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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時事評論

丹增德勒仁波切案2002-2003年日誌(下)

作者作者:唯色




丹增德勒仁波切案2002-2003年日誌(下)好不容易找到L。前次打到雅江,說L去了西藏,王笑說L拿不到簽證,難道要從西藏把喇嘛們偷運到印度不成?結果這次說他在理塘,並告訴我他新的手機號碼。這L也夠神秘的。給L打電話。他很高興,但一聽說要請他為活佛這個案子幫忙,並且提供洛讓鄧珠的親屬,他就有點遲疑了。但他還是答應去找找看。

2002年12月22日
給L打電話。L找到洛讓鄧珠的親屬。

2002年12月23日
給L打電話。L也害怕。轉告我不要讓別人知道他在幫助做這件事。
給塔貝打電話,讓塔貝找洛讓鄧珠的孃孃。找到。但被拒絕。

2002年12月24日
給塔貝打電話。塔貝說洛讓鄧珠的孃孃表示不肯簽字。他勸說了兩個小時,還是不答應。

2002年12月25日
給塔貝打電話。一找翻譯,二找洛讓鄧珠的母親或者姐妹。他答應找一個通藏漢語的翻譯,但是對找洛讓鄧珠的親屬表示不可能。他說,你不知道,人跟人不一樣。他們害怕得要死。這些人壞得很。我一點辦法都沒得。

給H打電話,說到這件事,正在成都忙碌旅遊項目的H很緊張。他說,這個案子深得很,你無法想像。又說這是甘孜州自從1959年“叛亂”之後最重要的一件大事。但是他不肯說詳情,說以後再告訴我,我說到那時候這事情已經成了涼拌。但他還是不說。

H說,你要找翻譯,只有依靠他們的親戚,沒有一個公職人員會敢做這件事的。

H說,洛讓鄧珠的家裡窮得很。

在網上看見一句話:“一個民族的集體失語是這個民族的悲哀。”確實如此。

我也捐款。1000元。但我化名了,我簽名也化名了:茨仁曲珍。我出於怎樣的顧慮呢?就像H說過的,我也是一個公職人員。

2002年12月26日
一大早,王跟兩個律師事務所聯繫,要去付律師費。兩個律師事務所都不說要付多少,但王還是堅持一定要付。他決定給每個律師事務所3500元。電話中,祖樺認為基本是這個數。

王下午回來。說兩個律師事務所都對這個案子有興趣。錢已交。但是錢肯定是不夠的。是否可以徵集捐款呢?這樣就會有國外捐款的。但會不會被認為有問題呢?

後天上午去見張思之大律師,諮詢這個問題。

郝冰捐款1000元。柳青捐款2460元。

王給王怡打電話。王怡同意到時候陪同張老張律師去康定。王還讓王怡轉告在民院當老師的肖雪慧,請她幫助找一個通藏漢語的老師或者學生。

2002年12月27日
早上十點,王去見紐約時報的那個會說漢話的記者。回來後告訴我,那個老外要去雅江。這倒是有意思,看來這個案子將是一個令世人矚目的案子。

王收到一封信。他說,有人在說阿安紮西的案子沒有錯。我問他,是不是別人罵你了。他說是。

中午D打來電話,只有一句話,說兩個人都上訴了。我反問他,是兩個人嗎?他說是,就放了電話。
王取錢。說明天要交給張大律師一萬元,作為他們去成都和康定的費用。這不是辦法,僅僅靠他或者幾個人,錢哪裡足夠?必須另外想辦法。

王給成都的唐琦打電話。唐琦是廖亦武的朋友,是一個老闆,他表示可以給張大律師去康定找車,找不到就租車,租車的費用他出。

2002年12月28日
•又見張律師
還是那個時間,那個地點,第二次見張大律師。這次多了一個人,蕭瀚的女友。

張律師說下個月5日就去成都,然後去康定。還說四川省高法已經打電話通知他們可以閱案卷。而且還說可以委派翻譯。看來對方似乎很合作。如果真的是這麼合作的話,即使真相是如他們所說,但只要給一個公開的、透明的結論,讓所有人口服心服,那也就沒說的,但是不是這樣呢?

王交給張律師一萬元。王說,如果需要多跑幾回,而且如果再加上洛讓鄧珠的案子,這個錢是不夠的,能不能在網上徵集捐款?如果這麼做,會不會被認為接受境外捐款是違法的?

張律師表示不必考慮律師的費用。他也不說通常請律師需要的費用是多少。他說不必管這些。不過境外捐款並不存在違法的問題。

我給張大律師獻哈達。他挺高興,好像有點激動,說這是他平生第二次接受哈達。

這個季節去成都和康定,無疑很難受。康定更冷,又颳風,卻沒有暖氣,而且還有2600米的海拔,加之要在那麼差的道路上顛簸,75歲的張律師能否受得了?我又感動又擔心。那麼多藏人,有誰在為一個天大的冤枉這麼做?西藏人應該感謝張思之張大律師。

王向張律師詳細講述了丹增德勒仁波切的經歷,以供參考。張律師聽得很認真。

蕭瀚的女友發現大廳裡有人很密切的關注著我們。難道有人監視我們?

後來當我們準備離開時,張律師說讓我們先走,他要留下來觀察有誰跟我們一起走。於是我們起身。這時,我們身後的兩個人,其中一個也趕緊起身,另一個叫服務員結帳。這兩人都是男人,看上去就不像好人。

那個斜著眼、叼著煙的高個男人一直跟我們走出飯店。坐上祖樺的車一直到西單,發現還是有車跟著我們。

•電影《英雄》
中午1點,我和王在勝利電影院看《英雄》。
看完之後,對這部在網上挨駡很凶的電影,倒也沒有跟著噁心。因為這電影首先還是一部形式化的電影,既然形式化,那麼只要有美感即可。但這部電影傳達的思想卻不敢苟同。為了天下,為了穩定,就有理由鎮壓不穩定的因素嗎?那麼,不管丹增德勒仁波切有沒有搞爆炸案,總之都是錯誤,是這個意思嗎?

從這點來看,《英雄》太可怕。

•X電話
晚上,X電話。說雅江盛傳洛讓鄧珠已被槍斃。說縣裡已派工作組去各鄉,告訴鄉民不要聽信國外的報導。

太慘!太慘!

•關於張思之先生
王寫關於張大律師為丹增德勒仁波切擔任律師的消息。我掃描張律師寫的“魏京生案辯護紀實斷篇”。很晚才做完這一切。王連夜發往多家網站。

2002年12月29日
•網上消息
早上王上網。見“新世紀”已發關於張思之先生作阿案律師的消息,以及張律師的文章和照片。不知網上反應如何,不知國家機器反應如何。

2002年12月30日
•突變
早上八點過來電話。王很驚訝的聲音。原來是另一個律師李會更打來的。他說四川法院突然通知說,阿安紮西在17日已委託甘孜州的兩名律師。這是什麼意思?難道我們這方的律師就此無權再去過問,更別提辦理這個案件?這是一個突如其來的變化。肯定有鬼。王立即去郝阿姨家打電話給張律師。

王回來後,告訴我這果然說明了這個案子有隱情,用張律師的話來說,百分之百有問題。而且張律師說,他們這麼做很拙劣。

困難降臨了。趕緊給理塘那邊打電話。

•給塔貝打電話
找到塔貝,剛開口說他們通知我們,活佛已經自己找了律師,塔貝就叫道,這是吹牛。他們吹牛,活佛絕對不可能這麼做。

當然我們都知道這其中有詐,但得趕緊想辦法。我對塔貝說。

塔貝說,三天前,理塘公安局找過他,對他說,你們自己去找了北京的律師,這是不應該的,這樣做會給你們帶來麻煩,你們小心一點,後果自負。雖然塔貝說他們沒有罵他,但這分明是威脅和恫嚇。我問塔貝怕不怕,他說不怕不怕,人家漢族都在幫我們,我怕啥子?我告訴他張律師已經是75歲的老人,驚訝得塔貝大聲歎道:阿嘎嘎,阿嘎嘎。

塔貝又說,阿佳,我們想的話,你能不能給我們當翻譯?我一驚。說我的藏話不好。塔貝說,不要緊,你的話我們懂,就你當翻譯,可以不?我說以後再說這件事,現在要趕緊想辦法。

告訴塔貝,中午我們發傳真給他。

•我也害怕
我當翻譯?我想了想,的確,如果我去,無疑會起很大作用,至少丹增德勒仁波切看見我就會有信任感。我對王說,王表示同意。但如果真的去,就得離開王那麼多天,還不如我倆都去,王聽後沒有異議。他說,丹增德勒仁波切看見他就會有信心。

但我說,我還是有點害怕。這是真的,我確實有點害怕。王問我,你只要不想當官沒有什麼好怕的。這倒是。我並不想當官。

王說,看看,你們藏人給嚇成什麼樣子,沒有一個站出來說話。當然他說的不是海外藏人。我說,那我就站出來吧。我還說,我將是一個多少被動的英雄。

是的,我不想當英雄,不想當烈士,我不願意做劉胡蘭。可是,他們逼得我不得不如此,我也無法。
中午出去吃飯。坐在王的自行車後座上,王說,藏人其實依賴性很強。國外藏人也一樣。除了幾個少數的,像達賴喇嘛,洛地,桑東仁波切,其他的藏人都有依賴性。這一來是好事,沒有那麼多不同的意見,便於帶領,但也不是好事,沒有自己的主見。王說我的依賴性其實也很強。

王要我寫一本書。關於丹增德勒仁波切這個案子的全部。

•給塔貝發傳真
中午兩點半給塔貝發傳真,是王起草的以丹增德勒仁波切親屬的口氣寫給四川高法王法官的一封信,讓他們在這封信的末尾填寫自仁魯魯的名字、住址、電話號碼和身份證號碼,然後傳真給王法官。因擔心塔貝他們不清楚,王又在另一張紙上寫上該做的幾件事,以及王法官的電話和傳真號碼。

塔貝收到,但看不懂漢文,所以又跑去找懂漢文的人,好半天才又給我打電話,說成都那邊傳真不過去,王讓我轉告轉到這裡來,結果幸好傳到我們這裡,我一看又好氣又好笑,塔貝竟然是把那張紙給我傳來了。我急得嚷嚷了半天還是沒有說清楚,只好重新發了一回傳真,這回他明白了。

語言的障礙,想不到在我們同族人之間也存在。

•王和張律師通電話
張律師不抱樂觀,甚至已經悲觀。認為他們既然出此下下策,那說明他們已經不顧一切。這個案子越來越可以肯定,是一個冤案。

張律師說那天在酒店的咖啡廳,差不多有四五個人盯我們。我們走以後,還有人盯他。

•又和塔貝通電話
塔貝說阿珠仁波切希望學漢語,說他在印度學習了十五年。阿珠活佛是理塘縣的一個鄉村裡的格魯寺院的活佛。阿珠活佛為什麼會想起學習漢語?

•收到廖亦武的信

•王繼續寫
就丹增德勒仁波切請律師,必須得繼續寫每一個突變。王一直在寫,他要趕在1點前把文章發出去。讓輿論施加壓力。

2002年12月31日
•王幾乎沒睡
王一直寫到淩晨四點多才躺下睡覺。可是六點多就有電話響,是美國之音的記者要採訪。我聽著他在外屋講突生的變故,竟迷迷糊糊地睡著了。

王幾乎沒怎麼睡。

•菩薩畫
晚上,劉毅和他的女友來。做抓飯。劉毅送給王一幅畫,是他畫的佛畫——“多吉羌”金剛總持。在新年來臨之際看到佛畫真是好兆頭。願佛菩薩護佑我們。

燭光下,王說這個事件對海外藏人的打擊。他們原來因為這次到中國訪問而滿懷希望,不想中共打擊依然不減。

羅藝也來了。他和劉毅也是簽名人之一。羅藝說有自由亞洲電臺的記者採訪他,說王是“辛德勒”。

•2002年最後一天
第一次和王一起辭舊迎新。在心底裡為丹增德勒仁波切祈禱。

我認為這個事件很大原因是當地的從縣至州,或者有部門要置丹增德勒仁波切于死敵。而省裡,如周永康正好需要政績,故而將計就計,製造冤案。原以為十分圓滿,卻不曾想有王揭露他們,豈不恨之入骨?

•王力雄寫關於辦案經費給建議人的信
各位朋友:
「阿安紮西、洛讓鄧珠死刑案」的進展情況如所附報導。按照正常狀況,此種大案聘請辯護律師的費用昂貴,除了付律師報酬,還要交律師事務所。據說僅此費用,一般在數萬至數十萬之間。承接此案的張思之律師和李會更律師所屬的律師事務所只收取象徵性費用——每家3500元,共7000元。

二律師元旦後將前往成都和康定審閱案卷和會見當事人,差旅費預算為1萬元。

前期已經支出的費用共960元,包括與阿安紮西親屬聯絡,尋找洛讓鄧珠親屬,開會和交通等方面的費用。

目前共收到建議人的捐款:
王力雄 3000元
張祖樺 1000元
蕭瀚、陳威威 2000元
浦志強 1500元
另在建議人之外收到捐款 4460元。全部捐款為11960元。
目前尚存缺口6000元。

二位律師這次前往四川,可以大概摸到案情發展的脈絡,如果四川省高法駁回上訴,維持一審判決,也就不需要再花多少費用。如果高法重新判決或要求重新偵察,律師的後續工作會很多,需要多次前往四川,還要為洛讓鄧珠聘請律師,費用可能增加很多,當然那也意味著我們的建議起到了作用。

我的想法是,目前尚不清楚可能的發展趨勢,經費缺口又不是很大,不如先在連署建議書的朋友之間進行募捐,解決律師第一次去四川辦案的費用。這樣做比較簡單,也可以避免過早地牽扯是非。

待二位律師這次赴川得到比較明確的判斷,案件有希望進入重新審理之時,再在更大範圍徵求捐款。
有些朋友經濟條件不好,本來我想有選擇地發這封信,但考慮到讓建議人隨時瞭解情況進展也是應該。如果你有困難參加捐款,請千萬不要為難,你的簽字已經是最大的支持。

2003年1月1日
•淩晨電話
淩晨,自由亞洲電臺的記者打電話要採訪王。睡眠不足的王要求上午10點再說。

•給塔貝打電話
要塔貝打電話找王法官。塔貝打過後告訴我,王法官不在,出差去了。讓塔貝過兩天天天打。

•王見《紐約時報》記者
《紐約時報》記者說他要去理塘和雅江。

2003年1月2日
•塔貝電話
塔貝告訴我,已托人送口信找洛讓鄧珠的母親,讓她來理塘。聽他的語氣似乎很肯定。說就在這兩天到。讓我跟他母親談。

塔貝說他們從國外電臺聽說有很多漢人在幫助他們。

王讓我問公安找他們的時間,原來是星期五的上午打過電話叫他們去公安局,塔貝和自仁弟弟,自仁魯阿一起去的。這兩人分別是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叔叔和堂弟。自仁魯魯的年紀最大,他是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叔叔,也是塔貝的岳父。王說果然,成都的王法官在跟張律師定下安排之後,又跟康定聯繫,結果康定驚慌,慌忙在兩天之內安排了所謂阿安紮西要的律師。

王讓我告訴他們,這是唯一辦法。必須要讓其母親簽名,否則就毫無辦法了。王說,如果真的是這樣,那就是命該如此了。

和阿珠仁波切說話。他想學習漢語,也有這個事件的因素。

2003年1月3日
•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底片
下午去取妹妹托人從拉薩帶來的電腦。裡面有底片,是我在99年去雅江時候拍的。說起來真奇怪,那時候我怎麼會想到今天會跟活佛的命運有這麼密切的關係?一切都似乎是註定。

那底片有一整張。可是,奇怪的是,恰恰我為丹增德勒仁波切拍的個人照片的幾張底片,被類似刀子似的利器給劃破了。王說這是預兆。是嗎?什麼樣的預兆?凶多吉少嗎?

•塔貝說,有個叫王力雄的人來電話
晚上,塔貝打來電話,問我兩個律師的名字。我一一告訴他。他又問我,王力雄是誰?我笑了。我以為他們是在國外的電臺裡聽說的。我說,王力雄就是幫助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人。塔貝說,剛才王力雄給我們來電話。我一聽覺得奇怪,忙問怎麼回事,原來有人冒充王的名字,給他們打電話,找阿珠仁波切,因為塔貝懂漢語,就跟塔貝說,他想瞭解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情況,還說想跟他們在康定見一面。

塔貝很聰明。全說不知道不說,還說你的漢話我不懂,明天給我發傳真吧。還要了對方的手機號碼。那人肯定不會想到老藏民居然還懂傳真。

王在他的記錄中查不到這個人的手機號碼(?)。王讓我不必給這人打電話,以免暴露塔貝。

我又打電話給塔貝,告訴他,以後凡是有人用王力雄的名義打電話,都是假的,除非是通過我轉達的。我說,真正的王力雄就是為活佛找律師、寫文章、到處奔走的人,他是一個作家。結果塔貝聽成了商人,有意思。

塔貝說,明天上午那人會發傳真給他,他就把這份傳真發給我。

•王寫給廖亦武的回信。
其中寫道:
“你問我的問題:抗爭者會留在人們的記憶中麼?其實不必問我,你早有答案。

“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北京舉行五十年‘大慶’。在天安門廣場結束閱兵的隊伍經木犀地撤回軍營,我正好在木犀地。開始市民是站在路兩側觀看,繼而有人鼓掌,接著鼓掌的人越來越多,隨後變成了歡呼,人們擁下人行道,擠在機動車道兩側,奮力地揮手和搖動手中國旗。站在裝甲車和軍車上的軍人,則頻頻向兩側群眾敬禮和揮手致意。

“一九八九年六四那天早晨,我也在木犀地,那時的木犀地如同剛打完大仗的戰場,幾十輛被燒毀的軍車冒著余煙,軍人已經不在,簇擁在一起的北京市民,個個面呈悲色,群情激昂,似乎只要手中有槍,就會向軍隊開戰。

“這兩個畫面現在經常在我眼前重疊在一起。

“有一句話似乎也是昆德拉所說:‘與強權的鬥爭,就是與遺忘的鬥爭’。”

2003年1月4日
給塔貝打電話,得知無人傳真,也許對方已知塔貝與我們聯繫了。

2003年1月6日
晚上蕭瀚和女友來。提出一個想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審理此案,會怎樣?

2003年1月8日
塔貝打來電話,告明後天審判,丹增德勒仁波切絕食兩天(6日開始)。

王給張律師打電話。被告知,李會更律師星期一打電話給成都高法,說王法官出差未歸。昨天未打電話。今天打電話,對方說成都高法院長帶人已去康定,後天審判。

很難過。

塔貝打來電話,說不通。如果聽從我們安排,早早去找洛讓鄧珠母親簽字,或許不同。

王說,只有看審判結果,但對有無轉機不抱太大希望。

2003年1月13日
晚上,妹妹打來電話,說小姑姑告訴她,康定的公安找過她,調查我和王去康定的事情,還把姑姑家和表妹家的電話號碼要走了。還說毛建光(表妹夫)也被問過話。說毛建光的工作被停了。

妹妹很想說我幾句,但被我擋回去。我說,你知道什麼?!

我馬上給小姑姑打電話。姑姑起先有點不高興,但聽我說這事情跟你和表妹都沒有關係,你們什麼也不知道,她也就多少放下心來,把經過告訴我了。

姑姑說,上午,州公安處的兩個人,一漢一藏來家裡找她,問我去康定的事情。先問她是不是有個侄女,從拉薩來。又問跟誰一起來。叫什麼名字。姑姑說是我的男友。名字不知道,姓王。問從哪裡來。說是關外,稻城,雅江,坐客車來的。問在表妹家住了多久,幾個月嗎?姑姑說,就住了幾天。這之前住在哪裡?姑姑說,東關上的接待辦。還問我在康定都有些什麼熟人?姑姑說,同學,朋友,多得很。姑姑提了幾個名字。還問我們離開康定是誰送的,姑姑說,好像是她的同學。等等,然後要走了姑姑家、表妹家和我家的電話。

姑姑說,毛建光是在這之前被調查的。是縣公安局的局長帶了幾個人,把他從新都橋叫來問的。問他家被誰住過?說是有人在他家上網。他們從上網使用的電話號碼上查到的。

2003年8月(具體日子當時未記)
王力雄收到一封從印度發來的電子郵件,寄件者自我介紹是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弟子,在印度學佛。他說塔貝被捕,被甘孜州當局判了5年刑。

其實這之前,我給塔貝家多次打過電話,那邊先是不說,後來再不接電話。塔貝僅僅因為替做幾句翻譯就被判這麼重的刑,令人憤怒!無言!

2002年12月至2003年8月,於北京





2015-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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