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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時事評論

中共御用的「藏學家」無法掩蓋的事實

作者作者:桑傑嘉




中共御用「藏學家」們仿佛集體失去記憶,他們的「年曆裡面沒有1959年」,沒有中共武力鎮壓西藏抗暴運動迫使大批藏人流亡從而使西藏文化——西藏佛教走向世界的事實,而且有意識地不提西藏佛教在世界文化和科學發展中作出偉大貢獻的達賴喇嘛尊者等各位高僧大德;而且還無恥地說:「——半個世紀後藏傳佛教的僧侶們已全然沒有了他們前輩的樣『誓願』,反而走出國門,面向西方,以開拓他們新的領地。」但無論他們怎樣遮掩、隱瞞與回避,也無法掩蓋舉世公認的事實。

西藏作家唯色的《中國藏學家不說的是什麼?》摘選的推特網友的推文這樣寫的:「其實,在中國目前的大環境下,寫任何關於西藏的真實歷史或現實,都是政治不正確的,也不大可能在媒體上發表,所以他們要麼不寫,寫出來能發表的,幾乎可以99%確定是有問題的。」這絕對不是誇張,中國的「藏學家」們總是要掩蓋一些事實,其方法五花八門,真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更可怕的是並非個別「藏學家」。在內容上看也不一定是歷史、政治等所謂的「敏感」問題。

下面要談的是這位中國「藏學家」以及有一大批藏學家突然失去記憶,包括總策劃人等等。他們的「年曆裡面沒有1959年」,沒有中共武力鎮壓西藏抗暴運動而迫使大批藏人流亡從而西藏文化——西藏佛教走向世界的事實。而且有意識的不提西藏佛教在世界發展作出偉大貢獻的尊者等諸高僧大德。莫名其妙西藏的僧侶們從雪山上走下——而且還無恥的說:「——半個世紀後藏傳佛教的僧侶們已全然沒有了他們前輩的樣『誓願』,反而走出國門,面向西方,以開拓他們新的領地。」

這位「藏學家」叫黃維忠,他的《佛光西漸——藏傳佛教大趨勢》一書列入[藏傳佛教文化現象叢書]。如該書內容提要所言作者:「首先回顧了西方人探尋藏傳佛教的歷程,隨後展現 了藏傳佛教在歐美傳播的艱辛與輝煌。」回顧西方人探尋西藏佛教的部分整理的較完整,不必要「遺忘」或者篡改,(因為大部分內容已經在中國公開出版的資料)問題就在展現西藏佛教在歐美的傳播這一部分。作者故意主次顛倒、篡改事實、矇騙讀者。如果這僅僅是作者一個人的問題,還可以說作者畢竟受環境、資料等的限制,但是,當你讀完該書的《後記》時,你的想法不得不發生一百八十度的變化。不僅僅是作者故意顛倒主次、篡改事實、矇騙讀者,而是一群「藏學家」,其中一些還是頂尖的「藏學家」。

該書特別感謝中這樣寫道:「王堯教授,不僅為本書提供了相當豐富的資料,還為本書的寫作提出了恰到好處的建議;四川省藏學研究所唐家衛所長、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羅潤蒼、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伍昆明教授、中國藏學出版社高淑芬老師、李燁老師——還有叢書的總策劃者班果、李清——」等等學者、專家給予了指導,所以,作者感謝。

無法知曉由於這些良師的「英明」、「恰到好處」的指點或者作者的自作聰明,總之,該書不僅顛倒西藏佛教在西方發展的主要原因和歷史背景等、甚至乾脆「不說」一些重要歷史事件以及重要人物。西藏佛教在西方的廣泛傳播絕對繞不開的兩個最主要的問題是:

第一,1959年中共全面佔領西藏,並對西藏自由抗暴運動進行了武力鎮壓後,迫使以西藏政教領袖為首的數萬計的藏人流亡印度、不丹和尼泊爾,藏人帶著西藏文化、西藏佛教開始了在全球的流亡 。第二,西藏佛教在西方發展與達賴喇嘛尊者有著直接關係。如果避開這兩個最主要的問題無從談起西藏佛教在西方傳播與發展。

「藏學家」與1959年
《佛光西漸》的作者對1959年中共全面佔領西藏,並對西藏自由抗暴運動進行了武力鎮壓後,迫使以西藏政教領袖為首的數萬計的藏人流亡印度、不丹和尼泊爾等國事實隻字不提。不管你堅持什麼政治立場、意識形態,談論西藏佛教在西方或者在西藏之外的發展無法繞開這一重要歷史事實。但是,黃維忠和他的良師們有辦法——「不說」。實在繞不開——1959年,就含糊其辭「從雪山走下的僧侶們」為標題。一段西藏歷史上前所未有重大事件——國家被佔領,人民和政府流亡,從此拉開了繼承和發揚西藏文化大業的壯舉。以及真因為如此,西藏佛教也伴隨流亡藏人開始在東西方各國傳播,堪稱人類史上的奇跡。但是,在中國「藏學家」 眼裡成了僧侶們無緣無故地從雪山走下來,走出了「國門」。如此重大事件就這樣隨意篡改和取而代之了,但是,不難看出作者自己也覺得這太不符合事實,所以在「恰到好處」的指導下,又用連花生大師的預言——於是乎「他們出現在西方了。在美國的紐約、法國的巴黎、英國的倫敦——」。

對於作者來說「問題」還沒有解決,因為接下來還有「傳播藏族文化的使者」,要例舉一些西藏的佛教學者和高僧大德。而且,畢竟是「藏學家」不能道聽途說,但是,問題是例舉的高僧大德、學者們全是1959年或者之後流亡的藏人。「藏學家」又得想辦法「恰到好處」的處理1959年。

在《佛光西漸》「傳播藏族文化的使者」章節中例舉的第一位是南喀諾布仁波切。在南喀諾布仁波切的介紹中「沒有1959年」, 《佛光西漸》中這樣寫的 :南喀諾布1938年出生在西康省(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縣龔埡小頭人俄窮的家中。——「(南喀諾布)——-1954年應成都民族學院之邀,年僅17歲的南喀諾布赴學院教授藏文。4年後,他們全家遷居拉薩,南喀諾布又入三大寺學經一年。20歲到錫金——」。

眾所周知4年後是1958年,這個年代去拉薩是非常不尋常的事。特別是仁波切的家鄉德格遭到中共武力鎮壓,藏人已經處在家破人亡、水深火熱之中。迫使大量的藏人逃亡拉薩,而且是全家或者整個部落逃亡,最後流亡印度、尼泊爾、不丹等國。如此重大的事件在作者說來是「全家遷居拉薩」、然後無緣無故地「20歲到錫金」。

邦龍活佛(仁波切)也是《佛光西漸》中的介紹的西藏文化使者。邦龍活佛(仁波切)「1939年出生在四川巴塘。7歲入寺,9歲到拉薩沙拉寺學法,年僅18歲就獲得了拉然巴格西學位。1960年,他應邀到德國的巴州科學院中亞研究委員會從事古藏文字典的編纂計畫。」作者繞開了1959年。

禪定之王噶魯活佛(仁波切)是《佛光西漸》中描述較多的仁波切,但是,同樣「沒有1959年」。「噶魯仁波且離開西藏出國的第一站是不丹——」。播撒福音的人——曲揚.仲巴仁波且:「1963年,他在印度待了4年之後——」。還有作者花筆墨最多的意希喇嘛同樣「沒有1959年」,更「不說」為什麼離開西藏。只說「25歲時,意希喇嘛離開拉薩。一個月後他來到了印度——」

實在無法躲過1959年的作者也有辦法。如薩迦法王吉達.達欽薩迦,「1959年,他隨同他的家人到印度——-」。塔通活佛(仁波且):「1959年,他經不丹、印度到錫金——」。甚至在附件一《第十六世噶瑪巴簡要生平》中同樣:第十六世噶瑪巴「1959年離開西藏前往錫金——」。

作者對1949年開始西藏「世時翻轉」人民遭受了史無前例的災難。迫使薩迦法王及家人流亡印度。塔通仁波且從西藏安多果洛逃亡拉薩,再從拉薩流亡印度。第十六世噶瑪巴帶著他的家人在拉薩抗暴事件前幾天匆匆離開西藏流亡,西藏噶廈政府特別發佈檔,要求西藏境內軍民一路上提供幫助,最後第十六世噶瑪巴經不丹抵達印度等等歷史事實全部刪掉。

掩蓋事實並非很容易的事,更不是永遠可以掩蓋住的。特別是《佛光西漸》這樣的課題,躲不過1959年以及達賴喇嘛尊者。因為作者不能照抄中共官方的說法——極少數「西藏上層反動分子有預謀、有計劃、有步驟」的「叛亂」。作者心知肚明西藏佛教在西方的傳播跟「西藏上層反動分子」套不上關係,作者介紹的佛教使者們並非中國政府和藏學家們說的「西藏人」(中國藏學家們的西藏指中共所謂的「西藏自治區」不包括西藏三區),也不是「上層人士」。說是「反華勢力」更是風馬牛不相及。所以,作者只能「不說」或者模模糊糊。

但是,「1959年,始終是一把刀子,割裂著藏人的心。那一年,他們開始了背井離鄉。很多人倒下了,老人、孩子、壯年男女……。剩下的人仍然走著,朝著陌生的國度:那裡沒有房屋可以居住,沒有工作可以賺錢,甚至沒有食物可以填飽肚子。但是,那裡是西藏佛教的源頭,那裡,有他們精神的峰巔,流浪中的法王,只要和他在一起,生命才有了品質。

6月底時,幾乎二萬藏人逃離了他們的家園,這是數批大量出逃的第一批難民,最後達到了十萬人。一方面,那些緊靠邊界的人們被迫去翻越那些世界上 海拔最高、荒無人煙的山口。另一方面,從康區和安多來的其他人,則一路上艱苦作戰,歷時三四個月,才能殺出一條生路。這些人當中死去的甚多,有一批倖存者 共一百二十五人,他們於6月份抵達阿薩姆邦,而他們出發時共有四千人。」(注1)因此也就有了「西藏的不幸,卻是西方世界的大幸」這一說。

用手遮蔽太陽
達賴喇嘛這個名字在西方是家喻戶曉。西藏佛教在西方的傳播、發展以及影響無法不談西藏領袖達賴喇嘛 ,不管喜不喜歡,事實擺在眼前,除非你否認事實。就如中國作家在《達賴喇嘛對西藏文化和人類的貢獻》寫的:「否定達賴喇嘛尊者對西藏文化的貢獻,就否定了一個時代。」(注2)

達賴喇嘛尊者對西藏佛教在西方的傳播的直接關係主要有兩點:第一,在流亡社區搶救西藏文化、宗教並發揚光大。第二,達賴喇嘛尊者個人以佛教理論的實踐以及非凡的智慧和慈悲等個人魅力贏得世界的肯定。以上兩點直接影響了西藏佛教在西方的傳播、發展。

達賴喇嘛尊者1959年3月流亡印度之後, 開始建立流亡政府,宗教與文化部是流亡政府最早建立的部門,其職責是搶救瀕臨滅絕的西藏文化。並設立巴薩曲噶,讓一千多名高僧大德在這裡開始搶救佛法經典,保護西藏各大傳承的經典、傳承繼承和發揚。後來在印度南方重建西藏三大寺(沙拉、甘丹和哲蚌寺)、開辦各佛學院、大學、現代學校等。而且,達賴喇嘛堅決提倡各大傳承和諧共處,相互學習,更使西藏佛教在印度為主的流亡社區蓬勃發展。在西藏流亡政府宗教部登記註冊的西藏佛教寺院近三百座,三大寺的僧人近兩萬人。這些寺院的上師們在西方傳播佛教、創辦中心,西方人士在這些寺院裡學習佛法皈依佛門。

達賴喇嘛尊者自己學習西藏各大傳承的佛法經典,而且實踐佛法理論。24歲獲得拉然巴格西學位,流亡印度之後繼續研究佛法經典拜諸成就者為師聞思修行、清淨戒律、轉大法輪、吹大法螺、擊大法鼓、弘法利生,加上尊者與生俱來大慈大悲的本性,無數的東西方信徒不由地跪拜在尊者足下。

另外,達賴喇嘛尊者博大的胸懷海闊天涯,大膽創新,沿者西藏智者更登曲培的足跡首次公開提出佛教與現代科學對話,而且堅持三十多年。更大膽地提出現代科學課程引入西藏寺院,提倡西藏僧侶學習現代科學。以上這些創新對於宗教界來說一件震撼的開創,對科學界也是大開眼界。因此,達賴喇嘛尊者也成為歷史上第一位在美國神經科學學會年會上發表演講(2005年 11月12日)的佛教人士。這些前無古人的開拓使西方對西藏佛教產生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由於達賴喇嘛尊者提倡佛教核心價值,在全球宣導非暴力、慈悲、寬恕、大愛和宇宙責任而獲得世界肯定——榮獲諾貝爾和平獎。1989年諾貝爾評審委員會是這樣評價:「達賴喇嘛因為尊敬所有的人類而發展出一套自己的和平哲學,立足於這個擔負全世界責任的哲學概念上,達賴喇嘛擁抱所有的人類,以及自然。」

達賴喇嘛提倡跨越信仰,跨越種族、跨越國界提倡和平、愛和慈悲。「達賴喇嘛把佛法的智慧轉換成現代語言。」他提出:「我們可以拒絕任何宗教、意識型態和所有的約定俗成的知識,卻絕對無法逃脫愛與慈悲的必要性。」

達賴喇嘛尊者的巨作,這裡指的是內容與佛法無關的著作《紐約時報》排行榜暢銷名作、全球暢銷書《快樂》(The are of happiness) 、《工作更快樂》以及《相對世界的美麗》(The universe in a single atom)、《新千禧年的心靈革命》等等,對西方的影響無與倫比。

就如一位臺灣學者推薦達賴喇嘛著作時寫的:「就在達賴喇嘛淺白卻奧義深蘊的字裡行間,如沐春風般地領受這萬殊一本的法要洗禮後,我懷著喜悅把這本書介紹給所有的讀者。」

達賴喇嘛尊者在西方世界演講時的爆滿場面,數萬計信眾沐浴法雨甘露之泱泱法海。臺灣學者研究發現:「1979年他(達賴喇嘛尊者)訪美期間在美國各大學演講佛教義理,從此,美國大學開授佛教課程的就逐年增多,由此可見他的魅力與影響度化深遠,真有風行草偃的德望。」(注3)臺灣佛教界對達賴喇嘛尊者的評價:「達賴喇嘛來台弘法,不但是轟動全國,而是轟動全世界,這不只是民國八十六年我國佛教大事,也是近代中國佛教史上的創舉。」(淨心長老)「這六天短促的弘法行程,一路留下的足跡,仿佛是示現人間菩薩腳印,如雪泥鴻爪般,令人彌足珍貴。」(覺光法師)

香港人是如此評說達賴喇嘛的:「佛和人聯繫在一起;佛性和人性聯繫在一起;上師、智者、聖人和平凡人聯繫在一起;古老的宗教和現代的民主聯繫在一起;東方和西方聯繫在一起——這就是達賴喇嘛和他的魅力。魅力的核心是慈悲和愛。」

說到臺灣,我們再看看與《佛光西漸》同期在臺灣出版,並且有臺灣官方部門「審訂」卻開門見山:「一九五九年達賴喇嘛與各寺院眾多喇嘛僧出亡,流落世界各地,引發西方對藏密的興趣。」(注4)

對達賴喇嘛尊者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給予極高的評價:「這是達賴喇嘛個人以及西藏人的光榮,也是全佛教界以及全人類的殊榮。——同時這也是佛教界的殊榮,他心中的理念,即是佛陀教義的精華。佛教界找到了世界性的代言人,能直接把他的想法,用英文向西方聽眾演說。」(注5)還對達賴喇嘛尊者個人是如此肯定:「不僅是西藏尊崇的精神領袖,也是當今稀有難遇的精神導師,他的舉手投足、一言一行都堪為生民表率、人天師範。其振聾發聵的獅子吼,在熱惱逼迫的苦海中,更是滋潤眾生心田的清涼甘露,必能點化眾生迷夢,指引人生的光明出路。」

這一切,對於中國「藏學家」們來說卻不值一提。這就是謊言與真相的區別,也是「中國藏學家」與其他國家和地方的藏學家的差別。

《佛光西漸》對在東西方影響巨大的索甲仁波切(又譯索嘉仁波且)也躲躲閃閃,沒有如實介紹。索甲仁波切以個人的佛教研修加上他的巨作《西藏生死書》在東西方具有極高的聲譽。他對西藏佛教在西方的傳播具有無可取代的影響。不說專家學者的評價,看看銷售破紀錄的《西藏生死書》「至今以三十種語言在五十六個國家印製了二百萬本。」而且,該書在「醫療及宗教學院、團體及解構所採用,護士、醫生及醫療保健專業人士們廣泛地使用。」

也許有人會說,我對作者太苛刻,作者畢竟在大牆裡面限制很多、有他的難處和不便。但是,親愛的「中國藏學家們」——你們這樣一步一步地篡改西藏歷史事實,對西藏民族造成了多大的傷害,你們想過嗎?你們體驗過嗎?你們「恰到好處」地為自己獲取名利,但這是以篡改歷史事實和誤導讀者為代價的。

其實,中國的「藏學家」們並非不知道1959年發生了什麼,也清楚達賴喇嘛尊者以及他在西藏佛教在西方發展的貢獻,更清楚達賴喇嘛尊者在佛教界的權威性,(有關達賴喇嘛尊者個人和著作在全球的影響除了中國境內剝奪了知情權的普通百姓外,包括中國的藏學家們非常清楚)所以,《佛光西漸》在「輪回的證據」中需要公認和權威性時:「達賴喇嘛說,轉世的主要證據,永遠必須從孩子身上表現出來。這句話可謂一語中的,道破了轉世靈童的奇特之性。」證明了我的要求並非太高,只要求他們說事實與真相。(2014年4月2日)

注釋:
1、朱瑞:《達賴喇嘛對西藏文化和人類的貢獻》2009年出版;
2、朱瑞:《達賴喇嘛對西藏文化和人類的貢獻》2009年出版;
3、莊耀輝:《達賴喇嘛:我是一個平凡的僧人》民國86年出版,P52;
4、莊耀輝:《達賴喇嘛:我是一個平凡的僧人》民國86年出版,P127;
5、莊耀輝:《達賴喇嘛:我是一個平凡的僧人》民國86年出版,P198。





2014-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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