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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時事評論

解密時刻:尋找班禪喇嘛轉世靈童

作者作者:美國之音




1989年1月28日,隆冬時節的西藏日喀則寒冷刺骨。當晚,第十世班禪喇嘛在他的駐錫地紮什倫布寺突然圓寂,終年51歲。他是西藏第二大精神領袖,也是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十世班禪喇嘛之死留下了一個巨大的問號——誰將成為他的轉世靈童?兩個年齡相仿的藏族男孩被捲入其中——一個由中國政府選定,另一個由流亡印度的達賴喇嘛選定。這場風波改變的不僅僅是這兩個孩童的命運,也讓600多萬藏人的前路更加撲朔迷離。http://goo.gl/TQXoCf

* 轉世——藏傳佛教特有的傳承方式*
世界各地不同的古老文明、宗教、文化中都有人相信,生命並非只有一次,世間所有有情之物不會輕易死去,而是會以另一種形式回到世間。如此生生世世,輪迴往復。

艾略特·史伯嶺(西藏歷史學者):“在印度、在西藏,以前有這個傳統,有一個人是非常非常聰明的,在宗教範圍也是非常非常有天才的,有時候他們就說,他肯定是轉世的。”

公元13世紀,藏傳佛教噶瑪噶舉教派首先創立了轉世制度。

艾略特·史伯嶺:“在第13世紀是頭一次,一個教派正式認定一個喇嘛是轉世喇嘛。他們就開始用喇嘛轉世的方法組織這個教派的形成。這個是新的,是他們以前沒有的。不久,所有的教派都開始用這個方法。”

公元14世紀,藏傳佛教大師宗喀巴創立格魯派。他的最後一位弟子,根敦朱巴是格魯派最重要的宗教領袖之一,也是紮什倫布寺的最早修建者。他被後人追認為第一世達賴喇嘛,意思是“智慧的海洋”。

300多年後的1622年,拉薩哲蚌寺迎來了第五世達賴喇嘛。6歲的羅桑嘉措師從格魯派高僧羅桑卻吉堅贊。為了感謝經師的教育之恩,羅桑嘉措將班禪喇嘛的名號贈予這位高僧,意思是“博學的大師”。

艾略特·史伯嶺:“第五世達賴喇嘛就把他的上師當作班禪喇嘛,而且承認了這位喇嘛的前三輩還是為班禪喇嘛。所以事實上,頭一輩帶著這個名稱的是第四輩班禪喇嘛。”

在藏傳佛教的信仰中,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是最重要的兩位精神領袖。前者被奉為觀世音菩薩的化身;後者被看作阿彌陀佛的化身。

艾略特·史伯嶺:“他們之間的關係,有的人說這是老師和弟子的關係,但是事實上在政治方面,達賴喇嘛的地位高。達賴喇嘛是第一。”

一世一世的轉世喇嘛引領著青藏高原上一代一代的藏人保留下他們特有的宗教、文化和生活方式。

斗轉星移,又是300多年。到了公元1949年10月,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已經在拉薩潛心修行;年少的第十世班禪喇嘛正在青海等候達賴喇嘛的認證。此時,雪域佛國外卻已經是另一番天地。

*阿沛· 阿旺晉美提議尋訪轉世靈童*
公元1989年1月30日,第十世班禪喇嘛圓寂三天後,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李鵬發出《國務院關於班禪大師治喪和轉世問題的決定》。“決定”包括:為十世班禪喇嘛修建靈塔;舉行宗教悼念活動;尋訪認定班禪喇嘛的轉世靈童。

據悉,提出這些建議的是阿沛· 阿旺晉美。他是在中國共產黨治下官職最高的藏人之一,也是一位極富爭議的人物。

阿沛· 阿旺晉美,1910年生於拉薩,曾任前西藏噶廈政府噶倫(長官)。1950年10月,解放軍開赴西藏途中,與藏軍在昌都(位於今天西藏自治區東部)展開了一場十餘天的軍事衝突,史稱昌都戰役。身為昌都總管的阿沛· 阿旺晉美自認寡不敵眾,下令藏軍繳械投降。

1951年,他代表西藏地方政府赴北京簽署《十七條協議》。中國政府宣布西藏“和平解放”。在那之後,阿沛· 阿旺晉美一路平步青雲,不僅在歷次政治鬥爭中安然無恙,80年代更位居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

不過鮮為人知的是,在決定班禪喇嘛人選問題上,阿沛· 阿旺晉美並沒有順從北京。西藏歷史學家茨仁夏加在《龍在雪域》一書中這樣記載:1951年在北京簽署《十七條協議》期間,中央政府要求商討十世班禪喇嘛人選問題。阿沛· 阿旺晉美拒絕了。他態度嚴正地說,這是西藏內部事務,只有達賴喇嘛和噶廈政府有權決定。

李江琳(西藏問題學者):“阿沛·阿旺晉美在這些年裡面一直扮演著一個角色,就是這兩邊的溝通。不管他這個角色是不是成功,但是他一直在努力這麼做。尋找轉世靈童,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轉世這件事情在1958年以後,所謂'宗教制度改革運動'之後,就被取締了。”

*脫下袈裟換上毛式制服*
解說:1958年8月19日新華社《內部參考》發文,青海省宗教制度改革的內容之一是“逐步廢除'活佛轉生'制度”。

阿嘉仁波切(前青海塔爾寺住持):“那個時候是叫做大躍進嘛,大躍進裡面就是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基本上把寺廟都關了,把寺廟裡面的高僧大多都逮捕,這些僧人都被迫去還俗,穿衣服去下地種地,或者是到工廠裡去當工人等等。”

阿嘉· 洛桑圖旦,1950年出生於今天中國青海省大草原,父母是青藏高原的牧民,兩歲時由十世班禪喇嘛認定為青海塔爾寺住持阿嘉仁波切的轉世靈童,迎請到塔爾寺繼承法座。

1958年,年僅8歲的阿嘉仁波切經歷了塔爾寺的劇變,親眼目睹了挎著機關槍的解放軍進駐寺院,批鬥、抓捕僧人。他自己也被迫脫下袈裟,換上毛式制服,戴上紅領巾。

阿嘉仁波切:“我們的袈裟就裁成一片一片,染成黑色,或者是染成深藍色,做成製服就穿。我當時穿的那些制服都是袈裟染了做的。從那兒以後,對我的生活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變化。同時我也在往後的這些年代裡看到宗教如何受到衝擊,寺廟如何受到破壞等等,都親眼看了不少。”

* 毛澤東:宗教是一種毒藥 *
中國共產黨早在建政之初便清楚地認識到,西藏宗教上層人士在藏人中擁有巨大威望和影響力,必須爭取到他們的支持。

1954年,19歲的達賴喇嘛和16歲的班禪喇嘛獲邀赴京,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分別當選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和常委會委員。

那次行程中,他們受到了高規格的款待,但是在表面的友善背後,年輕的達賴喇卻窺見中共最高領導人對宗教的真實態度。

1955年春,離開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毛澤東私下會晤了他,並親口對他說:“宗教是一種毒藥。”

達賴喇嘛在回憶錄《流亡中的自在》中寫道:“我覺得滿臉火辣辣的,忽然非常害怕。心想,啊,原來你是個毀滅佛法的人。”

幾年後,噩夢果然降臨。1956年,中共開始在藏區推行以“民主改革”為名的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運動。這些在內地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運動也讓藏區生靈塗炭。到了1958年,“改革”開始蔓延到宗教領域。

1958年,首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在一次秘密會議中說,對於宗教,“ 要看到它是會逐步削弱以至消滅的,並且要從各方面加以促進,使它削弱的(得)快一點” 。

1958年7月通過的《關於改革宗教制度的決議》,其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徹底改造宗教人員,使大部分宗教寺院瓦解” 。

李江琳:“藏傳佛教的組織化的系統非常嚴密,這一點中共從來都不喜歡的。在藏區它不摧毀這個以藏傳佛教為中心的這種社會組織,它無法在那個地方立足,它就無法控制到基層,所以它必須會這麼做。”

* 99.9%的寺院被毀數十萬藏人喪生*
1959年達賴喇嘛出走印度後,十世班禪喇嘛越發成為中國政府倚重的統戰對象,幾度獲邀前往北京。就在他與最高領導人會面之際,中共的轟炸機正掠過他的家園。

1961年末至1962年初,十世班禪喇嘛在西藏、青海、四川藏區進行了半年的考察,眼前的景象令他大為震動——所到之處滿目瘡痍、民不聊生,一切再不是他心中故鄉的模樣。

回到日喀則,他奮筆疾書,花了五個月的時間,寫就一份報告呈交國務院。全文七萬多字,人稱《七萬言書》。這份報告對中共十幾年來的治藏政策提出嚴厲批評。毛澤東看後大為光火,稱這是一枝“毒箭”。十世班禪喇嘛從此被軟禁,文革期間又幾次被揪鬥,在鐵窗背後捱過了近十年的漫長歲月。
到1976年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結束之時,藏區6400多座寺院99.9%被毀,數十萬藏人死於炮火、飢荒、監禁、迫害……

1977年,十世班禪喇嘛獲釋。他沒能返回西藏自己的寺院,而是被規定必須住在北京。他同一位漢族女子結了婚,恢復了黨和國家領導人職務,再次成為一顆政治明星。

不過,他並沒有完全停止對當局的批評。他在世間最後一次公開發言時說:“由於你們在西藏解放時期的努力,使西藏有長足的進步,西藏人民不會忘懷。然而你們也在西藏確實犯了很多錯誤,我們也永遠不會忘懷。”

*政治形勢急轉直下*
80年代,中國共產黨對治藏政策進行了一定的反思。1980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訪問了西藏。

李江琳:“由胡耀邦主導,召開了兩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實際上是對從1950年中共進藏之後,到1980年那段時間西藏所發生的一切進行的一個糾偏。”

達賴喇嘛的二哥、流亡印度的嘉樂頓珠在自傳《噶倫堡的麵條商人》中回憶說,班禪喇嘛圓寂後,鄧小平希望達賴喇嘛本人來北京主持悼念儀式。時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帶來一封親筆信,請他轉交達賴喇嘛。可是噶廈政府以準備時間不足為由拒絕了。真實原因是他們擔心達賴喇嘛被北京劫持。嘉樂頓珠說,他認為鄧小平的邀請是真誠的。他對這次錯失的機會感到失望。

2015年底,達賴喇嘛在印度達蘭薩拉對美國之音說,當時,他本人也提出了幾項要求,中方拒絕了。

達賴喇嘛:“已故班禪喇嘛圓寂後不久,我向中央政府提出要求,想派一個代表團、一個宗教代表團去為他做一些宗教儀式,這是我們的傳統。中國政府拒絕了。所以這件事沒能實現。過了一段時間,我又聯繫他們說,想就尋訪轉世事宜派一個代表團。這件事也沒能實現。”

1989年十世班禪喇嘛圓寂後不久,中國又發生了一連串事件。3月,西藏接連爆發示威,拉薩戒嚴;4月,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去世,引發“天安門事件”;6月4日凌晨,這場運動以血腥鎮壓劃上了句號。

李江琳:“'六四事件'導致中國黨內的改革派可以說是全軍覆沒,趙紫陽被軟禁,江澤民上台。'六四'之後中共政策急劇地向左轉,至少在政治上向左轉。西藏戒嚴了一年,到1991年5月份才解除戒嚴。基本上中國大的格局、大的形勢變化,大致上塵埃落定。江澤民鞏固了權力,這個時候他騰出手來,處理西藏的問題了。”

*恰扎仁波切獲中共領導人青睞*
1991年4月6日,十世班禪大師轉世尋訪小組在北京召開了第一次尋訪工作會議。

阿嘉仁波切:“這個小組大概有個四五十個人吧,兩個部分組成,一個是黨的幹部部分,一個就是所謂的藏區高僧大德。幹部部分呢,就是跟藏傳佛教有接觸的這幾個省。這幾個省的第一把和第二把書記參加;第二個部分呢,由高僧大德組成,藏區這些比較大的仁波切啊,還有有名望的人啊,同時中國佛協的一些有名望的人。

我記得我還擔任一個秘書長啊什麼的,這樣的一個職務吧,不過是開會的時候做個樣子,發表一下意見啊,拍拍掌啊,點點頭啊,舉舉手啊,這些而已。”

班禪喇嘛的經師嘉雅仁波切任擔任組長。在他圓寂後,扎什倫布寺住持恰扎仁波切成為尋訪小組的第一把手。顯然,在中國官方眼中,他是一位“政治過硬”的僧人。

阿嘉仁波切清楚地記得1991年,他代表青海出席中國政府紀念統治西藏40週年慶典時發生的這樣一件事。

阿嘉仁波切:“中央代表團的團長是李鐵映。李鐵映為首的很多人在台上。在那個地方舉行這個活動的時候,就有兩個兒童,兩個都是藏族的,一個穿著小男生的藏衣,一個穿著小女生的藏衣,兩個人手拿鮮花上去給中央團團長獻花。獻完花以後呢,李鐵映就很神氣地,把這個花一拿來以後就往下扔,就扔到台下來了。大家都感覺到這個很不正常嘛,很奇怪,這個中央團團長突然把獻給他的花扔到台底下來了。當時我也不是在前排,可能在三排、四排左右吧,這樣能看到前排的這個恰扎仁波切就第一排裡頭稍微靠邊一點的地方。那麼這個花就扔給他了。他當時拿到花的時候,全場就開始鼓掌。”

當天,阿嘉仁波切在另外一個場合又碰到了李鐵映。李鐵映握著他的手這樣說:
阿嘉仁波切:“這次這個轉世靈童問題啊,請你要配合,千萬不能在這裡頭跟中央要唱對台。你也看到這是一種神的感應啊,反正是一種加持力吧,我的這個花也身不由己地扔到恰扎仁波切那兒去了。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說你必須要配合中央的這個說法,叫恰扎仁波切來主持這個情況,你們不要去參與。”

*中央政府介入並非歷史定制*
中國官方沒有料到的是,隨著尋訪進程的推進,恰扎仁波切的“反骨”越發顯露出來。抗命的原因是,雙方在誰擁有認定轉世的最後決策權上有著不可調和的分歧。

阿嘉仁波切:“開會的時候,中國政府的態度比較清楚,意思是什麼呢?這個班禪大師的靈童最後的選定是中國政府要定,因為這是一個政策的問題。”

北京的態度很明確,班禪喇嘛的轉世認定必須遵循歷史定制和宗教儀軌,承認中央政府的最高權威。可是在恰扎仁波切看來,既然是遵循“歷史定制”,無疑只有藏人的最高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才有最後決策權。

英國記者伊莎貝爾· 希爾頓在《尋訪班禪喇嘛》中記述道:恰扎仁波切在會上說,如果不能由達賴喇嘛來認定轉世,他本人將辭去尋訪小組的職務,讓中方自己去處理這件事。

北京和達賴喇嘛究竟誰擁有靈童轉世的決定權?什麼才是轉世認定的“歷史定制”?

從公元13世紀轉世制度創立以來,轉世始終是藏人內部的事務;各教派也逐步形成了一些既定的宗教儀軌。

艾略特·史伯嶺:“有時候是前一輩喇嘛寫下,我的下一輩是在哪裡出生的,是什麼樣的人。”

阿嘉仁波切:“還有一種是去看神湖。我們拉薩不是有拉姆拉錯神湖嘛,會看到一些各種各樣的現象。還有一種是有些住持,其他的一些高僧大德,尤其是跟他有佛教上弟子和師父、師弟關係的這種傳承師父來定。”

這樣的狀態持續了400多年,直到公元18世紀初,崛起的滿清王朝渴望將勢力擴展到西藏;而此時的西藏,內部群雄割據,外族虎視眈眈,也急需大清帝國的保護。

從1720年起,滿清朝廷幾次派兵幫助西藏趕走外族入侵,並藉由出兵的餘威,開始在西藏駐軍並設立駐藏大臣。至此,千百年來遺世獨立的西藏在事實上被置於清朝的統治之下。此後,特別是在乾隆年間,身為“保護者”的清政府加強了對西藏各項事務的控制,其中包括喇嘛轉世事務,成為控制者和統治者。

不難看出,中央政府的介入並非出現在轉世制度的源頭,歷史定制本就無從談起;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介入喇嘛轉世事務代表的是一個被傷害的弱小民族一段屈辱無奈的歷史。

*和達賴喇嘛密信聯絡*
公元20世紀末,一個聲稱“解放”了西藏“ 百萬農奴” 的強大政權同樣想要左右這個民族的信仰。

在這場政治與信仰的較量中,恰扎仁波切選擇了後者。他開始派信使從西藏到印度暗中和達賴喇嘛聯絡。他發誓,一定要找到真正的班禪喇嘛,哪怕為此搭上自己的性命。

達賴喇嘛:“有一個和恰扎仁波切關係密切的人,還有另一個人,他是一位流亡藏人。他回西藏,他們兩個有機會見面。他捎信給我,告訴我他們在做什麼。”

1993年2月20日,恰扎仁波切在寫給達賴喇嘛的密信中說:“我們現在處在別人的強行控制下,如何聯繫,請予指示。”

1993年8月,他又寫信說:“望昭示班禪靈童的特徵、父母、方向等等。”

根據中國官方文件,這一來一往的書信共計近30封。

另一方面,北京也在通過自己的渠道和達賴喇嘛取得聯絡。

達賴喇嘛的二哥嘉樂頓珠說,1994年他在北京期間,班禪喇嘛尋訪小組的代表來看他,請他轉交給達賴喇嘛的禮物,以及恰扎仁波切的一封信。

達賴喇嘛認為這是北京釋放的友好信號,遂請嘉樂頓珠傳遞信息,邀請恰扎仁波切來印度商討尋訪事宜。這封信通過中國駐德里印度大使館轉交中方,但從此石沉大海。

*金瓶掣籤—滿清朝廷強加給藏人的宗教儀式*
1994年7月,江澤民在北京主持召開第三次西藏工作會議。這次會議成為漢藏關係的一個重大關節點,一切和解的希望從此化為了泡影。

李江琳:“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面,基本上就已經把達賴喇嘛定為敵人了。江澤民說我們和達賴的關係,不是信仰佛教和不信仰佛教這樣的關係,而是分裂和反分裂這樣的關係。據我所採訪到的參加過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的人告訴我的情況,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裡面,背後所制定的一個政策就是決定不讓達賴喇嘛回來了,所謂'讓他死在國外'。在這樣已經內定的情況下,你就會發現從1994年,反映在班禪大師轉世靈童尋訪這件事上面,政策有一個巨大的轉變。”

一個乾隆年間的金瓶被鄭重其事地搬了出來。這個主張摒棄一切封建皇權的政黨說,轉世靈童的選定必須經過金瓶掣籤。再一次,北京想用滿清朝廷耀武揚威後強加給藏人的這個宗教儀式來為自己背書。

1791年,驍勇善戰的廓爾喀人(今尼泊爾人)入侵西藏,藏人向大清國求助。乾隆皇帝派兵擊退後,乘機於1793年在西藏頒布了29條法令,進一步加強了中央政府對西藏事務的控制。

《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第一條:“大皇帝為求黃教得到興隆,特賜一金瓶,今後遇到尋認靈童時,邀集四大護法,將靈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滿、漢、藏三種文字寫於簽牌上,放進瓶內,選派真正有學問的活佛,祈禱7日,然後由呼圖克圖(注:藏傳佛教高僧)和駐藏大臣在大昭寺釋迦佛像前正式掣籤認定。”

阿嘉仁波切:“清朝政府看到我們西藏有個習慣,用糌粑做的面球放到碗裡頭,這樣搖搖搖出來。看到這個以後呢,就是說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要比那個要珍貴,放到一般的碗裡頭不好,就說放到那個金瓶裡頭去抽。”

其實,這不僅僅是一個轉世靈童認定方式的變化,更重要的是,朝廷駐藏大臣因此享有與藏人同等的認定轉世靈童的最高決策權,外來勢力已經有權干預藏人宗教中最高的核心事務。

中國西藏問題學者王力雄認為,那時的西藏儘管表面上對中國作出臣服的姿態,但是這種臣服僅僅停留在名義上。事實上,在歷任班禪喇嘛的遴選中,只有第八世班禪喇嘛和第九世班禪喇嘛是由金瓶掣籤選出的。

19世紀末,隨著清朝自身的衰落,其對西藏的控制也日漸式微。到了中華民國時期,第十世班禪喇嘛和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認定都沒有經過金瓶掣籤。

李江琳:“當時的噶廈政府想盡了一切辦法,要避免金瓶掣籤。因為他們真心實意地不接受這個,因為它不是藏傳佛教本身的東西。它是一個政權政治上強加給他們的。 ”

即便是在1949年後,中共在之前的喇嘛轉世認定中也從來沒有提及過這個像徵封建皇權的金瓶,比如1992年達賴喇嘛和中國政府共同認可的第十七世噶瑪巴喇嘛。

艾略特·史伯嶺:“他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版圖裡出生的,被尋找、確定的。那時候有一個大典禮,坐床典禮,是在他的喇嘛廟舉行的。政府和黨就派了代表,一句金瓶掣籤的話都沒有說。”

*達賴喇嘛宣布:轉世靈童找到了*
第三次西藏工作會議之後,尋訪進程突然加速。尋訪小組先後確定了20多名男童作為靈童候選人。當年12月底,恰扎仁波切派人秘密前往印度達蘭薩拉,將這些男童的照片和資料交給達賴喇嘛。接下來,和歷代達賴喇嘛一樣,他必須對這些男童進行驗證。

達賴喇嘛:“這些都是傳承下來的方式。有很多不同的方法驗證,比如觀夢,或是觀察酥油燈的顏色和燃燒的時長,也會藉助一些物品,比如念珠,再加上打坐。意念、感受……不是只憑藉一個因素。佛教本身也是這樣,所有的事情都是相互依存,而不是獨立存在的。打坐、誦經、打卦。我一生中一直在做這種修行。50年來,我人生中所有的重大事件都是這樣作出決定的。所以我相信這些。根據我的驗證,根敦確吉尼瑪看來是最好的一個。”

達賴喇嘛回憶說,當他注視著這個男孩的照片時,一股暖意湧上他的心頭。

1995年1月23日,經過反複驗證,達賴喇嘛認定,這個名叫根敦確吉尼瑪的6歲男童正是他們尋找了近六年的第十一世班禪喇嘛。

2月6日,達賴喇嘛派人跨越喜馬拉雅山,將認定書秘密交到恰扎仁波切手上。

3月,恰扎仁波切趕赴北京。他希望能夠說服當局,靈童人選已經確定,無需進行金瓶掣籤。

可是北京的態度異常強硬。

時任西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熱地回憶:“ 3月6日到18日,我根據李瑞環同志的指示,連續找恰扎談話,要求他擁護中央決定。”

3月26日,時任中國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宣布,必須實行金瓶掣籤。

在達蘭薩拉一方看來,恰扎仁波切自從去了北京以後,就彷彿突然從人間消失了,沒有一點他的消息。這令人揪心的沉默意味著什麼?北京是否知道了那個男孩的姓名?會不會對他採取什麼行動?幾個月來,這些念頭縈繞在達賴喇嘛的心中。

1995年5月14日,達賴喇嘛在請示神諭後決定,要在這天向世人公佈根敦確吉尼瑪的名字。

達賴喇嘛:“我再次通過一些神秘的方式來驗證,以決定是否應該宣布。結果是宣布。所以我就宣布了,就是這樣。中國政府看來非常生氣。”

*北京做出強硬反應*
碰巧就在5月14日這天,恰扎仁波切結束了在北京的斡旋,啟程返回扎什倫布寺。對於達蘭薩拉所發生的一切,他毫不知情。可是在中方看來,這太像是一個精心編織的陰謀。

阿嘉仁波切在自傳《逆風順水》中寫道:“聽到這個消息,中央統戰部的官員們急了:“哎,這個恰扎是怎麼搞的,屁股一離開北京就變卦了。”

正在成都等待轉機的恰扎仁波切立即被逮捕並軟禁起來。

北京決定奪回事態的主動權:
5月16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做出官方回應,不承認達賴喇嘛選定的靈童。

5月17日,根敦確吉尼瑪和家人被帶走。

5月18日,官方媒體《人民日報》發文稱:“達賴喇嘛不顧歷史定制,破壞宗教儀軌,…… 公然在國外擅自宣布“班禪轉世靈童”,這樣做完全是非法的、無效的。 ”

6月初,統戰部、宗教事務局工作組連續召集僧人開批判大會,但是絕大多數僧人支持達賴喇嘛的決定。與此同時,日喀則地區加強了警備。

7月12日,警方和僧人發生衝突。午夜時分,警方闖入僧人房間,毆打並逮捕了27名僧人。

7月13日,日喀則非正式戒嚴。

7月14日,恰扎仁波切被撤銷寺院民管會主任和尋訪小組負責人職務,理由是“背叛祖國”。

*氣氛嚴峻的京西賓館會議:誰也不敢說“不”字*
1995年11月初,阿嘉仁波切和多名宗教界人士被緊急召集到北京開會,藏區各省委第一書記也被點名參加。地點是北京京西賓館。京西賓館隸屬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安保工作歷來十分嚴密,這一次更是非比尋常。

開會前,宗教界人士被中國官員找去一對一地談話。時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李德洙向阿嘉仁波切透露了會議的主要內容。

阿嘉仁波切:“一個呢就是說要徹底地批判恰扎仁波切,因為他背叛了政府;第二個就是說要廢除達賴喇嘛認定的這個靈童;第三個是要同意'金瓶掣籤' 。”

阿嘉仁波切提出異議,要求釋放恰扎仁波切,並且讓達賴喇嘛選中的男童一道參加金瓶掣籤。

阿嘉仁波切:“李德洙副部長是非常溫和的一個人。他說,阿嘉副主席,你提這兩個問題啊,他說我可以理解,你是從青海來的,你不知道這個裡頭的這些內幕。他說,這兩個問題是原則的問題啊。如果你再提這兩個問題的話,你自己的人身也會受到危險、威脅。”

回到賓館後,青海省委書記尹克升又找他談話。

阿嘉仁波切:“他是很直爽的一個人。他就拍拍我的肩膀說:'你這次到中央統戰部說什麼話了?據說是你有很多的意見。那個李德洙部長給我親自打電話說,要做好你的工作,明天開會的時候絕對你不能說這些話啊。'他就給我壓底線,他說:'你給我要面子啊,你給我面子'。所以我就說:'當然你也有難處,中央這麼說了我也不敢再亂說嘛,對不對。'”

1995年11月,班禪轉世靈童尋訪小組第三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李瑞環在會上發言,譴責達賴喇嘛“不斷破壞和乾擾”尋訪進程,並再次強調必須實行金瓶掣籤。

阿嘉仁波切:“開會的會議氣氛也是比較緊張,故意地讓每個省的書記和自己省的那個仁波切對面,我的後面是青海省統戰部的部長。每個省的部長就坐在後面。就好像是感覺到我們說話中間出問題的時候,他從後面要把你捅一下,或者是要住口這樣的感覺。前面是鏡頭對著你,要表態,這種氣氛下那當然誰也不敢說'不'字了。”

因為和政府保持了統一口徑,阿嘉仁波切還得到了官方獎勵。

阿嘉仁波切:“中央統戰部給大家錢嘛,我記不得了,給了兩萬塊啊還是多少錢,都有經濟上的一些待遇、獎賞吧,哈哈。青海省海給我送了一個彩電,彩色電視機。我回來的時候一直送到我們家裡頭來了。”

值得注意的,最早向當局建議尋訪班禪喇嘛轉世靈童的阿沛· 阿旺晉美沒有出席這次會議。

1998年4月4日,香港《南華早報》刊登了記者白克爾(Jasper Becker)的《阿沛阿旺晉美訪談錄》,其中寫道:“內部消息說,阿沛· 阿旺晉美試圖阻止北京在認定十一世班禪轉世時使用金瓶掣籤。據悉,他查閱政府檔案,想證明中央政府在之前的班禪轉世中並未使用金瓶,也沒有參與十世班禪喇嘛的甄選。”

*江村羅布選出了另一個“江村羅布”*
京西賓館會議後不到一個月,阿嘉仁波切等一眾人被專機送到拉薩。

阿嘉仁波切:“拉薩機場那個武警啊,機場裡頭滿滿的,大家都帶著槍,而且帶著鋼盔,好像是很緊張那個氣氛。大家都說這個怎麼了?到那個賓館大概需要一個多小時、兩個小時吧,路上一直有軍隊,兩邊差不多是,有個俗話嘛,就是“十步一個崗,五步一個兵”什麼的,就是這樣。甚至有些地方是有那個碉堡啊什麼的,裡頭有機槍之類的。”

西藏賓館裡也是戒備森嚴,當晚即召開緊急會議。

阿嘉仁波切:“有點毛骨悚然的那種感覺啊。就說今天,明天什麼時候可能要舉行金瓶掣籤,在拉薩的大昭寺。這個金瓶掣籤我們安排得非常好,如果說這個金瓶掣籤裡有達賴集團和國外敵對勢力來破壞的話,我們會堅決地消滅。同時你們如果說有人可能會站不穩立場,要參與這些的話,那也一概不客氣。”

那天晚上,阿嘉仁波切和衣而臥,不敢熟睡,生怕會被隨時叫起。果然,半夜兩點多,命令來了,全體出發去大昭寺參加金瓶掣籤。

阿嘉仁波切:“大昭寺裡頭不知道什麼時候他們已經集中了,大概有兩三百人、三四百人吧,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反正坐得滿滿地在那個地方誦經,有僧人也有俗人,他們都有還穿著節日的那些服裝。往日在大昭寺裡頭看寺的那些看燈師都看不見,都是一些新的僧人,不認識的。大昭寺裡頭有很多小的佛堂,一些小的轉彎的地方,都有很多的便衣在那邊站著。”

主席台上就座的是中國國務院國務委員羅幹、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局長葉小文和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江村羅布。他們面前擺放著那個乾隆年間的金瓶。

阿嘉仁波切:“金瓶掣籤是什麼概念我一直都沒有。我們就坐在自己座位上看。金瓶裡頭有一個小茶杯似的東西,那個茶杯裡頭有三個籤條,三個人的名字也打印在那個紙條上,達賴喇嘛宣布的那個已經廢除了。三個籤條就放到那個茶杯裡頭了,叫波米仁波切(時任西藏自治區佛協會長、中國佛協的副會長)去抽。他就抽抽抽,抽出來一個。西藏自治區的主席江村羅布就宣布。”

中籤的5歲男孩叫堅贊諾布,發音和江村羅布相同。江村羅布選出了另一個江村羅布,這在藏人中傳為笑談。男童的父母大喜過望,在旁人的提示下才沒有失態。不知是不是巧合,他們二人都是共產黨員。

回到賓館後,阿嘉仁波切在電視上看到了關於金瓶掣籤的報導。

阿嘉仁波切:“那個時候看到,這三個籤條裡頭一個籤條好像是稍微長一點,他就故意把那個抽出來了。我們大家都面面相覷,看完以後呢就說,哎,為什麼這個長一點?”

* 葉小文:那個布袋裡我們故意放了一點棉花*
謎底在從拉薩回北京的專機上解開了。

阿嘉仁波切:“回來的時候在李鐵映的專機上,他們都非常開心,口口聲聲說這一次我們做了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公德的事啊,可以青史留名啊。李鐵映就非常興奮,他講了很多的東西。講完了以後,他可能也累了,因為西藏高原嘛,他們去了以後就缺氧啊什麼問題吧,他就戴上那個氧氣,閉著眼睛就在那個地方休息一會兒。

這個時候葉小文就開始談話了。他說:' 哎,金瓶掣籤你看到沒有,那三個籤條裡頭有一條稍微長一點,你看到沒有?'

他開始說這個的時候,我就開始全身有點麻的那個感覺。他說,'你看,我們故意地把那個有一條弄長了一點,那一條裡面啊我們放了一點棉花,那個布袋裡頭,所以呢就故意弄長一點,就把那個給抽出來。'

這樣一說以後,我感覺就好像是我自己說了什麼謊話似的,我感覺到我全身就發麻、發抖,很害怕的那種感覺。我就這樣不敢正眼去看,我就偷偷地看嘉木樣(仁波切)。嘉木樣呢,好像是裝作沒聽到似的。那我再翻過去看李鐵映。李鐵映閉著眼睛繼續吸氧氣。葉小文就興高采烈地說這些話。當時我就不敢相信為什麼,我也不敢相信他們要做這樣的手腳,而且也不敢說這個情況。”

*金瓶掣籤後*
金瓶掣籤上的舞弊成為壓倒阿嘉仁波切的最後一根稻草。在信仰與政治間掙扎多年的他在1998年底秘密出逃,遠走美國。他終於鼓起勇氣講出事情的真相。

阿嘉仁波切:“我想這個應該說出來,為什麼呢?一個政府,像中國,正在走向一個比較正規的、這樣一個法律軌道的國家,應該要去公正地去做一件事。這件事應該不能再出現,所以我想說。”

金瓶掣籤一個星期後,堅贊諾布在戒備森嚴的紮什倫布寺舉行了坐床典禮。隨後他被送到北京,向江澤民敬獻了哈達。他沒有按計劃返回西藏,而是被永久地安頓在北京懷柔的一樁豪華別墅中。別墅的前主人是因為貪污罪被免職的前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

反對金瓶掣籤的恰扎仁波切1997年被西藏日喀則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六年,罪名是“同境外分裂勢力勾結並洩露國家機密”,2002年刑滿後下落不明。

根敦確吉尼瑪這個流亡藏人和國際組織所稱的“世界上年紀最小的政治犯”始終不知所踪。中國官員說,他和其他西藏孩子一樣快樂、滿足地成長著。外國政府和人權組織的探視要求一再被拒,中國政府回應說:他們一家人不想被打擾。

*達賴喇嘛:轉世與否取決於西藏人民的意願*
李江琳:“我在藏區旅行時去了三個省:四川、甘肅和青海、20多個縣。每個縣我都去過一些寺院,包括一些像塔爾寺,拉卜楞寺這樣的大寺院。還去過一些沒有遊客的小寺院。這些寺院裡面全有十世班禪喇嘛的照片,但是沒有十一世班禪喇嘛的照片,一個都沒有。我突然注意到這一點,然後我就開始一個一個的寺院,專門注意這一點,發現一個都沒有。他這個缺失本身就說明了問題。”

艾略特·史伯嶺:“我以前去過西藏, 我問他們這是班禪喇嘛嗎?只有兩個回答。一個是:'不是,這是中國的班禪喇嘛';一個是:'我不能說,他們不准我說'。除了那個之外,沒有人說:'對,這是班禪喇嘛'。所以我敢說,多半的藏族不承認他是班禪喇嘛。”

2015年4月25日,這一天是根敦確吉尼瑪26歲生日。他的容顏在人們心中卻永遠地停駐在6歲時的模樣。沒有人知道,已經成大成人的他如今相貌如何,又或者,是不是還在世間?

艾略特·史伯嶺:“未來他們要做同樣的,他們要確定自己的達賴喇嘛。下一世達賴喇嘛。”

李江琳:“中共想要藉十世班禪喇嘛的轉世靈童來形成一個先例。整個的靈童過程是由我們來選的,以後下一世達賴喇嘛也是我們來選。這就是所謂的'宗教主導權'就由我們來控制。控制藏傳佛教的主導權這一點從50年代開始就一直在做,但是始終沒有真正的成功。”

達賴喇嘛本人近年來多次公開表示,未來是否還有第十五世達賴喇嘛取決於西藏人民的意願。如果藏人認為不再需要,他可能成為最後一任達賴喇嘛。這番言論激怒了中國政府。他們再度指責他背叛藏傳佛教,並多次警告說,達賴喇嘛必須轉世,並且要依照中國政府定的方式來轉世。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認為,如果中共官員如此熱衷輪迴轉世,他們為何不先去找找毛澤東、鄧小平的轉世?

這遠非是找尋一兩個藏人孩童的故事,它承載著600萬藏人的過去、今天和未來。

這個故事還在繼續……






2016-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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