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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時事評論

口述歷史:一個"六四"中失去孩子母親的回憶

作者作者:一通




“六四”中有多少人遇難,沒有人能夠知道/失掉自己兒子的痛切,追尋死難者的足跡,探求那個很多人聽都不忍聽完的撕心裂膽的真相,這一切在1989年以後的中國,從越來越多的六四死難者的家庭中延伸出來,織成了當今中國社會集體回憶的重要核心內容。來自北京航天部的工程師張先玲-一位在六四中失去愛子的母親-講述著那段永遠不會忘卻的往事: 時間讓我將悲痛放在心裏了。每年當局都會說四五六是敏感月。了這個時候我們確實是有一種不由自主的悲痛,對孩子的懷念。到了過年過節的時候,心裏還是會很難受。但是跟二十年前比較起來,堅強還是蓋過了悲痛。他那次離開我們這裏回他自己房間之前,曾經問過我一句話,他說,你說會開槍嗎?我說,不會開槍。四人幫的時候都沒有開槍,現在怎麼會開槍呢?我當時心裏確實是這樣認為的。當時四五運動的時候,人家用棒子打,打到頭上也要打死人的。我估計他偷偷地把頭盔帶走了,是想戴在頭上就不會被打死的。那天晚上還有幾個客人在我家裏聊天。其中一個客人說,共產黨什麼手段都用得出來。然後我那個孩子還說,那個叔叔說共產黨什麼手段都用得出來,那會不會開槍。我說,你別聽他的。他總是危言聳聽。他那天回來很晚,他說他出去遊行了,5·17大遊行很多人。然後他就把這東西交給了我,說,媽媽你幫我保留。這是一個歷史的紀念。後來我就把他那個東西洗了一下,然後就擺起來了。我還跟他說,你以後不要去了。他回答說,好的,我不去了。 開槍那會兒我都不認為是開槍。當我聽到第一串槍聲的時候,我還問我先生,放炮仗嗎?他說,你傻吧?現在放什麼炮仗,打槍哪。我說,那打槍,兒子怎麼辦?他說我也不知道。這個時候就有朋友給我打電話說,開槍了。他看到槍口冒火了。我說,槍口冒火了是真子彈嗎?橡皮子彈也會冒火的吧?子彈頭是橡皮的,那後邊要用火藥推進,要不子彈怎麼射出去呢?後來槍聲越來越大。他住另外一棟樓的11樓。從我的窗戶可以看到他的窗戶。我看見他的窗戶亮著燈,我也就放心了。他走的時候跟我說,媽,你明天早上幫我把衣服收回來。我說你放心,你千萬不要出去啊。他說我不會出去的,你放心吧。 六月四號早上,看見他給我留了張紙條,上面寫著:媽媽我去找同學。六月三號。我想遭了,他肯定出去了。但是我也沒法找他了。我就等著。到了下午四點他還沒有回來,這個時候我就著急了,肯定是出事了。因為那個時候我已經知道有些人真的開槍打死人等等這些事。但是他們也勸我說好多人也被抓了。也許他被抓起來了。我說如果他被抓起來,他會給我打電話的。抓他的人也會打電話的。人家說不會的,抓的人太多了,不可能那麼快。" 等了很多天都沒有等到。找了二十多個醫院。但是都沒有他。那我心裏還有一線希望,我想他可能還在,可能被關起來了。我的先生先知道他的死訊,也沒告訴我。但是他中間犯過一次心臟病。是因為他們學校有個校醫,是我所裏面所醫的妻子。他的妻子回家跟她丈夫說,我們學校有個學生叫王楠,六月四號早晨有人打電話來說,他被打死在南昌街南口,就是天安門附近。幾點中彈幾點死亡,說得很清楚。他被埋在了學校的門口。三個人埋在一個坑裏。埋得很淺。風吹雨打時那個衣服都露出來了,氣味也很難聞。學校就報告了公安局。然後公安局和衛生局就到那裏把屍體給挖出來了。挖出來的時候已經是無名屍了。但是因為他年輕,只有十幾歲,身上穿的是軍服,就以為他是戒嚴部隊,就把他送到醫院去了。我說這是上天有眼,如果不是他穿著軍服,不是被送到醫院,沒有人會相信在天安門埋人。我接了電話說好像是王楠的遺體在醫院,讓我去認。然後我跟那個學生去了。學生是一定不讓我去看他。因為從土裏挖起來已經很不好了。他看了以後說是王楠。聽到這個消息我當時就暈過去了,什麼知覺都沒有了。雖然我已經有心理準備,他去世了,但是埋起來挖出來這些事情我是沒有準備的。當時就把他的衣服和頭盔拿回來了。他外邊穿的衣服背後有很大一灘血。" 我找到孩子屍體的時候,我心裏有一個疑問:頭上包著繃帶,說明有人救過他。當時看不出他傷在什麼地方。就看見他頭上包著的繃帶。血是在後背上,有很多。後來我才明白了,血從後腦流到衣服上了。誰給他包的繃帶呢?他在什麼情況下受的傷並被打死的呢?再有一個情況就是,我先生告訴我說,有人給他打過電話,說他幾點在哪兒中彈,幾點在哪里死亡,他的學號是多少。我當時就想,這人既然那麼長的學號都能背下來,那肯定有他的學生證。這人肯定很瞭解當時的情況。我就想找到這個人。我就想把他的死因搞清楚。後來半年以後我身體好了一點,我就開始出去人多的場合,真像那個祥林嫂一樣,到處跟人說。第一次坐公共汽車經過天安門的時候,就忍不住哭了。別人問我為什麼哭,我就跟他們說這事兒。 然後我到什麼場合我就說我的孩子是怎麼死的。我就想找到知情的人。後來果然有個出租司機告訴我他知道,他看見過我的孩子當時什麼樣,戴著個頭盔。他在照相,然後部隊從西邊打過來的時候,他就跑出去了,然後軍隊就把他打倒了。他被打倒的時候還用手比了一個V字,右腿先跪下。我還以為他是腿部受傷了。"很多老百姓湧上去救他,戒嚴部隊還不讓救。部隊說:"他是暴徒。誰過來我們就打死你。"結果老百姓也不敢過去。這個時候前後來了兩輛救護車開到南長安街裏頭,要開出去救人,戒嚴部隊不許它開出南長安街的街口。醫生下來了,說:"那我們去抬他。"那也不許。這就說明他們有命令,長安街上受傷或打死的人一律不許救。就連打仗都不可以這樣子。 後來說有個衛星要在7點鐘啟動,能夠照到地面,所以他們把當時長安街或天安門的死人都埋起來。我有個朋友說,他有個親戚在北大醫院工作。他聽他親戚說,他們醫院新分來的大學生說還救過一個學生叫王楠。這不就找到人了嗎?我就給北大醫院寫了封信,不久那邊就回信了。他們說確實是他們給王楠包紮的。王楠的學生證、車鑰匙、書,還有書包裏的東西都在他們那兒。他們說當時看他還有一點體溫,一看他的學生證知道他是學生,就要求把他抬出去搶救。可是戒嚴部隊的一個指揮官,中校或上校級別吧,一看這種情況就說,不能抬出去,你們要救那就就地搶救。他們就只能給他包紮了。就地搶救當然不行了,失血過多。他們兩點多鐘發現他的,三點多鐘他才真正死亡。死亡之後,他們幾個人就給他寫了封死亡證明書放在他口袋裏,把他的學生證什麼的拿走。然後他們就被戒嚴部隊趕走了。 在找的過程中,有很多人給我提供線索。我說我的孩子怎麼樣了,別人說不知道啊,但他們也安慰我說老太太你別傷心,說他們那兒有個鄰居也怎樣了,他們有個朋友又怎樣了。這樣我就知道很多人死了。後來我就認識丁子霖了。當時報紙上登過丁子霖的孩子,說北京市死了一個中學生,這就是丁子霖的孩子。我跟丁子霖說,那可不止,起碼我的孩子也是中學生。我知道我一個朋友單位同事的孩子也是中學生,還是個女孩兒。後來我就去找過這個人,他(她)也來找過我,提供了我他(她)女兒的一些情況。後來我就慢慢開始尋訪了。 第一個採取尋訪行動的是一個叫尤維潔的人。她是個遺孀,她丈夫被打死了,骨灰寄放在萬安公墓。我孩子的骨灰也寄放在萬安公墓。在90年的清明還是"6.4",我忘了,她給我孩子骨灰盒上放了一封信。我在骨灰盒上寫上孩子是幾月幾號在哪兒怎麼死的,她說她的丈夫也是被打死的,希望我們能夠聯繫。我給她打電話,不巧她出差了。我把這信給了丁子霖。丁子霖給她寫了封信,我們就這麼聯繫上了。這是第一次。後來丁子霖說,我們要找就都找吧,互相有個安慰。她認為我們兩個認識後,心情好多了。我是因為在找我兒子過程中心情平復一些的。這樣大家在一起可以相互交流交流,談談各自的苦惱。後來在找的過程中發現有些人生活很困難,我們就想起募捐,有很多人捐錢。 後來有個香港記者要來採訪。他打電話給我問願不願意接受採訪。我說可以,他就來採訪了。這樣外邊就知道我的孩子死了。第二次一個美國電視臺也要採訪,給我打電話。當時我正在申請出國,我怕影響我出國,就沒有去。她(丁子霖)去了,去了之後廣播出去,影響就更大了。她的學校就對她採取了一些鎮壓措施,很厲害地制裁她。她不服,就同政府進行抗爭。她也經常跟我說,怎樣坑害她,她打算怎樣跟學校打官司,怎樣去上告,怎樣去進行一些合法的鬥爭。這是我初次接觸到這種政治上的合法鬥爭,以前我從來沒接觸過這種事情。 95年的時候,我們找到的人比較多了,有幾十個。世界婦女大會的時候,丁子霖和蔣培昆兩口子曾被軟禁在無錫。我們在京的十六個人就發出了呼籲,說扣押他們是不對的。我們應該表達自己的聲音,不能老是私下裏談談、交流。我們應當站出來跟政府說出我們的要求,否則我們不可能有其他途徑。我們沒有什麼好害怕的。現在鄧小平還活著,我們應該把它說出來。如果以後鄧小平死了,那就說不清楚了。…… 這種悲傷我也形容不出來。我從心到手都在顫抖,想到的是為他(王楠)尋求正義,為這些死難的小孩子、為國家的前途盡到我自己最大的力量。我常跟人說,作為一個母親,如果不替孩子討回正義的話,你還算個母親嗎?一個小狗,如果你把他的狗崽子弄死了,或者你把一個豬仔當著母豬的面偷走了,它們都會叫的。難道我們還豬狗不如嗎?對於他們個人,我並不想怎麼懲罰他們,你們打死我兒子,我也把你們打死。如果你們能認識到你們的錯、你們的罪,這樣的人是可以原諒的。政府如果能夠認錯,能夠賠償,能夠懲辦元兇的話,我覺得我們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心裏想,20年過得真快,如果他還在都是30多歲的人了。89年生的孩子現在都20歲成人了。這麼長時間了,共產黨作為一個執政黨還不敢解決這個問題,實在太讓我們感到失望了。(記者:一通/責編:樂然)[德國之聲]




2009-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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