關係裏等同於:不重要,或者邊緣人),對於西方領袖來說,已經變成地區策略、與政治優先議題的重要一份子了。另外一方面,藏人在某些抗議裏採取的暴力行動,導致十八位漢人老百姓、與至少三位警察的死亡,導致了達賴喇嘛是否有能力勸服藏人採用和平道路的疑問。這個新的局勢,已經在創造出對他作爲政治領袖與全球宗教導師的歷史地位,各種不同、互相競爭的觀點,而這些不同的觀點也許會讓我們再回看皮可·艾爾的作品時,感到懷念的傷感與欣賞的敬意。 作者注: [1]當然,對於中國知識份子王力雄而言,並非如此,他早就預言了西藏的危機。他直到最近在北京時常受到軟禁,也是描寫西藏的作家中最見多識廣的一位,他也是簽署中國知識份子建議信的其中一人。他在1998年就寫道:西藏的現在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加富裕。然而這並未給PRC帶來更多藏人的忠誠度,愈來愈多人開始變得更加懷念達賴喇嘛……。若認爲現代的情勢比1987年更穩定〔當拉薩第一次發生抗議事件之時〕,那就大錯特錯了。當時,主要是僧人與不適應的年輕人領導暴動。今日,反對的人潛伏在幹部、知識份子、國營事業職員之中。一位退休的官員這樣說:“目前的穩定只是表面。有一天會有更多人參加暴動,人數會比八零年代晚期的都多。” [2]殺這個字眼,在很多例子裏並不代表其表面的字義。就像我在書寫這篇文章的五月一號當天,西藏的中國法庭將三十位涉入拉薩暴動的藏人,求以有期徒刑,有八位被判處十五年或更多的刑期。 本文作者羅比·巴聶特(Robbie Barnett),是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惠勒漢東亞研究所當代西藏研究小組的組長,他最近的著作包括《拉薩:充滿回憶的街道》(Lhasa: Streets with Memories)以及與羅訥德·史華慈(Ronald Schwartz)共寫的《現代西藏:文化與社會變遷的田野筆記》(Tibetan Modernities: Notes from the Field on Cultural and Social Change (May 2008))(Submitted by Woeser on 2008, May 24, 10:03 PM. 轉載·記錄)




2009-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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