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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時事評論

西藏的秘密戰爭,究竟發生了什麼?

作者作者:羅四鴒




西藏的秘密戰爭,究竟發生了什麼?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即《十七條協議》簽訂,中共開始在西藏建立政權,並對西藏進行「人民民主改造」。

圖: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1959年3月10日,藏人在布達拉宮前聚集,發動對抗中國統治的起義,但最終失敗。

然而僅僅8年後,「拉薩事件」爆發:1959年3月10日,數萬藏人包圍達賴喇嘛所居住的羅布林卡宮,阻止他前往中國人民解放軍駐地看演出。在中國官方歷史中,這一事件被稱為「西藏叛亂」,在藏人的敘述中則是「抗暴」或是「起義」。拉薩事件發生一周後,達賴喇嘛秘密出走。3月2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炮轟拉薩城,「拉薩事件」演變為「拉薩戰役」。

1959年到底發生了什麼?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官方歷史總是語焉不詳,藏人的敘述難免支離破碎。留美獨立學者李江琳自2004年開始致力於西藏問題研究,2009年她辭去在紐約皇后區圖書館的工作,專注於研究當代西藏史。一方面她研讀中國官方出版的藏區縣志和州志、軍事志和當年的報導,以及各種相關文獻資料;另一方面,她走訪印度和尼泊爾的17個西藏難民定居點,採訪了300多名來自西藏三區(指安多、康區、衛藏三區)的難民,多次採訪達賴喇嘛。

2010年《1959:拉薩!——達賴喇嘛如何出走》在台灣和香港同時出版,該書詳細介紹了1959年拉薩事件和達賴喇嘛出走始末。2012年《當鐵鳥在天空飛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戰爭》在台灣出版,再現了半個多世紀前發生在西藏高原上的鮮為人知的戰爭。2014年《藏區秘行》出版,記錄了對藏區秘密戰爭歷史現場的一一尋訪,展現了一個歷史與現代交織中的西藏。三部曲前兩部英文版將陸續推出,第一部《1959:拉薩!——達賴喇嘛如何出走》英文版《Tibet in Agony: Lhasa 1959》將由哈佛大學出版社今年10月推出。

李江琳,江西南昌人,紅色家庭出身,父母均為第四野戰軍南下工作團成員。1982年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外文系。1987年獲山東大學美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1988年留學美國,先後獲得波士頓布蘭戴斯大學猶太歷史碩士和紐約皇后學院圖書館學碩士學位。

近日,李江琳通過電話和郵件接受了採訪,根據她所進行的調查,她談到了中共政策50年代的轉變怎麼導致「西藏起義」,達賴喇嘛的出走為何屬於無奈選擇,以及五十年代西藏發生的秘密戰爭。採訪經過刪減和編輯,分兩部分刊載。以下為上半部分。

問:為什麼會對西藏1959年這段歷史感興趣?
答:最早接觸西藏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初,那時我還在上海讀書,坐輪船回家,我家在九江。同艙的兩個人,身材高大,會說漢語,但很少跟我說話。此外,他們互相說一種奇怪的語言,我一點都聽不懂,於是就問他們。他們說他們是在北京上大學的四川藏人。從他們那裡我第一次聽說達賴喇嘛派代表團來考察這件事。這件事就在心裡埋下了種子。

第一次聽達賴喇嘛演講是1999年在紐約中央公園,這是他在美國的第二次公開演講。當時我所在的一個西方禪宗圈的朋友建議我去看看,我就去了。主辦方預計有五千到一萬人參加,結果來了五萬多人。演講結束後,達賴喇嘛帶領五萬人同聲祈禱,那也是我第一次在紐約看到藏人。

2004年,我在紐約皇后區圖書館主持西藏文化節,也讓我意識到,我此前對西藏的了解都是文化方面的,對西藏當代歷史一無所知。即便是我所知道的西藏文化,基本上都不是藏人告訴我的,要麼是中國官方學者,要麼是西方人。意識到這點,我就決定自己去藏人那裡了解西藏,特別是當代西藏。

2007年,我第一次去達蘭薩拉,還去了印度南方的色拉寺,帶回來半箱子資料。我可以在那裡隨意採訪,採訪了很多流亡者,也記錄了很多資料。我發現西藏流亡史是一個空白,然而我要做西藏流亡史研究就必然要知道他們為什麼流亡,這樣就自然而然關注到1959年達賴喇嘛為什麼要出走這件事上。所以,2009年我再次到印度,研究範圍就主要集中在1959年的事件。然而我在採訪中發現,僅僅講述1959年是不夠的,不能說明達賴喇嘛出走的原因,事情還得往前推,我的研究範圍便從1959年擴展到1956至1962年,對藏人來說,生存保衛戰實際上從1955年就開始了。

問:你是怎麼收集資料的?
答:實際上我書中所用的資料只有少量是內部資料,大多是中國官方公開出版的。我從美國、加拿大的不少圖書館借調了很多資料,比如我在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就找到了1958年的《青海日報》和《青海畫報》;我手頭的地方志有100多部,藏區已經出版的地方志我基本上都有。然後對地方志的每一個部分進行梳理,看看在同一時期發生的事情之間是否有關聯性,然後跟公開和內部出版的中央文件對照,總是能找到前因後果。這其實是常規的歷史研究方法。我的研究屬於實證研究,重在史實重建,從無數的資料中抓取有用的信息,加以考證、駁正、對比、分析、排序等等,用這樣的方式把一個事件的來龍去脈梳理出來。

問:為寫這本書你採訪過達賴喇嘛三次,幾百位流亡藏人。你有沒有在中國境內做過採訪?有沒有採訪過中國官方人物?
答:2012年我在四川、青海、甘肅藏區旅行時,隨機採訪過一些當地藏人和體制內藏人幹部和學者,並且採訪了前青海果洛州州長達傑,有一些重要採訪是委託信任的人替我做的。還有幾位當年在青海工作過的人通過各種途徑告訴我一些重要信息。由於在中國境內採訪原解放軍官兵相當困難,我收集了近200份解放軍官兵回憶文章和回憶錄,還找到一些內部出版的回憶錄。

問:1951年5月,《十七條協議》簽訂,西藏和平解放,為何還會發生戰爭?
答:所謂「和平解放西藏」是否是真的呢?首先,為什麼有一個「西藏地方政府」?為什麼別的民族沒有「地方政府」,但西藏有「地方政府」?第二,「和平解放西藏」是真的「和平」嗎?實際上在此之前[註:1950年10月],解放軍攻克昌都,是先有戰爭,再有這個協議的。1951年解放軍進入拉薩,並不意味着「佔領」已經完成。在1959年之前,中共只是進行了各種布局,也有各種預案,由於建政尚未完成,那些預案暫時還沒法施行。中共在西藏的基層建政,是在1959年3月到1962年間,以「邊打邊改」的形式完成的,也就是說,對西藏的徹底佔領以及改造都是通過戰爭進行的。

問:毛澤東本人對西藏做過什麼指示?
答:毛澤東對於西藏有過相當多的指示,公開出版的有《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收入101篇,但這只是一部分,還有很多沒有收入這本書。1950年1月,身在莫斯科的毛澤東給中央及彭德懷拍過一封電報,電報署名是「毛澤東於遠方」,這個遠方指的是蘇聯。在這封電報裡說到:「西藏人口雖不多,但國際地位極重要,我們必須佔領,並改造為人民民主的西藏。」這裡有兩個很關鍵的詞:佔領和改造。

《十七條協議》中有一點非常重要,那就是「十七條」裡沒有說中共可以在那裡建黨,只是說中國人民解放軍可以進駐西藏保衛國防。所以,從1951年到1955年7月1日之前,中共西藏工委是個秘密組織,對外以解放軍「獨立支隊」的名義出現,這本身就違反了《十七條協議》,就像是木馬計。這個時候,中共西藏工委已經秘密發展了幾百個藏人黨員,在西藏各地建立了51個黨支部。可見,從一開始中國共產黨就沒打算遵守協議。所以說,對於西藏進行改造是一件勢必進行的事情,從一開始就計劃好了的,不只是佔領,還必須改造。

問:是這些「改造」導致後來藏人的反抗嗎?
答:引發藏人反抗以及隨之遭到鎮壓的原因是什麼,這個問題有一些爭議。簡單地說,「佔領」與「改造」是毛澤東1950年初定下來的方針,中共佔領西藏後,西藏工委和駐藏解放軍始終不渝地在執行這一方針。一直到現在,中共仍然沒有改變「佔領和改造」西藏的總方針。也就是說,中共在西藏所做的一切,就是既要「佔領」,又要「改造」。但是,中共歷史文件證明,在具體政策上,1955年末到1956年上半年,中共政策有一個明顯的轉變。在此之前的重點是「統戰」,同時培養中共自己的幹部。具體行為上強調謹慎。1955年末,周邊四省決定在藏區開展以土改和合作化為中心的「民主改革」,立即遭到底層藏人的抵制,藏區各地相繼發生大規模的藏人暴動,中共中央隨即派解放軍殘酷鎮壓。遭受鎮壓的藏人向拉薩方向逃亡,於是不可避免地把達賴喇嘛管轄下的中心西藏地區拉進了這一衝突之中,最終爆發了1959年3月10日的「拉薩事件」。

這是我根據中共文件和各方回憶錄重建的史實,從時間點上看,1955年末到1956年春是一個轉變點。不注意這個時間點,就無法解釋那一連串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

問:如何進行「民主改革」?
答:藏區的「民主改革」有明確的目標,即以罰款和沒收的方式「摧毀封建經濟」,收繳民間武器,摧毀寺院,基層建政等等。如在進行「牧業合作化」的時候,把比較富裕的牧民擁有的牲畜用贖買的方式放到公私合營牧場,給的價格非常不合理;牲畜比較少的牧民擁有的牲畜聯合起來成立「合作社」。對於牧民來說,這相當於沒收他們的全部財產。牧民普遍不接受這樣的「改革」,有些部落反抗,有些部落逃跑,這就被說成「叛亂」,於是就派軍隊鎮壓,成了一場戰爭。在青海和甘南等地區最為慘烈,死的人最多。

2012年的時候,我曾經去藏區尋找那些發生過大規模戰役的戰場,特別開車一整天到青海省興海縣的中鐵溝,因為我在印度的西藏難民定居點採訪過程中聽說了一件事:青海有個地方,有一年發洪水,從山上衝出很多人和牲畜的骨頭,把黃河河道都堵住了。我後來了解到那個地方叫中鐵溝,在青海省興海縣和同德縣交界的地方。根據中共軍方資料,那一帶是「興海東南地區圍殲戰」作戰的地點。這場戰役打了兩次,第一次是1958年8月到9月,第二次是1959年6月到10月。當時為了逃避中共的「民主改革」,興海、同德、果洛等地有近萬民眾逃到那一帶的深山裡。「海東南地區圍殲戰」動用了轟炸機對逃到那裡的藏人轟炸、掃射,根據軍方資料,兩次作戰共「殲滅」8000多人。

洪水衝出人骨是否可能?到了中鐵溝我就明白了。那個地方現在平均每公里只有五個人,在當時人口密度可能還要低。大規模的屠殺之後,解放軍不去收拾戰場,草原上也不掩埋屍體,打完就走。這樣的「改造」就是屠殺。

還有,尤其是在青海,大批部落中的男性為了「防叛」給抓起來。原果洛自治州州長達傑先生向我證實,1958年到1961年期間,為了「防叛」,部落裡18歲以上、60歲以下的成年男性全部抓起來。青海果洛久治縣,被抓走的人佔全縣人口的百分之十,有的地方多達百分之二十。根據甘肅黨史資料,甘南州「按照人口分配捕人指標」,有的地區分配的捕人數字甚至超過了當地成年人的總數。1962年2月2日,新華社內參有一篇報導說,青海果洛、玉樹許多地方青壯年男女比例在一比七以上,有的地方達到一比十幾,「因男的太少」,青年婦女無法解決婚姻問題。很多地區被抓走的人,有一半以上死在監獄中。草原上生存本來就艱難,那裡沒有人口稠密的城鎮群落來抵禦災難。在成年男性全部消失之後,剩下老人婦女和小孩的部落,怎樣抵禦自然災害,怎樣生存怎樣繁衍?有多少餓死的呢?尤其是在大饑荒年代。這已經無法統計了。對於這段歷史,我們知道的還很少,了解非常有限,我只是把我通過研究了解到的史實說出來,具體細節有待更深入的挖掘。也許,對於漢人讀者來說,面對這樣的史實是很艱難的,但我們必須面對。

問:藏民的這些反抗與1959年3月10日的拉薩事件有什麼關係?藏民為什麼要阻止達賴喇嘛去軍區看戲?
答:起初我也有這個問題:為什麼1959年藏人的反應這麼激烈?為什麼1954年達賴喇嘛去北京都沒事?這其中是有原因的。1958年初,甘南地區藏人暴動,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汪峰去甘南地區做調查,有人告訴他們一點經驗:藏人和其他民族開戰,一定拚死保護好自己的頭人。因此,若是控制了頭人就可以控制住藏人的反抗。於是,李維漢就給中央提了一個建議,通過請客吃飯、辦學習班等方法,把藏人中有威望的人都控制起來。

後來中共中央把這個建議轉發到四川和青海。於是,從1958年開始,藏人中有威望的人都被中共各級政府以各種名義邀請到縣城、省城等等,然後就被控制起來,不知下落不知生死。用這種方式來消解藏人的反抗,讓他們群龍無首。比如說安多地區著名的貢唐倉仁波切,在藏人民眾中威望極高。你聽說過有名的「紅原氂牛奶粉」嗎?他是紅原奶粉廠的創辦人,1957年他出資創辦,名叫「公私合營貢唐和平奶粉廠」。1958年他在阿壩的紅原縣,四川省委統戰部專門派人請他去成都,在成都還特別派人天天陪他看電影,然後有一天,看完電影他就「失蹤」了,其實是被逮捕了。這些情況都被逃難的藏人帶到了拉薩。此外,還需要注意,當時達賴喇嘛是被邀請到軍區看戲,而且不許帶有武裝的警衛,藏人得知這個情況,當然非常恐慌。於是,藏人包圍了羅布林卡宮,阻止達賴喇嘛去軍區。

另外,1959年3月10日的「拉薩事件」,某種意義上說,一開始是藏人內部的事件。藏人包圍了羅布林卡宮,並沒有包圍,也沒有打算包圍中共西藏工委和任何中方機構;他們打死的是一個藏人,不是漢人,打傷的也是藏人,不是漢人。而且當時的情況很複雜,藏人內部有多種不同意見,有要求獨立的,有主張妥協的,等等。在英文版中,我根據2010年後找到的很多資料,對這本書進行了修訂,對當時的情況做了比較詳細的分析。

問:藏人包圍羅布林卡宮七天後,達賴喇嘛出走,他真的別無選擇嗎?
答:達賴喇嘛最初的決定是到山南。當時解放軍並沒有控制山南,他想在山南呆下來,然後再和中共談判。當時他還不知道,毛澤東已經下定決心,來一場「總決戰」解決西藏問題,毛已經不耐煩去一步一步通過統戰來改造西藏了,想通過軍事行動一步到位。達賴喇嘛不知道這一點,他以為只要他離開,就可以避免流血,避免一場屠殺。到了3月22日,他才知道拉薩戰役的消息。此時拉薩戰役已經結束,拉薩已經遭受屠城。他知道不可能再按原計劃進行,只能去印度避難了。

問:關於達賴喇嘛的出走,有兩種說法頗為流行:讓路說,即達賴喇嘛是毛澤東有意放走的,和挾持說,即達賴喇嘛是被」叛匪挾持」帶走的。這兩種說法可信嗎?
答:讓路說其實是一個很晚的說法,我仔細追查過源頭,正式出來是在1990年代。其實最權威的資料是《楊尚昆日記》,楊在日記中記下了黃克誠帶來的毛澤東指示,其中一條就是儘可能不要讓達賴喇嘛走,然後才是「一旦走了也沒關係」。幾個小時後,達賴喇嘛就走了。他們都不知道達賴喇嘛什麼時候走的,怎麼可能讓路呢?達賴喇嘛出走的路線都是頭天晚上決定第二天如何走的,藏人方面有很多資料證明這一點,所以不可能是讓路。挾持說完全是編出來,這是對外的宣傳。一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出走到印度尋求政治庇護,這怎麼對外交代呢?就只好說挾持。達賴喇嘛出走是不是CIA策劃的?我曾問過達賴喇嘛這個問題,他一口否定。他說完全是他自己做出的決定。達賴喇嘛途中遇到CIA電報員,是出走幾天後的事情。這位電報員也只是把信息傳遞出去,並沒有傳說中的「CIA派飛機」之類的事。

問:為什麼毛澤東要打拉薩戰役?
答:毛澤東一直希望西藏能出點什麼事情,以便推翻「十七條協議」,迅速開始在西藏的「改造」過程。「拉薩事件」發生後,毛澤東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總算等到了政治上的主動。」也就是說,毛澤東一直在等待一個對他有利的時機。

1958年青海省循化縣藏民暴動,即「循化事件」。在這個事件之後到1959年1月22日,毛澤東有過幾個批示。在這些指示中,還可以發現毛澤東的一個重要想法一個重要概念,那就是「練兵」,通過戰爭來「練兵」、「讓我軍鍛煉得很能打」。2008年國防大學教授徐焰發表過一篇文章,題目叫《解放軍五年藏區平叛的艱苦歲月》,其中也提到在1956年到1961年,解放軍在青藏高原通過5年的「艱苦平叛,終於獲得了輝煌勝利,並由此獲得了高原作戰中使用各類武器的特殊經驗」。其實不止5年,中共軍隊在玉樹的軍事行動到1962年7月才結束。

1950年代,蘇聯淘汰了一批軍事武器圖紙給中國,雖然是淘汰的,但在當時中國還是最先進的武器,稱為五六式、五四式、五九式等武器,比方說,五四式122mm榴彈炮,就是「拉薩戰役」中的主要武器之一,還有五六式火箭筒也在西藏用過。史達林給毛澤東的10架圖-4遠程重型轟炸機的第一次實戰,就是轟炸理塘、巴塘和鄉城的寺院。

1956年3月2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兩架圖-4重型轟炸機從陝西武功機場起飛,攜帶着多枚重型炸彈飛臨中國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縣當地最大的寺院理塘寺上空。這是圖-4轟炸機第一次進行轟炸。當時理塘的藏人都沒有見過飛機,沒有一個詞來稱呼它,看見一個像大鳥一樣會飛的東西,往寺院扔東西,也不知道那個東西叫炸彈,大約有2000名藏人在理塘寺鎮壓中死傷。

問:毛澤東為什麼要練兵?
答:毛澤東需要一支「很能打」的軍隊牢牢控制西藏,同時震懾周邊國家。1962年3月,在西藏的戰爭結束,1962年10月,中印戰爭開始。當時報導形容中國解放軍勢如破竹。當然勢如破竹了,這些軍隊在高原上已經練了6年。像丁盛的部隊,是1958年直接從韓戰戰場下來到甘肅青海鎮壓藏人和回人反抗的。1959年去西藏鎮壓藏人,打完之後撤回四川。1962年又去打印度。1959年到1962年三年戰爭期間,總政總參總後,以及全國的各軍事院校都派人去西藏觀摩體驗,總政看如何做群眾工作,總參學習需要什麼樣的戰略戰術,總後看需要什麼樣的裝備等等。所有的這一切都在那場戰爭中實現。

問:從1955年到1962年,藏區像這樣的「叛亂」或是戰役有多少場?
答:藏民的反抗是一波一波的,第一波反抗是1955年的迪慶,之後甘孜、阿壩、甘南、果洛、玉樹、海南、黃南等地,都發生了較大的反抗,也都遭到軍事鎮壓,接下來才是西藏。戰爭在青海那邊尤其慘烈。如1958年6月的柯生托洛灘戰役,發生在今天的黃南自治區那裡,甘南瑪曲縣和青海河南縣交界的地方。當時在那個黃河灘上聚集了大概7000到1萬的藏人,幾乎全是逃亡的手無寸鐵的百姓,包括婦女、兒童、老人、僧侶等。他們打算渡過黃河,逃到甘南去,在拂曉的時候,被解放軍包圍,打了整整一天,再比如中鐵溝,在一個山澗裡,解放軍用了飛機和大概六個團的兵力打一群聚集在那裡的藏人。這些被打死的人全部是逃到那裡躲避的牧民、農民、僧人,解放軍打完仗往上報的時候都說成是「叛匪」。

由於資料不足,沒法統計整個藏區有多少場戰役。我只統計了1959年到1961年底西藏自治區範圍內發生的戰役。在這裡一共發生了12場戰役。西藏軍區編的一份機密文件裡有一個統計數字:在現在的西藏自治區,一年半內藏人死傷被俘8.7萬人。不過,一場「戰役」通常包含不同規模的戰鬥,根據公開和內部的官方出版物,我統計出在這六年中,中共軍隊在全部藏區的大小戰鬥有1.5萬多次,這還是不完全統計。

最近我在解放軍總政治部的一份機密文件中看到一個數據,在1956年到1962年這6年中,解放軍在戰場上「殲滅」的藏人達45.6萬多人。外逃人數:《紐約時報》1959年5月14日報導11500藏人進入印度,也就是說,「拉薩戰役」一個多月後,進入印度的逃亡藏人就有1萬多人,這個數字還不包括進入尼泊爾、不丹、錫金的人數,以及在途中被追擊的解放軍打死或因其他原因死亡的人數。

資料和田野調查顯示,這些難民大多來自四川藏區和現西藏自治區,來自青海、甘肅、雲南的藏人很少,因為他們逃出來更不容易,要過黃河,進入西藏後轉到印度,路途更遠。我曾經採訪過幾位從安多地區逃出來的藏民,他們走了一兩年。

問:你在《1959:拉薩!——達賴喇嘛如何出走》前言中說到,「1949年以來,中共軍隊進入城市鎮壓民眾抗爭的事件,迄今發生過兩次,一次是1959年的拉薩,另一次是1989年的北京。中共處理這兩個事件的方式有很多相似之處。」有哪些相似之處?
答:這兩場屠殺相差30年,確實有些相似之處。首先,屠殺的對象是平民。1959年,藏人中唯一能算得上是正規軍人的是藏軍,他們當時的總數只有3000多人。1959年3月,他們有武器,但沒有指揮,他們的指揮系統處於癱瘓狀態,所以只能各自為陣,有的打,有的投降。在整個「拉薩戰役」中,被解放軍炮火屠殺的絕大多數是平民。在持續兩天的戰役中,據中共統計數字,解放軍死亡是60多,藏人是500多。

其次,在這兩場屠殺中有一個很積極的角色或是決策人,那就是鄧小平。1959年,鄧小平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他積極參與了「拉薩戰役」的策劃。在3月10日到16日之間,中共西藏工委常委、西藏軍區政委譚冠三跟達賴喇嘛彼此有過三封往來的信。第三封信雖然署名是譚冠三,其實是鄧小平寫的。

第三,兩場屠殺都達到了他們的目的,通過軍事鎮壓粉碎了民間的所有反抗。拉薩當時起來反抗的是下層,而不是上層。

當然,它們之間也有不同點,最大的不同就是,對1959年的藏人來說,這是一個外來政權對他們的屠殺。那場鎮壓雖然中共在軍事上勝利了,但留下的後果我們依然可以看到的,藏人依然在反抗,差不對每一代人都在以各種形式反抗。雖然鎮壓看上去暫時奏效,但民間積累了一定能量後,反抗又會再度爆發。

問:如今藏人自焚事件與這場戰爭有多大關係?
答:這可以說是當年戰爭的一個後果。中共非常迷信軍事力量,迷信暴力,所謂「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然而藏人的反抗也是一直在進行的。反抗什麼呢?反抗一個外來政權對他們的佔領和改造。我曾經做過一個地圖,將西藏三區1956年到1962年戰爭最慘烈的地方標示出來,與網上下載的自焚發生地點的地圖比較,發現二者有着驚人的重合性,也就是說,自焚多的地方正是當年戰爭最慘烈的地方,像安多地區。

至今外界對那段歷史知之甚少。很多老一輩的人也不願提,因為實在是太恐怖了。2012年,我曾到青海尖扎縣的一座著名寺院,當年的廢墟已經沒有多少了,寺院的僧人大多是中年人和年輕人,對當年發生的事知道的很少。我問年輕的喇嘛,有人知道1958年的事情嗎?他們指着一個看上去80多歲的老人,說經歷過1958年事件的人只剩這一位老僧人了。我問他願意接受採訪嗎?那位老人堅決不肯。我回去之後,就看到新聞說,政府把這個寺院殿堂裡達賴喇嘛的照片全部沒收了。

問:你的書出來之後,有沒有受到批評和責難,尤其是來自中國官方的?你個人生活有沒有受到困擾?
答:來自各方的批評和責難是不可避免的,批評幫助我更加嚴謹地分析和考證資料,更加註重細節的真實性和事件之間的邏輯關聯。中國官方沒有直接反應,他們只是立刻把我的書列為禁書,並且屏蔽微博上的相關評論。2012年夏天我「潛入」四川、青海、甘肅藏區後,他們取消了我的探親簽證。對我的個人生活而言,無法回去看望84歲高齡的母親,當然是令我困擾的事。

問:你個是達賴喇嘛的信徒嗎?
答:這個問題用「yes」或「no」來回答可能會引起誤解,我想多說幾句。我們這一代人是在唯物主義的紅色教育下長大的,我在中國從未受過有關宗教的教育。1988年我進入布蘭戴斯大學學習猶太歷史,自然避不開宗教方面的內容。我在課堂上精讀過猶太教和基督教的經典,以及系統的宗教學知識。在以後的十來年裡,我接觸了世界三大主流宗教,甚至一度加入過紐約著名的印度教團體。我也研究和修習佛教禪宗,練習瑜伽,打坐冥想。但是在宗教問題上,我的態度一直是開放的。宗教史的知識、宗教學的理性和個人的靈性信仰及修為,是既有聯繫也有區別的兩個方面。達賴喇嘛常說的話給我印象很深,他說,各種宗教的不同之處一目了然,人類宗教的相同核心價值卻需要我們去共同尋找。我想強調說明的是,我對當代藏史研究並不是源自於對藏傳佛教的信仰,也不是基於反共的立場,而是出於基本的人道主義立場和對普世價值的認同。

問:你出身紅色家庭,如今的研究可以說是一種「背叛」,你有沒有對此感到困惑?
答:曾經有過一點吧。我母親屬於第四野戰軍南下工作大隊的,南昌解放第六天,她就到了南昌。我父親是新四軍系統的,皖南事變後,他北撤到東北,然後又南下到江西。他們是江西第一批建政幹部。從某種意義上說,我確實是從小被培養成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不過,當我研究越深,我就對那場「革命」的否定越徹底。但是,這並不影響我和父母之間的親情,他們處在他們的時代中,我處在我的時代中。我跟我的一個哥哥關係非常近,他的政治觀點卻跟我正好相反。幾年前最後一次回家,在家那些天,我哥哥忙着準備課件,向民眾解釋「中國夢」;我忙着整理在藏區各地採訪來的資料。我母親看著我們兩個,嘆口氣,說我們家出了一個接班人,一個掘墓人,哈哈!

(羅四鴒,自由撰稿人,現居美國。)






2016-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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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智足履70年
西藏宗教文化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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