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马英九总统就职时，表示与胡锦涛就‘中国’作为概念的了解没有分歧，分歧只是生活价值等问题。达赖喇嘛在代表与北京会面后，也重申不是要西藏独立。不过与此同时，台湾依然希望以独立身份加入联合国，无论使用什么名字；西藏既然要求最大自主性，自然也主观希望有国际社会背书。其实没有土地、甚至没有主权，是否就不能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有没有可能让台湾、西藏得到联合国独立成员身份，而且还要由中国提名？理论上，可能性是存在的，历史也有这样的先例。


      联合国在一九四四年筹备时，美、苏双方对主权的定义，就翻来覆去，作出连串讨论。按照罗斯福原来的设想，联合国成员必须是有主权、有土地的国家，而且必须涵盖所有大国，以免重蹈国际联盟失败、间接导致二战爆发的覆辙。苏联却要求对主权弹性演绎，因为理论上，苏联本身只是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身份介乎联邦与邦联之间。既然苏联当时有十六个加盟共和国（在我们今天熟悉的十五国外，还有一个后来被降级的卡里利亚—芬兰加盟共和国），斯大林原来希望它们可以全部成为联合国始创国；与此同时，苏联则为凌驾它们之上、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须知整个否决权的制度，也是苏联提出的。换句话说，斯大林在搞霸权的背后，其实也提出了一个‘两级国家制’，认为美、苏、英、法等大国可以凌驾一般国家，那些‘一般国家’的主权可以是独立的、也可以属于上述大国的‘重叠主权’，两种身份都可以加入联合国，毋须非黑即白。


      因此，苏联也支持当时没有完全独立的殖民地、自治领成为联合国创始成员，这固然有现实考虑（这些成员较易倾向苏联），但也符合上述理论基础。最终，在讨价还价下，只有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成功入联，让苏联事实上有了三票；此外，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印度、还是美国托管地的菲律宾，都成为联合国创始国。换句话说，当时的乌克兰人、白俄人、印度人和菲律宾人，在联合国都有了两个代表，因为苏、英、美三国的议席理论上也包含了它们。在印、菲独立、斯大林死后，主权在联合国的定义依然有一定弹性，例如在太平洋、西印度群岛一带的微型国家大举独立时，就有提议它们只应以一个类似‘微型国家联盟’的身份加入联合国，以免得到不成比例的影响力，这也是‘两级国家制’的变种。


      不过，自从苏联解体，重叠主权的案例就不再在联合国出现了，世界对主权的演绎变得越来越绝对、越来越没有弹性，成了零和游戏。例如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不能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但其实它的身份，和独立前属于美国的菲律宾只是大同小异。又如分别在八、九十年代加入联合国的北太平洋岛国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马绍尔群岛和帕流共和国，原来的身份都是美国托管地，它们在一九八六年和美国签署‘自由组合条约’时（这是国际法的先例），还不能名正言顺加入联合国，各国也不敢把它们当国家看待，怕美国不高兴。直到国际法专家多番向美国求证，确认三国能拥有独立主权，联合国才敢接受它们，尽管它们作为美国附庸的身份，乃众所周知。


      有趣的是，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推展，和欧盟一类区域超国整合（Supra－national）组织的出现，当年斯大林提出的‘两级国家制’，已越来越接近现实。一些现在不可能实现的做法，在数十年后，可能变得顺理成章，因为那时国际法对主权的概念，不可能和今天一模一样。


      近年开始有学者提出让欧盟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法则降级为普通成员，或起码让欧盟主要成员轮流成为常任理事，而不是让影响力日益下降的英、法垄断欧洲代表权。也有人想过让美国五十州同时成为联合国成员，并保留美国的常任理事国身份，以反映其足以抵销五十国的国际影响力。苏联解体时，要是独联体、而不是俄罗斯继承苏联的常任理事国位置，当年斯大林的‘两级国家制’就会变相重现。


      根据同样假设，中国说不定有一天亦可比照白俄、乌克兰模式，提名西藏、台湾等加入联合国，只要它们接受中国的整体概念、承认属于一个中国，那就是在国际社会确立了概念中国的版图。


      根据同一逻辑，中华人民共和国甚至可将现在的常任理事国席位持有者改为‘中国’，继而再多提名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联合国会员、由同一政府控制，从而得到类似当年苏联在联合国的地位，也许还能将新加坡、蒙古等，吸纳为概念中国的成员，无论其身份是联邦、邦联，还是什么。


      这些假设，在国际法未被修正前，目前自然没有实现的可能，但对下一代领袖来说，有了这样的视野，再集中发展经济，相信会比现在容易。■



      沈旭晖，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助理教授、国际关系研究室主任，研究方向为中国民族主义与外交、反恐、中美关系、香港涉外关系等。耶鲁大学学士及硕士、牛津大学博士，香港Roundtable社会科学网络名誉主席。学术著作有《Redefining Nationalism in Modern China》等，非学术著作有《国际政治梦工场》等。